《重返艳阳下》阿姆斯特朗自传

醉也无人管

重返艳阳下～阿姆斯特朗自传

－作者：（美）阿姆斯特朗 著，路旦俊 译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日期：2004-8-1

        作者简介：冠军车手兰斯·阿姆斯特朗，环法赛上的胜利被盛赞为“本世纪体育史上最值得纪念的时刻” 之一。1996年他创办了 “兰斯·阿姆斯特朗基金会”，一个旨在与癌症抗争的慈善机构。

         路旦俊，本书译者，男，1963年出生子江苏丹阳，1978年入长沙铁道学院，1985年赴美留学，现为中南大学副教授。主要译著有 《北行漫记》、《天堂的沦陷》、《水孩子》等。所翻译的《全国音乐院系教学总谱系列》曾获全国最佳引进图书奖。

          It’s Not About the Bike
          My Journey Back to Life
        –Lance Armstrong
         我继续向上攀登，山势变得越来越陡峭。
        那次的爬坡唤醒了我身上的某些东西。就在我向上骑的时候，我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想起了所有的转折点，我的童年，我早期的比赛，我的疾病，疾病又如何 改变了 我。也许是爬坡这种原始的行为迫使我开始面对我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在回避的那些问题。我意识到，现在是结束找借口逃脱责任的时候了。动起来，我对自己说。只 要你还能动，你就没有病。
        我继续往上骑。我看到了自己的一生，看到了其中的轨迹、良机，当然也看到了其中的目的。这个目的非常简单：我这一辈子注定要体验这漫长而艰难的爬坡。

                                                                                                                 ——兰斯·阿姆斯特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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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也无人管

　　

(1) 癌症确诊前后　BEFORE AND AFTER

        我想活到100岁再离开这个世界，而且背上要披着美国国旗，头盔上要配上德克萨斯之星，还要骑着自行车、以每小时75英里的速度大声喊叫着从高山上冲下来。我要在我那生育能力旺盛的妻子和我的10个孩子的掌声中最后一次冲过终点线，然后再躺在法国那些闻名全球的向日葵地里，潇洒地离开这世界，与我曾经被断言令人心酸的英年早逝正好相反。

　　我不需要慢慢离开这世界。我做任何事都讲究一个快字，哪怕是呼吸。我无论做什么都是快节奏：吃得快，睡得快。每当我妻子克里斯汀开车时我就要急得发疯，因为她只要一看到黄灯就会停车，而我则在一旁坐立不安。

　　“求你了，别这么婆婆妈妈的，”我对她说。

　　“兰斯，”她说，“你应该娶一个男人。”

　　我这一生都是在自行车上度过的。从德克萨斯州奥斯丁市的偏僻道路，到香榭丽舍大街，我一直幻想自己过早离开人世，那也一定是某个牧场主开着他的 4缸“道奇”车将我一头撞进沟里。相信我的话，这种事会发生。自行车运动员时刻都在与开大卡车的那些人较量。究竟有多少汽车在多少个国家撞过我多少次，我自己都已经记不清了。我学会了自己拆线：你只需要一把指甲剪，外加坚强的胃。

　　如果你能看到我赛车服下的身体，你就会明白我在说什么。我的手臂上有纵横交错的疤痕，大腿上下到处都是斑驳的伤疤，而我还得将大腿上的汗毛剃光。也许那些卡车司机就是为了这个才总想压死我――他们看到我这个像女人的笨男孩后，决定不刹车。但是赛车手必须将身上的汗毛剃掉，因为一旦有碎石头钻进你的皮肤，如果没有汗毛的话，清洗伤口和打绷带都要容易得多。

　　1分钟前你还在公路上骑着车，1分钟后，“砰”，你脸朝下摔在了尘土中。一股热浪向你袭来，你口腔的上腭品尝到了干燥、充满汽油味的废气。你惟一能做的只有冲着消失在远方的汽车尾灯挥舞拳头。

　　癌症就像这样。那感觉就像被卡车撞下了公路一样，我身上的伤疤可以证明这一点。我前胸心脏上方有块隆起的伤疤，那就是插导管的地方。一条手术刀疤从右腹股沟一直延伸到大腿根，医生们就是从那里切除了我的睾丸。但真正让我引以为荣的是我头盖骨上的两块深深的半月形伤痕，仿佛我的脑袋被马踢过两次 ――这此就是脑手术留下的。

　　25岁那年，我得了睾丸癌，差一点死了。我生存的机会不到40%，而且坦率地说，我的一些大夫做出这样的预测时已经是够宽宏大量的了。我知道，死不是一个大家愿意提及的话题，癌症、脑手术、腰下的那个玩意儿也都不是。但是我在这本书里要说的本来就不是人们喜欢的话题，我只想说出真相。我相信大家一定想知道兰斯?阿姆斯特朗如何成了一位了不起的美国人，如何成了大家的榜样，如何赢得了环法自行车赛的冠军――这项长达2290英里的公路赛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艰难的单项运动。大家想知道我的信念、我不为大家所知的一机面，我那奇迹般的复出，以及我如何与像格雷格?勒芒、米盖尔?安杜兰这样伟大的人物一样永载史册。大家想听我叙述如何骑上诗情画意般的阿尔卑斯山，如何勇敢地征服比利牛斯山脉，以及其中的感受。但环法大赛只是本书最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书中的一些内容很难启齿，听别人谈及也很不舒服。所以，我在一开始就得请大家把英雄和奇迹之类的念头放到一边，因为我不是传说中的人物。这不是迪斯尼，也不是好莱坞。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看到报上说我“风驰电掣般地”越过法国的高山峻岭，但实际上你根本无法“风驰电掣般地”骑上一座山丘。你慢慢地、痛苦地挣扎到山顶，如果你非常卖力，也许你能赶在别人之前先到达山顶。

　　癌症也是这样。身强体壮的人如果得了癌症，便会做出一切努力来对付它，可他们仍然会死。这就是你学到的真理。人总是要死的。只要你明白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显得无实紧要，显得微不足道。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还活着。我只能猜测。我体格坚强，我的职业教会了我与任何艰难险阻相抗争。我喜欢高的训练，也喜欢高强度的比赛。这虽然对我有些帮助，虽然至少能给我一个好的开端，但这绝对不是决定因素。我情不自禁地深得，我战胜癌症只是碰上了好运气。

　　我16岁时曾被邀请到达拉斯的库伯医院接受一个测试。这是个著名的研究机构，也是健身运动革命的发源地。那里的一位大夫测量了我的肺活量，也就是测量我能吸入并使用多少氧气。他说我的测试结果至今仍是他们所测量到的最高的。而且，我产生的乳酸比大多数人少。乳酸是你的身体在你精疲力竭时产生的化学物质――也就是让你肺部难受、双腿酸痛的东西。

　　简单地说，我能比大多数人承受更多身体上的劳累，而且不像大多数人那样容易感到疲倦。我猜想是这帮助我活了下来。我很幸运――我天生就有超过常人的肺活量，可尽管如此，我许多时候仍然处在无可奈何、让人不舒服的雾团中。

　　我的疾病让我很丢面子，让我沉思，也迫使我用毫不留情的眼光来回顾我的一生。其中有一些令人羞愧的片断：不光彩的事件，未完成的任务，软弱，后悔。我不得不反问自己：“如果我能活下去，我要做哪一个我？”我发现我还需要学很多东西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我不是在说笑话。现在有两个兰斯?阿姆斯特朗，癌症前的阿姆斯特朗和癌症后的阿姆斯特朗。大家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是：“癌症如何改变了你？”可真正的问题是癌症如何没有改变我。我1996年10月2日离开家时是一个人，回到家时成了另一个人。在那之前，我是世界级的运动员，河滨有大套别墅，门前有辆宝时捷，银行里有存款。我是世界上顶尖级的赛车手之一，事业如日中天。可我回到家时可以说完全换了个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原来的我已经死了，我现在得到的是第二次生命。就连我的身体也与以前不同，因为在接受化疗的过程中，我原来锻炼出来的那些肌肉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而等我病愈之后，那些肌肉也没有再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真相是癌症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最好的东西。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得癌症，但癌症确实给我带来了奇迹，因此我不想离它而去。我为什么要改变我生活中最重要、影响了我一生的事件呢？哪怕仅仅是一天？

　　人总是会死的。这个事实太令人沮丧，因此我很多时候根本不愿意提到“死”。你可能会问，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活下去呢？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全都躺在原地，结束生命？但另外还有一个真理。人总是要活下去的。这是一个同样重要、针锋相对的真理。人要生活，而且要活得非常杰出。我得病的时候，在一天中看到的真、善、美比我在一次自行车大赛中看到的还要多得多――而且这些都是人情的真实流露，不是什么奇迹。我遇到了一个身穿破烂圆领衫的人，却发现他原来是位杰出的外科大夫。我与一位名叫拉?特蕾丝的护士成了朋友，尽管她疲惫不堪、工作过重。她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而这种关怀只能来自人类最崇高的博爱之心。我看到过没有眼睫毛或没有眉毛的孩子，他们的毛发因为化疗而全部脱落，但他们仍然像安杜兰那样决不放弃。
我至今仍然无法完全明白。
　　我惟一能做的只有把所发生的一切告诉大家。

　　 当然，我早应该知道我身体有些不对劲。可是，运动员，尤其是自行车运动员，从来不把伤痛放在眼里。任何疼痛你都不当回事，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骑完赛程。赛车是一种自我虐待的运动项目。你一整天都在自行车上，一连六七个小时，不管风吹日晒，不管条件如何，越过大小石块和泥浆，顶风冒雨，甚至冰雹，而且你决不向疼痛低头。

　　你身上哪里都痛，背痛、脚痛、手痛、脖子痛、大腿痛，当然，屁股也痛。

　　因此，1996年我感觉不好时，并没有在意。那年冬天，我的右睾丸微微有些发肿，我决定不去管它，以为那是骑车造成的，或者因为我的体内在弥补某种男性生理上的东西。我骑车时仍然像以往一样精力充沛，所以没有任何理由停下来。

　　赛车是一种只回报成熟冠军的运动项目。它需要我年积累起来的耐力，以及只有从经验中才能得来的战术头脑。到1996年，我感觉到自己终于达到了巅峰。那年，我赢了一项名叫“费雷切－瓦隆内”的赛事。这是一项艰难的挑战，要穿过阿登高地，以前还从来没有任何美　国人在这项赛事中得过冠军。我在 “列日－巴斯托尼－列日”赛事中获得亚军，这个传统赛事总长167英里，必须在一天内完成。我还在全长1225英里、历时12天、穿过卡罗莱纳群山的杜邦赛中、获得了冠军。除了这些以外，我还获得过5个亚军，而且我正要自投身自行车运动以来第一次进入国际排名前5名。

　　但是，当我赢得杜邦赛时，车迷们注意到了一个古怪的地方。通常，当我赢得一项赛事时，我在冲过终点线时，总会像活塞那样上下挥舞着双拳。可是在那一天，我累得根本不想在车上庆祝我的胜利。我的眼睛充血，脸颊通红。

　　我冲刺时的表现本该让我信心倍增、精力充沛。然而，我只是感到疲倦。我的乳头疼痛。我如果能明白其中的原因，当时就应该意识到那是疾病的迹象。那意味着我的HCG异常高，而HCG通常是怀孕妇女才会产生的一种激素。男人只有很少的一点，除非他们的睾丸在起作用。

　　我当时以为自己只是累坏了。去它的，我安慰自己说，你不能疲倦。等待我的还有赛季两项最重要的赛事：环法自行车赛和亚特兰大奥运会，而我训练和比赛的一切目的就是为了这两项赛事。

　　我在环法自行车赛开始后的第六天退出了比赛。我在暴风雨中骑了一天，结果嗓子疼痛，得了支气管炎。我咳嗽不止，后背下半部疼痛不已，我甚至无法骑到车上。“我喘不上气来，”我对新闻界说。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些就是不祥之兆。

　　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我的体力再次离我而去。我在计时赛中名列第六，在公路赛中列第十二，虽然总的表现还说得过去，但与别人对我的期望值相去甚远。

　　我回到奥斯丁后，安慰自己说那是流感在作怪。我非常嗜睡，有点昏头昏脑的感觉。我不以为然，只是将这归咎于赛季过长、过于艰苦。

　　9月18日，我庆祝了我的25岁生目。几天后，我邀请了一屋子的朋友在吉米?巴菲特音乐会开始前在我家搞个聚会。我们租了台玛格丽塔鸡尾酒调和机。我母亲琳达从帕拉诺赶了过来，那天晚上晚会进行到一半时，我对我母亲说，“我是世界是最幸福的人。”我热爱我的生活。我正在与一位名叫丽莎?谢尔兹的德州大学美丽的女大学生约会。我刚刚与著名的法国赛车队科菲蒂斯签下一份新的两年合同，金额达到了250万美元。我有座新的豪宅，是我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建造起来的，而且房屋结构和内部装修的一切细节完全符合我的要求。那是座地中海风格的建筑，坐落在奥斯丁湖畔，巨大的玻璃窗俯瞰着外面的游泳池和露台；露台一直延伸到码头，那里停靠着我的滑水板和摩托艇。

　　那天晚上，只有一件事破坏了大家的情结；音乐会进行到一半时，我的头痛了起来，开始时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撞击我的脑袋。我服了几片阿斯匹林，但是没有用，而且疼痛反而变得更加厉害。

　　我服用了布洛芬，而且一连吞进去闻4片，可是头痛却开始向其他地方扩散。我认为那一定是因为喝多了玛格丽塔鸡尾酒，而且暗暗决定以后永远不再喝玛格丽塔了。我的朋友兼代理律师比尔?斯泰普顿向他妻子劳拉要了一些治偏头痛的药片，因为劳拉的手提包里有一瓶。我服了3片，可那也不管用。

到这时，它已经变成了你在电影里所见到的那种头痛――那种让你大腿发软、双手捂着头、脑袋要炸裂的疼痛。

　　最后，我起身回了家。我关掉所有电灯，一动不动地躺在沙发上。疼痛一刻也没有减轻，但我已经被它折磨得精疲力竭了，借助家里的龙舌兰酒，我终于睡着了。

　　我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头痛消失了。当我在厨房里走来走去忙着准备咖啡时，我发现自己的视觉有些模糊不清。我一定是老了，我想，也许需要戴眼镜了。

　　凡事我都能找到借口。

　　几天后，我正在起居室里给比尔?斯泰普顿打电话，突然猛烈地咳嗽起来。我喉咙一阵发痒，口腔后部有一种微微带点咸味的金属般的腥味。“你等一下，”我说，“这里有什么不对劲。”我冲进了卫生间，对着洗脸池将那玩意儿咳了出来。

　　一口鲜血溅到洗脸池中。我目瞪口呆地望着它。我又咳了起来，结果又吐出了一大口鲜血。我不敢相信那么多鲜血和血块是从我自己的身体里出来的。

　　我吓得赶紧回到起居室，抓起电话。“比尔，我必须过会儿再给你电话。”我说。我挂上电话后，立刻拨通了我的邻居里克?帕克大夫。里克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在奥斯丁的私人医生，就住在我的山脚下。

　　“你能不能来一下？”我说，“我咳出血来了。”

　　里克朝我这里赶来时，我回到了卫生间，望着洗脸池里的血迹。突然，我打开了水龙头。我要把它冲洗干净。我有时做事根本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动机。我不想让里克看到那血迹。我不能让它留下痕迹。因为它让我感到难堪。

　　里克赶来了，检查了我的鼻子和口腔。他打开手电筒看了看我的喉咙，然后要看看那些血。我让他看了洗脸池里剩下的那一点。“哦，上帝啊，”我心中想，“我不能告诉他我咳出了多少血，那太恶心了。”洗脸池里剩下的血并不多。

　　里克已经习惯了听我抱怨鼻窦和过敏。奥斯丁有许多豚草和花粉，但无论我过敏得多么难受，我都不能服用药物，因为自行车运动有严格的违禁药品规定。我只好忍着。

　　“有可能是鼻窦出血，”里克说，“也有可能是鼻窦开裂了。”

　　“太好了，”我说，“所以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松了口气，一听人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急不可待地接受了这一廉洁，并且随它去了。里克关上手电筒，出门时请我下星期与他和他妻子珍妮一起吃晚饭。

　　几天后的晚上，我骑着小轮摩托下山去了帕克家。我对电动玩具非常着迷，而小轮摩托则是我的心爱。可是那天晚上，我的右睾丸痛得我根本无法坐在小摩托上。我在饭桌上也极不舒服。我只能正襟危坐，不敢动弹，因为那实在是太痛了。

　　我真想把我的感觉告诉里克，可我太爱面子。那实在不是在饭桌上提起的话题，而且我已经为流血的事麻烦过他一次了。我想，他一定会认为我这个人太喜欢小题大做。我默默忍受着。

　　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的睾丸已经恐怖地肿胀到了橙子那么大。我穿上衣服，从车库的架子上取下自行车，开始像往常一样骑着练习，但是我发现自己甚至都无法坐到座凳上。我一路上只好轮流站在两只踏板上骑车。等我午后刚过回到家时，我无可奈何地重新拨通了帕克家的电话。

　　“里克，我的睾丸有点不对劲，”我说，“现在肿得非常大，我一路上只好站着骑车。”

　　里克严厉地说，“你需要立刻做检查。”

　　他不容我分说，告诉我他当天下午就安排我去见一位专科大夫。我们挂了电话后，他拨通了奥斯丁著名的泌尿科大夫吉姆?里维斯。里维斯一听完里克对我病症的描述，便说我必须立刻去见他，他会给我留出预诊时间。里克告诉我，说里维斯怀疑我只是扭伤了睾丸，但我必须去检查一下。如果我对此置之不理，就有可能失去睾丸。

　　我冲了个澡，穿好衣服，一把抓起钥匙，上了我的宝时捷。说来也好笑，我居然清清楚楚地记得我当时身上所穿的衣服：卡叽布裤子，一件绿色衬衣。里维斯的办公室位于市中心，靠近德州大学校园，一栋不起眼的砖砌咖啡色医学大楼。

　　 我到那里后才发现里维斯原来年纪较大，浑厚深沉的声音像是从井底冒出来的，而且像所有大夫一样处事不乱――尽管他给我检查时所看到的情况让他深感惊讶。

　　我的睾丸已经肿胀到了平常的3倍，不仅很硬，而且一碰就痛。里维斯做了一些记录，然后说，“这看上去有些可疑。为了安全起见，我安排你去街对面做个超声波检查。”
我重新穿好衣服，走到我的汽车旁。检查室就在街对面另一栋官方机构状的咖啡色砖结构大楼里。我决定开车过去。大楼里有一排小办公室和房间，里面摆满了各种复杂的医疗设备。我又躺到了一张床上等待检查。
　　一位女技术员走了进来，拿着超声波设备走到我跟前。那仪器有些像神话中的魔杖，可以把图像送到显示器上。我估计只要几分钟就能离开那里。只是一个常规检查，好让大夫们放心。

　　1个小时过去了，我还躺在床上。

　　技术员好像在检查我身上的每一寸。我躺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只是尽是不去想它。为什么要这么久？她发现了什么吗？

　　她终于放下了扫描笔，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

　　“等一下，”我说，“嗨！”

　　我想，这不应该是例行检查吗？过了一会儿，她回来了，而且带进来我早些时候在办公室看到的一位男士。他就是放射科主任。他拿起扫描笔，开始亲自检查我身上的每块地方。我默默地躺在那里，他检查了大约15分钟。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

　　“好了，你可以穿上衣服出来了。”他说。

　　我赶紧穿好衣服，在过道里拦住了他。

　　“我们得给你做个胸透。”他说。

　　我睁大了眼睛望着他。“为什么？”我问。

　　“里维斯大夫要求的，”他说。

　　他们为什么要看我的胸部？那里又不育。我走进另一间检查室，重新脱掉衣服，另一位操作员给我做了胸透。

　　我现在开始生气了，而且感到害怕。我重新穿好衣服，大步走向主办公室。我在过道里看到了放射科主任。

　　“嗨，”我拦住他说，“究竟怎么回事？这有点不正常。”

　　“里维斯大夫会和你谈的。”他说。

　　“不行。我想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

　　“嘿，我不想得罪里维斯大夫，不过看样子他在为某个与癌症相关的病因检查你。”

　　我惊呆了。

　　“哦，混蛋。”我说。

　　“你把透视结果带给里维斯大夫，他在办公室里等你呢。”

　　我的胃有种冰凉的感觉，而且越来越厉害。我掏出手机，拨通了里克的电话。

　　“里克，这里有些不对劲，他们在隐瞒什么事。”

　　“兰斯，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不过我愿意陪你一起去见里维斯大夫。我在那里等你好吗？”

　　我说，“好吧。”

　　我在放射科办公室等他们把胸片准备好。放射科主任终于走了出来，递给我一个牛皮纸大信封。他告诉我，里维斯大夫在办公室里等着我。我瞪着那信封。我意识到，我的胸部就在里面。

　　情况不妙。我上了车，又低头瞟了一眼装着我胸片的信封。里维斯的办公室就在200码外，可我深得那里遥不可及。那感觉就像是是2英里在，或者20英里在。

　　我开车驶过那段距离，停了车。可现在天已经黑了，早过了正常的上班时间。如果里维斯大夫这么长时间一直在等我，那么他一定有它的原因，我想。这个原因就是我手中这破东西。

　　我走进里维斯大夫的办公室时，注意到整栋大楼已经空无一人。大家都已经回家了。夜幕已经降临。

　　里克已经到了，而且脸色严峻。我弯腰坐到一张椅子上，里维斯大夫打开信封，抽出我的胸片。X片很像照片负片，不正常的地方为白色。如果片子上的成相是黑的，那么实际上一切都是好的，因为它意味着你的器官很干净。黑是好，白是坏。

　　里维斯大夫把我的X片插到墙上的观片灯上。

　　我的胸部一片雪白。

　　“情况很严重，”里维斯大夫说，“看样子像睾丸癌，而且已经大面积转移到了肺部。”

　　我得了癌症！

　　“你能肯定吗？”我问。

　　“非常肯定。”里维斯大夫说。

　　 我才25岁，怎么就会得癌症呢？

　　“我能不能找其他人看看？”我说。

　　“当然可以，”里维斯大夫说，“那是你的权利。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对这个诊断非常有把握。我已经给你安在好了，明天上午7点钟开始手术，摘除睾丸。”

　　我得了癌症，而且已经转移到了肺部。

　　里维斯大夫详细解释了他的诊断：睾丸癌是一促非常罕见的癌症，美国每年大约只有7000个病例。它通常发生在18岁至25岁的男性身上，而且由于化疗的发展，睾丸癌被认为比较容易治疗，但早期诊断和治疗是关键。现在的问题是，它已经扩散到了什么程度？他建议我去找杜德里?约曼大夫，因为他是奥斯丁最著名的肿瘤专家。时间是关键，每一天都至关重要。里维斯大夫终于说完了。我没有吭声。

　　“我让你们俩先呆一会儿，”里维斯大夫说。

　　屋里只剩下我和里克后，我低着头，将额头贴在桌子上，说，“我只是不敢相信。”

　　可是我不得不承认自己身体有病。头痛，咳血，喉咙化脓，昏倒在沙发上，总也睡不够。我确实有疾病缠身的感觉，而且已经有了一段时间。

　　“兰斯，听我说。人们已经在治疗癌症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癌症是治好的。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都要战胜它。我们能战胜它。”

　　“好了，”我说，“好了。”

　　里克把里维斯大夫叫了竖起来。

　　“我该怎么办？”我问。“我们一下来想办法，一起来把它消灭掉。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都要消灭它。”
我想立刻就治好。立刻。我当晚就想做手术。如果管用的话，我真想拿起放射枪对着自己。但是里维斯大夫耐心地解释了第二天早晨的程序：我必须一早就赶到医院，接受各种各样的化验和检查，以便让肿瘤科的大夫确定癌症发展到了什么程度，然后我就会接受手术，摘除睾丸。
　　我站起身来要走。我要打许多电话，其中一个便是打给我母亲。不知怎么的，我一定要告诉她，她惟一的孩子得了癌症。

　　我上了车，沿着弯弯曲曲的林荫道朝河边我的家驶去。我平生第一次将车开得这么慢。我还没有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哦，我的上帝啊，我永远无法再回到赛场上了。不是哦，我的上帝啊，我要死了。不是哦，我的上帝啊，我将永远不会有自己的家庭和儿女了。这些想法当时都被搁到了一旁。我首先想到的是：哦，我的上帝啊，我永远不能再参加比赛了。我拿起车载电话，拨通了比尔?斯泰普顿。

　　“比尔，我有很坏的消息要告诉你，”我说。

　　“什么？”他全神贯注地说。

　　“我得了病，我的运动生涯结束了。”

　　“什么？”

　　“一切都结束了。我得了病，我永远都不会再参加比赛了，我会失去我的一切。”

　　我挂了电话。

　　我换到1档，慢慢驶过一条条街道，甚至都没有力气去踩油门。汽车噗噗噗地向前开着，我开始的反思一切：我的世界，我的职业，我自己。我离开家的时候是个刀枪不入的25岁硬汉。我意识到，癌症将会改变我的一切。它不仅会摧毁我的运动生涯，还会摧毁我对自己的全部定义。我出道的时候一无所有。我母亲只是德克萨斯州帕拉诺市的一个秘书，可是我在自行车上有了建树。当别的孩子在乡村俱乐部里游泳时，我却要在放学后骑几英里，因为那是我的机会。我所赢得的每座奖杯、所挣的每一块钱都是用无数汗水换来的，而现在我该怎么经？如果我不是世界级自行车手兰斯?阿姆斯特朗的话，那么我该是什么呢？

　　一个病人。

　　我将车开进了我家的车道。屋里的电话在响个不停。我进门把钥匙扔到桌子上。右电话仍在响着。我拿起电话。打来电话的是我朋友斯科特?麦克伊臣――耐克派来与我合作的代表。

　　“嗨，兰斯，出了什么事？”

　　“出了很多事。”我气急败坏地说。“发生的事太多了。”

　　“你在说什么？”

　　我还没有大声将它说出来过。

　　“什么？”斯科特说。

　　我张开嘴又闭上，然后再张开。“我得了癌症。”我说。

　　我放声大哭。

　　就在这时，我突然想到：我不仅会失去我的运动生涯，我还可能失去生命。

　　我会失去生命。

醉也无人管

(2)　起点　THE START LINE

        不管你愿不愿意，你的过去决定着你的一切。每件小事、每段经历都会对你产生影响，形成你的一切，都会像风吹出了平原上牧豆树的形状一样。

　　对于我的童年，大家惟一需要知道的是我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父亲，但我也从来没有坐在那里盼望自己有一个父亲。我母亲生我的时候才17岁；从我诞生的第一天起，每个人都对她说我们决不会有任何出息，，但她的看法完全不同，而且把我带大时一直顽固地遵循着一个道理：“要把人生中的每一道坎看作一个机会。”我们这么多年就是这样做的。

　　我小时候很不好伺候，尤其是对一个身材不大的女人。我母亲的闺名叫琳达?穆尼罕姆。她身高5英尺3，体重约109磅。我不知道身材这么小的人是怎样把我生出来的，因为我出生时体重9磅12盎司。她的分娩非常艰难，第二天发着高烧，整整躺了一天。她的体温高得护士们都不允许她抱我。

　　我对我那所谓的父亲一无所知。他无足轻重――除非你硬要把他逃避责任算作一个因素。不能公公因为他提供了让我来到这世界上的DNA，就把他算作我的父亲。就我而言，我和他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绝对没有。我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他的好恶。在去年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住在哪里，在哪里上班。
我从来没有问过。我从来没有为这个人的事和母亲认真谈过，一次也没有。在我人生的28年中，她从来没有提起过他，我也没有。你可能会深得这很奇怪，但这就是实情。实情是，我不在科乎，我母亲也不在乎。她说，如果我问过她的话，她一定会告诉我的，但坦率地说，那就会像在问一个鸡毛蒜皮的小事；他对我毫无意义。我母亲全身心地爱我，我也全身心地回报她的爱，这对我们俩就足够了。

　　不过，既然我要坐下来写我的人生故事，我深得不妨对我的身世稍稍做个介绍。不幸地是，德克萨斯州的一家报纸去年查出了我的生父，并且登载了一篇介绍他的文章。下面就是他们的报道：他叫冈德森，是《达拉斯晨报》发行部的一名经理。他住在德克萨斯州的雪松溪湖，另外有两个孩子。我母亲怀孕后与他结婚，但在我两岁之前就与他离异了。报纸上引用他的话说，他这个父亲非常为我感到骄傲，并且还说他的孩子把我当成他们的哥哥。但是，他的这些话在我看来充满了机会主义色彩，我毫无兴趣见他。

　　我母亲当时孤身一人。她父母已经离异，而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公――保罗?穆尼罕姆是位越战老兵，整天借酒浇愁。他在邮局上班，住在汽车房子里。她母亲伊丽莎白拼死拼活地养育着3个孩子。家里谁也没有多少能力来帮助我母亲，不过他们尽力了。我出生的那一天，我外公将酒瓶扔到了一旁，从此再也没有沾过一滴酒。整整28年了，和我的生命一样长。我母亲的弟弟艾尔会照料我。他后来参军走了。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从军是男人们传统上的出路，而他确实在这一行中出人头地，一路升到了中校。他的胸前挂满了各种勋章，他和他妻子有一个名叫杰西的儿子，我喜欢极了。我们都为是一家人而为对方感到骄傲。

　　我母亲决定要我。她打定主意一定要让我来到这个世上，因此她穿上孕妇衫，不让别人来管她或劝说她不要孩子。我生一下来后，我母亲和她妹妹有时会一起去买食品。某天下午，我姨妈正抱着我，收银处的姑娘们啧啧地低声逗我。其中一个姑娘说道，“多么可爱的小宝宝啊！”我母亲赶紧走上前去说，“那是我的孩子！”

　　我们当时住在达拉斯郊区的橡树崖镇，公寓很寒酸，只有一间卧室。我母亲边工作边把中学读完。大家一定对我们家那种周边环境不陌生，晒衣绳上晾着衬衣，街角就是一家肯德基炸鸡店。我母亲在这家炸鸡店找了份工作，穿着粉红色制服问别人想吃点什么；她还在街对面的克罗格食杂店里收银。她后来找了份临时工作，在邮局分拣死信；还当过档案管理员；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她努力完成学业并照料我的同时进行的。她每个月挣400美元，房租去掉200美元，我的日托费是每周25美元。但她仍然给了我所需要的一切，而且还不止。她自有办法时不时地给我一些奢侈的小享受。

我小时候，她会带我去附近的“七喜”店，给我买一份刨冰，用吸管喂我。她会用吸管吸上来一点，而我则把头往后一仰，然后她便会让那冰凉的甜汁流进我的嘴里。她想用一份50美分的饮料来宠坏我。

　　她每天晚上都会念书给我听。即使在我还是个婴儿、一个字都听不懂的时候，她仍然会抱着我，念书给我听。她永远乐此不疲。“我都等不及你念书给我听的那一天了。”她会说。难怪我两岁时就能背诵诗歌。我干什么都快，9个月时就会走路了。

　　我母亲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份年薪12,000美元的秘书工作，我们也因此能够搬到达拉斯北面一个名叫理查德森的郊区小镇，住进了条件好得多的公寓。她后来在“爱立信”电信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并且稳步上升。她现在已经不再是秘书，而是当上了财务部经理，并且不声不响地取得了房地产从业资格证。这些就是她的经历。她为人精明，干活比谁都实力。而且，她长相年轻，完全可以当我的姐姐。

　　 离开了橡木崖小镇后，郊区这些城镇在她眼里简直就像是天堂。达拉斯以北是一个挨一个的居民小区，每一个都与前一个完全相同，而且几乎一直延伸到俄克拉荷马州边界。德克萨斯州一望无际的褐色平原上到处都是大片大片的住宅和购物中心。但是，这里也有一流的好学校，有许多空地可以让孩子们玩耍。

　　我们家街对面有个名叫“理查德森自行车店”的小店铺，是一长溜小店铺中的最后一家。店主叫吉姆?霍伊特，身材不高，但粗壮结实，有着一双过于精明的眼睛。吉姆喜欢出钱赞助一些自行车车手，而且总是在寻找合适的孩子来开始这项运动。我母亲每星期有一个早晨会带我去附近的一家店里吃刚出锅的热面包圈，这时我们便会从自行车店前经过。吉姆知道我母亲比较艰难，但他也注意到她总是打扮得非常得体，而我也衣着整洁，被照料得很好。他对我们产生了兴趣，非常便宜地卖给了我一辆真正的自行车。那是一辆“施温”牌山地车，而我当时只有7岁。虽然那辆车非常难看，棕色的车身，黄色的车轮，但我却非常喜欢它。孩子们为什么会自行车呢？因为那是一种解放，一种独立，是你的第一对轮子。自行车带给你四处漫游的自由，没有规则，没有大人。
母亲给我的东西中有一样是我不太喜欢的――一个继父。我3岁的时候，母亲再次结婚，嫁给了一位名叫特里?阿姆斯特朗的人。特里个子不高，留着胡子，尽管无所建树，却习惯摆出一副成功人士的样子。他向食杂店推销食品，身上的一切都像个旅行推销商，但他给家庭带来了第二份工资，可以应付家庭开支。也就在这时，我母亲得到了提升，在帕拉诺给我们买了痤房子。帕拉诺的档次又高了一些。
　　特里正式成为我的继父并且将我的姓改为阿姆斯特朗时，我还很小，不记得自己当时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我只知道我的生父冈德森放弃了自己对我的合法权利。为了让特里能够收养我，冈德森别无它法，只能同意。他拿起笔，在文件上签了字。

　　特里?阿姆斯特朗是个基督徒，来自一个喜欢告诉我母亲如何抚养我的家庭。但是，特里尽管信奉基督教，脾气却非常暴躁，经常为我所做的傻事打我。那都是些孩子们干的事，比方说东西乱放等等。有一次，我忘记关上我卧室的抽屉，结果一只袜子耷拉在了外面。特里拿出了他的旧兄弟会木拍。那是很厚、很硬的木板。坦率地说，我认为根本不应该对小孩使用这种东西。他把我按倒在床上，用那木拍打我。

　　那块木拍便是他喜欢采用的教子方式。如果我回家晚了，木拍就会迎面挥来。啪！如果我耍小聪明，木拍就会飞来。啪！那种痛楚不仅仅是肉体上的，而且是感情上的。因此，我不喜欢特里?阿姆斯特朗。我认为他只会生气，而且睾丸素反常；结果，我对机构式宗教的早期印象便是：它太虚伪。

　　对于运动员们来说，翻出自己童年时的陈谷子烂账没有用，因为沉湎于过去根本无助于在比赛中有任何提高。当你在费劲地要骑上一座6500英尺高的山坡，而且身后还有一群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时，你是不会去想童年时所受的委屈的。你需要集中精力。但话虽这么说，过去的一切却都埋在了心里，就了会熊熊燃烧的燃料。“要把一切负面变成正面，”我母亲说。任何东西都不是废物，你把一切都利用起来，旧伤口和很久以前体验过的冷落变成了竞争的动力。但当时的我只是个孩子，特别好斗，心中总是在想：只要我在这条道上骑得足够久，这辆车一定会把我带到别处。

　　帕拉诺也影响了我。这是美国最典型的郊区，一溜溜长长的购物中心，完美的棋盘式街道，空旷、棕色的荒地之间是模古俱乐部。这里的男人个个都穿着高尔夫体恤衫和“萨纳贝尔德”品牌的裤子，女人们人人戴着闪闪的假金首饰，而少年们则个个都像来自外太空。这里的一切都很新，一切都显得虚假。对于我来说，这地方缺乏生气，这可能就是这地方不仅有着全美国最严重的吸毒问题，而且青少年自杀人数。，一排排装卸码头大小的教室门使这痤现代化的建筑看上去就像一个政府机构。这就是我的学校。

　　 在德克萨斯州的帕拉诺，如果你不是橄榄球手，那么你根本不存在；同样，如果你不属于中产阶级，你也根本不存在。我母亲只是个秘书，因此我就必须会橄榄球。但是我的身体缺乏协调性。只要牵涉到需要左右移动，或者需要手与眼睛的协调――事实上，只要一涉及到任何球类――我就不行。

　　我决心找到自己能够成功的东西。在我上小学5年级时，学校举行过一次长跑。我在长跑的前一天告诉我母亲，“我要当冠军。”她只是看了看我，然后在自己的东西里翻找了一下，拿出来一枚1972年发行的一美元银币。“这枚硬币能给你带来好运，”她说，“记住，你惟一要做的就是战胜那只钟。”结果我赢了。

　　几个月后，我参加了当地的一家游泳俱乐部。起初这只是寻求让其他孩子接受我的一种方式，因为他们都在“河流”乡村俱乐部参加比赛，而他们的父母都是这家俱乐部的会员。游泳练习的第一天，我的能力太差，结果被分在7岁孩子那一组，与他们一起游。我朝四周看了看，看到了我一个朋友的妹妹。那太丢人了。结果，我从不擅长橄榄球变成了不擅长游泳。

　　但是我试了。如果我必须和小孩们一起游泳才能学到游泳技术，那么我会愿意的。我母亲至今只要一想起我一头扎进水池，挥舞着手臂游到终点时的情景，就会激动万分。我当时的表现就像要把游泳池里的水都泼出去一样。“你那么努力。”她说。我在最差的那一组没有呆多久。
对于一个12岁的孩子来说，游泳是一项艰苦的运动，帕拉诺市游泳俱乐部尤其是这样。我当时的教练叫克里斯?麦克科迪，至今仍然是训练过我的最好的教练之一。不到1年，克里斯就让我脱胎换骨；我在全州游泳赛的1500米自由泳中获得了第四名。他训练我们游泳队时非常认真：我们每天早晨要从5点 30一下训练到7点。我稍微大一点后便开始骑车去训练，天刚蒙蒙亮就骑车穿过10英里街道，然后在上学前游上4000米，下午再回去练上两小时――又是 6000米。也就是说，每天要在水里游6英里，然后骑20英里。我母亲让我这样做有两个原因：她自己要上班，无法开车送我；她知道我需要锻炼自己的意志。
　　我13岁那年，有一天在理查德森自行车店外看到一张宣传单，希望孩子们报名参加儿童铁人比赛。这是儿童铁人三项，包括自行车、游泳和长跑。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铁人三项运动，但这3项恰恰都是我所擅长的，于是我就报了名。我母亲带我去了一家商店，给我买了一套铁人三项运动服。那其实就是交叉训练用的短裤，外加一件用某种快干混纺布料做的上衣，这样我就可以不用换衣服完成整个比赛。我也得到了我的第一辆赛车。那是一辆漂亮、细长的“梅西尔”牌公路自行车。

　　我在没有受过任何训练的情况下不仅赢了，而且赢得非常轻松。不久以后，休士顿举行了一次铁人三项比赛，结果我也赢了。当我从休士顿回来时，我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我虽然是少年组游泳冠军，但游泳不是我的绝对强项。我的铁人三项成绩不仅在帕拉诺列第一，而且在整个德州都没有对手。我喜欢那种感觉。

　　要想成为一名伟大的耐力型运动员，就必须具备承受可能遇到的失败、默默忍受痛苦的能力。我发现，只要是一件需要咬紧牙关、需要不在乎形象、需要超过其他所有人的事，我就能赢。至于那运动项目窨是什么似乎并不重要――如果是永远笔直地向前跑，我一定能战胜任何人。

　　如果是场忍受痛苦的比赛，那我也非常在行。


　　 我可以忍受特里?阿姆斯特朗的木拍，但是另外一件事我却忍受不了。

　　我14岁那年，母亲去医院做了子宫切除手术。对于任何一位女性来说，无论是身体上还是感情上，这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手术，而我母亲当时还很年轻。我已经报名参加在圣?安东尼奥举行的一场游泳赛，结果我去比赛时她仍然没有完全康复，因此特里决定陪我去参加比赛。我不想要他去，我特别不喜欢他摆出一副少年棒球联合会会员父亲的神态，而且我认为他应该呆在医院里。但是他坚持要去。

　　我们坐在机场等候飞机时，我盯着特里，心中暗想：你在这里干什么？就在我看着他的时候，他开始在一个记事本上写着什么。他写上一会儿，然后就将纸撕下来搓成一团，扔进垃圾桶后再从头开始写。我觉得这很古怪。过了一会儿，特里起身去卫生间。我走到垃圾桶前，取出那些被搓成一团的纸张，然后将它们塞进了我的包里。

　　后来，在我独自一人时，我将它们取出来，摊平。它们是写给另一个女人的。我一张一张地将它们看完。他在给另一个女人写情书，而我母亲刚做完子宫切除手术，还躺在医院里。
我飞回达拉斯，包里仍然装着那些揉皱的情书。我一回到家就进了我的房间，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吉尼斯世界纪录》。然后，我拿出一把剪刀，在书中央剪出一个洞，把那些情书塞进去，再把书放回书架上。我想留着那些情书。我说不清那是为什么。也许是为了自我保护；就像弹药，以防将来某一天可能需要它，也以防特里决定再次动用他的板子。

　　如果说我以前从来没有喜欢过特里的话，那么从那天起，我对他就没有了任何感情。我不再尊重他，并开始挑战他的地位。

　　我在这里要总结一下我那骚动的少年期。我十几岁时发明了一种叫“火球”的游戏，简单地说就是先把网球浸泡在汽油中，点燃它，然后戴着里干活时用的厚手套接球。

　　我会在一个塑料小桶中倒满汽油，然后把一筒网球倒进小桶，让它们在里面漂浮。我拿起一个球，举着一根火柴点燃它，然后我最好的朋友斯蒂夫?刘易斯和我便会来回扔着熊熊燃烧的网球，直到接球的手套开始冒烟。大家想想看，两个男孩在德州的热风中站在一块田地里，互相冲着对方扔一团火球。有时，手套会着火烧起来，我们便用它们拍打着身上的牛仔裤，直到灰烬像萤火虫一样在我们脑袋周围飞舞。

　　我有一次不小心，把球扔到了屋顶上，点燃了木瓦。我赶紧爬上屋顶，用脚跺灭火焰，免得整栋房子烧起来后再蔓延到邻居家。有一次，网球不偏不倚地落在装满汽油的小桶正中央，造成小桶里的汽油爆炸开来。一堵火墙窜上天空，一道黑烟盘旋而上。我惊惶失措地一脚把小桶踢翻，以为这样就能把火扑灭。结果，小桶开始融化，就像电影《中国综合症》中一样。

　　我当时的许多所作所为都是因为我知道母亲并不幸福；母亲和特里的生活那么凄惨，可她仍然不愿意离开特里，我实在不明白。不过，在她看来，和特里生活在一起也许比独自抚养孩子、只靠一份工资生活要好一些。
从圣安东尼奥回来几个月后，他们的婚姻终于走到了尽头。我有天晚上可能会回家比较晚，于是我便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她说，“儿子，你必须赶紧回来。”
　　“出了什么事？”我问。

　　“我要和你谈谈。”

　　我跳上自行车，立刻向家骑去。我到家后，看到她正坐在起居室里。

　　“我要特搬出去，”她说，“我准备正式离婚。”

　　我一下子愣在那里不敢相信，而且我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感情。我当时高兴坏了。“太好了，”我笑着说。

　　“可是，儿子，”她说，“我不希望你再惹事生非。我现在无法应付那些。求求你了，造成不要再惹事生非。”

　　“好吧，”我说，“我向你保证。”

　　一连几个星期，我对他们离婚的事只字不提。但是，我们有一天坐在厨房里时，我突然开口对母亲说道，“那家伙一无是处。”我没有把那些情书告诉她――她已经够痛苦了。不过，多年后，她在打扫房间时发现了那些情书，没有丝毫的惊讶。

　　有一段时间，特里试图想继续和我保持联系，给我寄来生日贺卡之类的东西。他会给我寄来一个信封，里面装着100张1美元的纸币。我会把信封连同里面的钱交给我母亲，对她说，“请你把这退给他。我不需要。”最后，我给他写了封信，告诉他如果可能的话，我会把我的姓改了。我并不感到我和他或和他的家人之间有任何联系。

　　母亲离婚后和我亲近了很多。我认为她已经很久没有感到过幸福了，而当人们不开心的时候，往往会做出一些反常的事情来。她一离婚就像变了个人。她心情舒畅多了，就像她一直在承受着某种压力，而现在那压力已经烟消云散了一样。当然，她现在又得重新承受单身女人的压力，尽力养活我们两个人，但她以前经历过这种生活。她在接下来的5年里一直没有再婚。

　　 我尽量学会独立生活。我会爬上屋顶替她安装圣诞节用的彩灯――如果说我对着街上的汽车发呆也算是过错的话，那么这个过错微不足道，因为它没有给任何人造成伤害。她下班回到家后，我们会一起坐下来吃饭，关上电视聊天。她教我如何在烛光下吃饭，并且一定要我学会优雅的举止。她会准备芋头色拉和一碗汉堡配菜，点上蜡烛，给我讲她上班时的事情。她有时也会谈到工作中的烦心事，她觉得别人常常因为她只是个秘书而低估她的能力。

　　“你干吗不离开那里呢？”我问。

　　“儿子，你永远都不离开，”她说，“我会挺过去的。”

　　有时候，她一回到家我就能看出她那一天过得非常不愉快。她进门时，我可能正大声开着音响，播放某段音乐，像“枪与玫瑰乐队”的歌曲，但我会偷偷看她一眼，取下那些喧闹的音乐，换一些别的曲子。“妈妈，这是放给你听的，”我说。我会给她放肯尼G的音乐――相信我的话，这样做对我来说可真是牺牲。

　　我试图给她一些感情上的支持，因为她为我做了那么多小事。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情。每个星期六，她都会替我洗好5件衬衣。她知道我训练得非常苦，也知道我下午会很饿，因此她会在冰箱里给我留一罐自己做的通心粉肉酱，算是我的点心。她教会了我怎样煮通心粉，怎样将一根通心粉扔到墙上，看看是不是熟透了。

　　我自己也开始挣钱了。我15岁那年参加了在拉文湖举行的1987年“总统杯铁人三项”赛，与许多年纪比我大、经验比我丰富的运动员同场竞技。我虽然只获得了第32名，却让其他选手的所有的观众大吃一惊，因为他们不敢相信一位15岁的孩子能够坚持到最后。有些报纸报道了我参赛的情况，我告诉一位记者，“我想几年后我能进入前几名，用不了10年我就会成为最棒的。”我的朋友们（像斯蒂夫?刘易斯）都认为我当时太自负。结果我第2年便得了第5 名。

　　铁人三项运动的奖金很高，我几乎是一夜之间发现自己的钱包里装满了各大银行的支票。我开始参加各种铁人三项比赛。由于大多数重要赛事都有年龄限制――你必须年满16岁才能报名，因此我会在报名表上改动我的出生日期来达到报名要求。虽然我没有在职业赛事中获胜过，但我总能在其他赛事中进入前5 名。其他参赛运动员开始叫我“小不点”。
但是，如果这一切听起来像是来得非常容易，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在我参加的第一场职业铁人三项赛事中，我在比赛前犯了一个错误，吃错了东西 ――我吃子几个肉桂面包卷，喝了两杯可乐――结果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没有力气坚持到最后。我肚子里空空的。游泳项目结束时，我排名第一，而且在自行车项目结束时仍然排名第一。但是跑到一半路程时，我几乎要瘫倒了。我母亲在终点线等着我，因为她习惯于看到我和领头的人一起冲向终点线。她不明白我为什么那么久还没有露面。最后，她走进赛场，看到我在挣扎着向前跑。
　　“坚持住，儿子，你能做到的，”她说。

　　“我没有一点力气，”我说，“精疲力竭。”

　　“我知道，”她说，“但你也不能打退堂鼓。哪怕是走也要走到终点线。”

　　我一路走到终点。

　　我还开始在当地的自行车比赛中赢得名次。那些空旷的理查德森田径场周围有条旧环形车道。每到星期二晚上，那里就会举行一场非正式的自行车分级赛――多圈道路赛。每个星期二晚上，那些很当回事的地方俱乐部骑手就会激烈竞争吸引了许多人。我为霍伊特骑车，他赞助理查德森自行车店俱乐部队。

　　我母亲给我找了个工具箱，专门装我的自行车零件。她说她仍然能赢得我在赛道上蹬车的样子，一路超过了其他孩子，率先通过终点。她简直不敢相信我有多么强壮。我不在乎奖金只是区区100美元，我只想超越其他车手来得到它。

　　这种自行车比赛分不同的级别，每一级别都有自己的名称，1类水平最高，4类水平最低。我从星期二晚上分级赛中的“4类”比赛开始，非常急着想进入高级别的比赛。要想参加其他级别的比赛，你就必须有成绩，必须赢得过一些赛事。可我没有耐心等下去，于是我说服了组织者，让我参加3类比赛，与那些年龄比我大、经验比我丰富的同场较量。组织者们告诉我，“好吧，但是你千万不要赢。”如果我吸引来太多的注意力，人们会对他们让我打破参赛条件一事大动干戈。

　　 我赢了。我克制不住自己。我将其他车手远远抛在后面。他们事后讨论该如何处理我，其中一项选择便是禁赛。但是，他们提高了我的级别。当时有三四个1类骑手，他们在当地都是英雄式的人物，而且都是理查德森自行车店俱乐部的车手，于是我便开始和他们一起训练，一个16岁的孩子和那些将近30岁的大小伙子们一起骑车。

　　到这时，我已经成了当年短距离铁人三项运动的全国新星，我母亲和我都意识到我可以向体育方面发展。我当时已经能挣到2万美元1年，而且我开始随身携带一个记事本，里面记满了各种联系人。我需要赞助人，需要支持者，需要那些愿意为我参加各种赛事支付机票和其他费用的人。我母亲对我说，“听着，兰斯，如果你想获得成功，就必须靠自己去努力，因为谁也不会替你去努力。”

　　我母亲已经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和最忠实的同盟。她替我安排事宜，给我动力，给我勇气。“如果你没有110%地去努力，你就不会成功。”她总是对我说。

　　她给我的训练带来了一种条理性。“听着，我不知道你需要什么，”她说，“不过我建议你坐下来，在脑子里检查一下所有的东西，因为你可不希望到了那里之后才发现忘记带什么东西。”我为她感到骄傲，我们俩非常相像，完全能明白对方。我们单独在一起时，没有必要非得说多少话。我们心心相印。她总有办法给我弄来我想要的最新款式的自行车，或者与车相配的附件。她至今仍然保留着我所有废弃的齿轮和踏蹬板，因为那些东西非常贵，她不舍得将它们扔掉。

　　我们一起去不同的地方，给我报名参加10公里长跑和铁人三项比赛。我们甚至开始认为我能够成为一名奥运会选手。我仍然带着那枚给我带来好运的银币，她现在又给了我一条钥匙链，上面刻着“1988”――也就是下一届夏季奥运会举行的年份。

　　每天放学后，我都会跑上6英里，然后跨上自行车，一直骑到天黑。我在骑车过程中渐渐爱上了德克萨斯州。德州的乡间虽然有些荒凉，却非常美丽。你可以在一些偏僻的道路上骑车穿过一望无际的牧场和棉花田，极目望去只能看到水塔、谷仓和破旧的工棚。牲口将青草啃食得只剩下草根，地上的尘土看上去则像咖啡喝完后杯底留下的残渣。我有时会看到一片片起伏的野花，还有一棵棵被风吹成古怪形状的牧豆树。但是在其他时候，乡间只是淡棕色的、平坦的大草原，除了偶尔出现一个加油站外，到处都是田野，种着棉花的田野，平坦、难看。风很大；达拉斯是全国第三风城，但这对我却是好事，可以锻炼我的顶风能力。

　　我有天下午被一辆上车撞下了公路。我那时已经知道了竖起中指的意思，于是我冲着司机竖起了中指。他停下车，把一只汽油桶向我扔过来，并且朝我追来。我把我那辆漂亮的“梅西尔”牌自行车丢在公路旁，赶紧跑走。那家伙使劲用脚跺着我的自行车，把它踩坏了。

　　我在他把卡车开走之前记下了他的车牌号。我母亲把那家伙告上了法庭，结坚果我们赢了官司。与此同时，我母亲用自己的保险金给我买了辆新自行车，一辆“兰令”牌，上面装着赛车轮。
我当时还没有在车上安装里程计，因此如果我想知道训练时骑了多远，我母亲就只好开车跟在后面。如果我告诉她我需要计算一下骑了多远，她就会坐到汽车里，哪怕天色已晚。到这时，30多英里路程的训练对我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但对一位刚刚下班的妇女来说，驱车30英里却是非常漫长、非常痛苦的事。她没的抱怨。
　　我母亲和我从不向对方隐瞒任何事。她完全信任我。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有趣的是我无论做什么都会告诉她。我从来没有对她说过谎。如果我要外出，不会有任何人拦我。大多数孩子在晚上只能偷偷摸摸地溜出去，而我却能大大方方地从前门出去。

　　我大概太没有约束了。我是个容易兴奋的孩子，太没有约束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伤害。帕拉诺有许多宽阔的大街和空地，对于骑自行车或开汽车的孩子来说，那些都是诱惑你去惹祸的地方。我会骑着自行车在各条街道上窜来窜去，躲避着汽车，赶在红灯亮起来前冲过街道，甚至一路骑到达拉斯。我尤其喜欢在车流中骑车，因为那具有挑战性。

　　我那辆崭新的“兰令”车是同类产品中最好的，而且也非常漂亮，但它在手里的时间却很短，因为我没过多久不仅车毁，而且差一点人亡。事情发生在一个下午，我在与红灯竞赛。我赶在一个个红灯亮起之前飞驰过马路，心中想着要打破自己的记录。连闯了5个红灯后，我来到了一个巨大的十字路口。这里有两条6车道公路相交。这时，信号灯变成了黄色。

　　我仍然向前骑去――我以前总是那样，今天仍然是这样。

　　我骑过3个车道后，交通信号灯变成了红色。正当我通过第四条车道时，我眼角的余光瞥见一位女士正开着一辆福特车过来。她没有看到我，结果一加速便径直撞到了我身上。

　　我飞了出去，头朝下落到了十字路口的另一边。我没有戴头盔，头先着地，流通到路肩旁停了下来。

　　我当时一个人，别说是身份证，身上什么都没有带。我想爬起来，但我的身边聚集了许多人。有人在说，“别动，别动！”我仰面朝天地躺在那里，等待着救护车，而那位撞了我的女士已经在歇斯底里了。救护车来了，把我送到了医院，我当时还算清醒，说出了家里的电话号码。医院里的人给我母亲打了电话，而我母亲也立刻歇斯底里起来。

　　脑震荡，头上缝了几针，脚上缝的针更多，因为脚上划开了一条又宽又深的口子。汽车撞到了我的侧面，因此我的膝盖扭了，膝盖骨错位，只好戴上沉重的矫正架。那辆自行车则完全毁了。

　　我告诉给我治疗的大夫，我正在为6天后在路易斯维尔的达拉斯湖举行的铁人三项比赛进行训练。大夫说，“绝对不行。3个星期内你什么都不能干。不能跑，不能走。”

　　我一天后就出了院，一面痛苦地瘸着腿走路，一面为自己无法参加比赛而伤心。但是，坐着休息了两天后，我厌烦透了。尽管腿上仍然戴着矫正架，我却去当地的一个小高尔夫球场打起了高尔夫球。来到户外，而且能够四处走动，那感觉真是太好了。我取下了矫正架，心中想：这也没什么呀。

　　到了第四天，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的感觉很好。我报名参加了铁人三项比赛，并且在晚上告诉了我母亲。“我已经报名了，要参加比赛。”

　　她只是说，“好的，太好了。”

　　我给一位朋友打了电话，“我要借你的自行车。”然后我走进卫生间，拆掉了脚上的缝线。我用指甲剪已经非常熟练了。但是我没有拆掉头上的缝线。因为我反正要戴游泳帽。然后，我在跑鞋和自行车鞋上各剪了个洞，不让鞋子擦着脚上的伤口。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和其他选手一起站在了起跑线上。我第一个结束游泳项目，第一个结束自行车项目，但在10公里长跑中被两个人超过，最后得了第三名。次日，报上登载了一篇很长的文章，介绍我被汽车撞了后仍然获得了第三名。一个星期后，我母亲和我收到了那位医生写来的一封信。“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的信中写道。
高中最后一年的秋天，我参加了在新墨西哥州莫里亚蒂市举行的一次重要的计时赛。比赛是专门为年轻骑手安排的，线路经过精心安排，因此很容易骑出好成绩。线路为12英里平坦公路，没有什么风。公路上来来往往的大型卡车会突然向你猛地喷出一股热浪，推着你前进。年轻骑手云集在那里，既想打破记录，也想引起人们的注意。
　　我们出发时正是9月，德克萨斯州仍然非常炎热，因此我没有带什么厚衣服。到了比赛那一天，我6点钟起来走一门外，迎面扑来的是山间清晨的空气。我身上只穿了条自行车短裤和短袖比赛服。我在公路上走了5分钟，心中想：我对付不了。温度低得简直要把人冻僵。

　　我转身回了房间。我说，“妈妈，外面太冷了，我无法骑车。我需要夹克衫之类的衣服。”我们翻遍了带来的行李，却没有能找到一件保暖的衣服。我什么厚衣服都没有带，完全没有任何准备，十足是业余选手的做法。

　　我母亲说，“我带了件短风衣。”说着，她抽出了那件粉红色的短夹克。我在前面提到过她身材矮小，而且体形也不大，因此那衣服看上去简直像是从洋娃娃身上脱下来的。

　　“我就穿它吧，”我说。外面就冷到了这个地步。

　　我走到外面，夹克的袖口只到我的胳膊肘，而且都勒得很紧，但我还是穿着它做了准备活动，骑了45分钟。我走到起点时身上仍然穿着它。在计时赛中体温非常关键，因为当他们说“出发”时，你就必须完全准备好，“嗖”的一声，完成12英里。可是我身上仍然很冷。

　　我万般无奈地说，“妈，快上车打开空调，将温度调得越高越好。”

　　她发动起汽车，让它在那里空转，将空调的温度调到最高。我钻进车里，在空调出风口前缩成一团。我说，“比赛时间到时，告诉我一声。”这就是我的热身。

　　最后，终于轮到我了。我钻出汽车，上了自行车。我骑到起点线，立刻出发。我打破了赛事记录，快了45秒。

　　帕拉诺的人觉得重要的那些东西对我来说正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学校和与朋友交往现在已退居次要位置，最重要的是将自己锻炼成为一名世界级的运动员。我的人生目标不再是在某个购物中心附近拥有一个由开发商修建的家。我已经拥有了一辆速度非常快的汽车，钱包里也有钱，但这些都是因为我在比赛中获胜 ――而且这项运动我的同学中没有一个人能理解，也没有一个人关心。

　　我不断地给自己加码，延长训练时间。有时候，我们几个人会出去露营或滑水，但是玩完后，我不是和其他人一起开车回家，而是独自骑车。有一次，和几个朋友在得克索玛野营后，我骑了60英里才回到家中。

　　就连学校里的老师似乎也不明白我在追求什么。高三的第二个学期，美国自行车联盟邀请我去科罗拉多城和美国国家青年队一起训练，然后再去莫斯科参加我的第一场大型国际自行车赛――1990年世界青年锦标赛。他们已经听说了我在新墨西哥的表现。

　　但是东帕拉诺中学的领导们却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有严格的规定：不能无故缺席。你可能会认为光是能去莫斯科参赛就应该给我额外加分，而且你会认为学校应该为自己的毕业生中有可能出现奥运会选手而骄傲。但是，他们不在乎。

　　我不管那么多，还是去了科罗拉多泉水城，然后又去了莫斯科。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自行车赛是怎么回事，我有的只是蛮力气，丝毫没有调整车速、运用战术的概念。但是有好几圈都是我领先，然后我才因为发力太早而落到后面。但是，我还是给美国自行车联盟的官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俄罗斯教练对每个人都说，他已经多年没有见过像我那么出色的年轻自行车选手了。

　　我离开了6个星期。等我3月份回到学校时，因为缺课的缘故，我所有课程的成绩都为零。学校里的6个领导召见了我母亲和我，告诉我们说除非我在剩下的几个星期里把所有课程补全，否则我无法和我的同学们一起毕业。我母亲和我都惊呆了。

　　“可这根本做不到。”我说。

　　那些冷冰冰的家伙只是看着我。

　　“你不是想逃避责任吧？”其中一个说道。

　　我紧紧地盯着他们。我心里想得很清楚，如果我参加了橄榄球队，穿着保罗牌的衣服，父母亲属于某个乡村俱乐部，事情就会完全不同。

　　“这场谈话可以结束了，”我说。

　　我们站起身，走了出去。我们已经预付了报纸上将要刊登的毕业告示，买好了帽子和长袍，支付了参加毕业班级舞会所需的费用。我母亲说，“你今天呆在学校里别走，等你回家时，我会把这问题处理好的。”
她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给达拉斯电话薄上列出的每个私立学校打了电话。她先请一家私立学校接受我，然后再承认自己无力支付学费，因此能不能请他们免费收我。她给附近所有学校打了电话，解释我所遇到的困难。
　　“他不是个坏孩子，”她可怜巴巴地说，“他不吸毒。我可以向你保证，他大有前途。”

　　那天傍晚，她终于找到了一家愿意接受我的私立学校――老橡树学校。这所愿意接受我，条件是我参加几门课程的补考。我们把我在东帕拉诺高中所有的学分转到了老橡树学校，结果我按时拿到了毕业证。在毕业仪式上，我所有同学的帽子上都是褐紫色的流苏，而我的帽子上还是东帕拉诺的金色流苏，但我一点也没有感到难堪。

　　我决定还是去参加东帕拉诺高中的毕业班级舞会。我们反正已经支付了费用，所以我不打算错过它。我为我的舞伴买了饰花，给自己租了套燕尾服，并且订了辆大轿车。那天晚上，就在我忙着穿燕尾服、打蝴蝶领结的时候，我突然有了个主意。我母亲从来没有坐过大轿车。

　　我要让她体验一下坐轿车的感觉。你们都是如何表达对父母的感激之情的？我母亲给我的远多于任何一位老师或父亲，并且是这么多年来自己吃尽千辛万苦给我的，然而对她来说这些年中的很多时候不像那棕色的德克萨斯州田野一样空空荡荡。每当人们提到我永不放弃、永不在乎形象、咬紧牙关坚持到最后时，我只能希望自己能有我母亲的耐力与恒心――一个单身女人带着年幼的儿子，靠一份微薄的工资生活――而且一天结束时还没有任何回报，既没有奖杯也没有大银行的支票。在她看来，她只知道诚实的努力是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她的爱总会有回报。她常常说，“要把每个障碍看作一次机会，把不利因素变成有利因素”；而每次说这番话时，我都意识到她是在说我；说她如何决定要我，说她如何把我养大。

　　“把你的毕业舞会服穿好，”我对她说。

　　她有一件非常漂亮的太阳裙，喜欢把它称作她的“毕业舞会服”。于是，她穿上那件太阳裙，和我以及我的舞伴一起上了车，然后我们一起开车在城里转了一个多小时，高声欢笑着庆祝我毕业，一直到让我们在下车的时间到来。

　　我母亲又开始与人约会，而且重新开朗起来。我17岁时，她遇到一个名叫约翰?瓦林的男人，并且最终和他结了婚。瓦林为人很好，我非常喜欢他，并和他成了朋友，所以当他们1998年离婚时，我感到很难过。

　　说来也有意思，常常有人对我说，“嗨，我碰到你老爸了。”我得停下来想一想：他们究竟在说谁呀？因为那可能是3个人当中的任何一位。坦率地说，我的生父从来没有抚养过我，而我不想再和特里有任何关系。阿姆斯特朗家的人偶尔会试图跟我联系，就像我们是一家人一样，但我和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希望他们能够尊重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感情。我的家庭就是穆尼罕姆家庭。至于说阿姆斯特朗，我的感觉就像那是我为自己杜撰的一个名字。

　　我相信阿姆斯特朗家的人一定会给你5万条不同的理由，来说明我为什么需要一个父亲，而且会说他们做得如何如何好，但我坚决不会赞同他们的说法。我母亲给了我一切。我对他们的感情只有冷漠，只有缺乏信任。

　　 毕业后，我仍在帕拉诺呆了几个月。我在东帕拉诺高中的同学大多去了州立大学，我朋友斯蒂夫1993年从北德克萨斯州立大学获得了学位。（东帕拉诺高中不久前举行了毕业10年聚会，但是没有邀请我。）

　　我已经开始厌倦帕拉诺的生活了。我已经开始代表一支由苏巴鲁－蒙哥马利赞助的国内行业车队，参加全国各地举行的自行车赛，但我知道真正的自行车赛场在欧洲，因此我觉得自己应该去那里。此外，毕业前所发生的那些事也使我非常讨厌这地方。

　　我正处于过渡阶段。对于我来说，不管是铁人三项还是10公里长跑还是星期二晚上在帕拉诺运动场上的分级赛，战胜那些与我同场竞技的成年人已经是家常便饭。为了消磨时光，我仍然常去吉姆?霍伊特的理查德森自行车店。

　　吉姆年轻时特别热衷于骑自行车，但他在19岁时被送到了越南，当了两年步兵，干过最艰苦的差事。从越南回来后，他只想重新骑车。他一开始只是推销“施温”牌自行车，后来与他太太朗达一起合伙开了家自己的商店。多年来，吉姆和朗达一直给达拉斯周边地区的小骑手提供自行车和配件，并且给他们一些补贴，以此来培养达拉斯地区的小骑手。吉姆对奖励机制的作用深信不疑。我们会为他提供的现金和免费物品而比赛，而且会因为这一点更加刻苦。在我高中的最后一年里，我光靠骑车就能每个月从吉姆?霍伊特那里挣到500美元。

　　吉姆在商店的后面搞了个小办公室，我们会坐在那里聊天。我不愿意听校长们的话，也不愿意与继父交流，但我有时喜欢和他聊天。“我卖力地干活，但我喜欢现在的样子，”他会说，“如果你用金钱来衡量每个人，那么你这辈子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因为我有些朋友开着大公司，有些朋友却在给人修剪草坪。”但是吉姆也不是好惹的，你千万别对他耍花招。我对他的脾气敬而远之。
有天晚上，在星期二的分级赛中，我与另一位骑手在冲刺阶段争得你死我活。那家伙年纪比较大，而且我不他。快到终点时，我们的车子碰到了一起。我们一路推搡着冲过终点，车还没有停稳就冲着对方挥起了拳头。接着，我们俩又在尘土中扭打在了一起。吉姆和其他人最后把我们拉了开来，大家都在笑我，因为我仍然想打出个输赢来。但是吉姆真的对我动了气，决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他走过去，扶起我的自行车，把它推走了。看着他渐渐远去的身影，我心里很难过。
　　那是一辆非常棒的“施温”赛车，我在莫斯科世界锦标赛上骑的就是它，而且我还想用它来参加下周举行的一个分段赛。过了一会儿，我去了吉姆家。他走进了前院，没有让我进屋。

　　“能把车还给我吗？”我问。

　　“不行，”他说，“如果你想和我谈，那你明天来我办公室吧。”

　　我退缩着离开了他。他当时正在气头上，我甚至都害怕他会给我来一拳。还有一件事让他很不高兴：他知道我常常开着那辆“卡马罗”疯狂地飚车。

　　几天后，他把汽车也收了回去。我几乎要发疯了。我已经付完了那辆车所有的费用，大约总共5000美元；可话又得说回来，那笔钱中的一部分是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是他给我的补贴。但我当时无法想得这样清楚，我只是气疯了。

　　在你17岁时，如果有人夺走你的“卡马罗”IROCZ车时，你当然想揍他一顿。因此，我没有再去找他。我只是太生气，也太怕他。

　　我们多年后才和解。

　　我离开了帕拉诺。在参加了科罗拉多泉水城的训练以及参加了莫斯科锦标赛后，我被选进了美国国家自行车队。我接到了车队新经理克里斯?卡米卡尔给我打来的电话。克里斯已经听说过我，他想培养出一群全新的美国自行车运动员。这项运动在美国一直停止不前，他要找一些很有潜力的年轻车手，像鲍比?朱利奇和乔治?辛卡匹，并且说他希望我也能成为其中的一员。他还问我是否愿意去欧洲。

　　是离开家的时候了。

醉也无人管

(3)　我不会在门口挡住我妈妈

　I DON’T CHECK MY MOTHER AT THE DOOR

        公路自行车手的生活意味着要将双脚套在自行车的踏板上，以每小时20到40英里的速度飞速前进，一小时接一小时、一天接一天地穿越整个大陆。它意味着要坐在车凳上大口喝水，要狼吞虎咽地下糖块，因为这亲的运动量会使你每天失去10到12升水，消耗掉6000卡的热量。它还意味着你无论遇到什么都不能停下来，哪怕是撒尿或穿上雨衣。当你风驰电掣般地穿过雨水，费力地爬上冰冷的山坡，避开被雨水冲得滑溜溜的人行道，或者在卵石上颠簸时，无论什么也无法打断高速前进、紧紧聚集在一起被称作“主车群”的车手们之间的你争我夺，因为你知道某位紧张的车手的一个简单的错误动作，不如说刹车用力过猛或猛地一拉车把，都会使你和你的自行车变成一堆扭曲的废金属和破烂的皮肉。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我将要面对什么。我18岁那年离开家时，对赛车运动的理解就是跳上自行车，使劲蹬踏板。我刚出道时被人戏称为“鲁莽的小子”，而且这个绰号一直陪伴着我，与我多少有些相配。我当时很年轻，要学的东西太多，说过一些不该说的话，也做过一些不该做的事，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做什么头脑简单的傻瓜。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德克萨斯人，也就是西班牙报纸在报道我时所用的“德克萨斯公牛”。

　　在我所参加的第一场大型国际比赛中，我做了教练让我不要做的一切。那是1990年在日本宇都宫举行的世界业余锦标赛。赛道总长115英里，路况很糟，外加异常艰难的长坡。更为糟糕的是，那天碰巧异常炎热，气温在摄氏35度以上。我是作为美国国家队队员参赛的，教练是克里斯?卡米卡尔。克里斯当时还很年轻，有着淡黄色的头发，脸上有些雀斑。我对他不是太了解，因此也就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克里斯给了我严格的指令：我必须在大半赛程中尾随主车群，看到他的信号后才能有任何行动。天太热，道路太陡，不要试图冲在前面去顶着逆风。聪明的战术是跟在后面，保存体力。

　　“我要求你等待，”克里斯说，“你不要靠近前面的车手去抗风。”

　　我点点头，走到了出发线前。我在第一圈严格按他的要求去做，一直尾随着主车群。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我想检验一下我的双腿。我开始向前加速。第二圈时，我领骑，经过计时牌时我欣喜若狂――我已经领先了45秒。我的车从克里斯身旁疾驰而过时，我朝他瞟了一眼。他向前摊开双臂，仿佛在说，“你在干什么？”

　　我冲着他咧嘴一笑，给他做了个德克萨斯长角牛的手势：我挥了挥手，将小指和食指伸向空中。用角挑刺他们。

　　克里斯开始冲着美国车队其他队员喊叫：“他究竟在干什么？”

　　我究竟在干什么？我只是在向前骑。这将成为早期阿姆斯特朗的一个经典举动：壮观但战术运用不当的冲刺。在接下来的3圈中，我继续一个人疯狂地领先骑着，渐渐领先于其他选手达1分30秒。正当我自我感觉良好时，气温开始影响我。我还没有清醒过来，就发现30个选手已经赶上来骑在了我的身旁。前面还有一半的赛程，而我却已经累坏了。我试图继续骑在前面，但我已经没有多少精力了。热浪和爬坡耗去了我的力气，结果我只获得第十一名。

　　但是，这仍然是美国人在这项赛事中获得的最好成绩，所以比赛结束时克里斯已经高兴得忘掉了自己的怒火。后来，我们去了旅馆的酒吧，一起边喝啤酒边聊天。我不知道我对克里斯是种什么感觉。我离开帕拉诺时，他将美国国家队一分为二，并且把我分在了B组。我还没有完全原谅他这样小瞧我。但是，我渐渐发现，伴随着他那随和的举止的是兄弟般的友情以及对赛车的了解；他以前参加过奥运会，小时候还和格雷格?勒芒同场竞技过。

　　我们边喝着啤酒边回忆当天的比赛中所发生的事，并为这些事开怀大笑。然后，克里斯突然严肃了起来。他祝贺我获得第十一名，并且说他对我的表现比较满意。“你不怕失败，”他说，“你没有停在赛场上想，‘万一被他们追上怎么办？’”我高兴地听着他的称赞。

　　但是，他突然话锋一转，“当然，如果你在赛场上动点脑筋，而且保存了体力，你应该能拿到一块奖牌。”

　　我在这项赛事中已经取得了任何美国人以前都从来没有取得过的成绩，而克里斯却在暗示我做得还不够好。事实上，他是在非常委婉地告诉我，我自己搞砸了。他接着说道，“我不是在开玩笑。你完全可以做得更好。我相信你会成为一位世界冠军，但你还要学很多东西。”

克里斯指出，像马科?潘塔尼斯和米盖尔?安杜兰这样的顶尖级车手都和我一样强壮，甚至还超过我。“在这个级别和你同场竞技的每个人都一样，”他说。我要想从他们当中出类拔萃，就必须有自己的战术。
　　我必须学会如何比赛，而惟一学会如何比赛的地方就是在自行车上。我在国家队的第一年大概在国外呆了200天，在欧洲各地参赛，因为真正的检验是在公路上。在160英里的赛事中，一切都会暴露无遗。在这种赛事的最后赛段中，你要么坚持到底获胜，要么半途而废。

　　我已经把家安顿在了奥斯丁。奥斯丁位于德克萨斯州起伏的丘陵地区，布满石头的深绿色湖岸环抱着市中心的小湖，湖水则来自宽阔、奔腾的科罗拉多河。在奥斯丁，好像谁也不在乎我穿什么衣服，也不关心我是不是“圈内人”。事实上，我还真没见到两个衣着相同的人，而且城里一些最富有的人打扮得简直像流浪汉。这是座似乎专为年轻人设计的城市，第六大街上的酒吧和歌舞厅越来越多，而狭小阴暗的德州风味的墨西哥餐厅比比皆是，我可以在那里吃辣椒消遣。

　　在这座城市进行训练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到处都是没有尽头的自行车道和偏僻的道路，可以帮助你了解周围好几英里内的情况。我在德州大学校园附近租了套小平房，正好与我和身份相符，因为我也是个学生，虽然不是教室里的学生，而是自行车上的学生。

　　自行车是一项非常复杂、非常政治化的体育运动，而且我发现――尽管观众们没有意识到――它更是一项集体运动项目。它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由来自欧洲的一些单词和词组合在一起构成；而且它还有自己的道德规范。在任何一支车队中，每个车手都有自已的任务，负责线路的某一具体赛段。那些速度较慢的车手被称作“仆人”，因为他们干那些不那么轰轰烈烈的事――抗风阻爬坡（“抗风阻爬坡”是自行车比赛中的一个术语，指为其他选手挡住风），并且在分段赛中保护他们的车队的领军人物顺利通过各种危险。领军人物是最重要的队员，是那种双腿最有能力以50英里的速度冲过终点的骑手。我刚开始时是名“仆人”，但我逐渐被培养成了担任领军人物的角色。

　　我也知道了什么叫主车群――即比赛中车手最多、最集中的集团。在观众眼里，那看上去像块模糊不清的耀眼色斑，嗡嗡地呼啸而过，但那色彩斑斓的色块却充满了交流和车把、胳膊肘、膝盖的碰撞，充满了国际性的阴谋与交易。主车群的速度变化无常，有时每小时20英里，车手们慢慢地蹬着踏板，互相聊着天；有时车群会散开在整个公路上，时速便会达到40英里。在主车群里，互为对手的运动员之间会有各种讨价还价：你今天帮我挡风，我明天给你挡风。你让我寸，得到我的友谊。当然，这些交易不能损害到你自己或你的车队，但在可能的下，你应该帮助别人，这样他们就可能会帮助你。

　　对于一位年轻车手来主，这种微妙的关系太含糊、太复杂、甚至太令人苦恼。我在1991年初就受到一个严酷的教训。我计划作为业余选手参加完 1992年奥运会后再转为职业选手。与此同时，我继续代表美国的苏巴鲁－蒙哥马利车队参赛。严格来说，我属于两支不同的车队：我在国际大赛中代表克里斯? 卡米卡尔执教的美　国国家队；在国内大赛中，我代表苏巴鲁－蒙哥马利。

　　1991年我随美国国家队在国外时，我们参加了意大利一项名叫“赛蒂玛纳?贝加马斯卡”的久负盛名的赛事。这是一项职业和业余选手都能参加的赛事，车手们要在10天之内穿过意大利北部。世界上一些最好的自行车运动员都会参加。以前还从来没有一个美国人在这项赛事中获胜过――但我们车队在克里斯的指导下不仅士气高涨，而且有着很好的团队合作精神。我们感觉到我们有可能获胜。

　　 但是，当时的情况对我来说有些尴尬。我所属的苏巴鲁－蒙哥马利车队也参赛了，这就意味着我要身穿星条旗图案的国家队队服与身穿苏巴鲁－蒙哥马利队服的他们成为竞争对手。他们大多数时候都是我的队友，但这一次却成了我的对手。

　　比赛一开始，我在苏巴鲁－蒙哥马利队的队友和朋友内特?里斯就一路领先。我也骑得不错，很快就排到了第二的位置。我很兴奋，我们俩能骑在最前面真是再好不过的事。但是，苏巴鲁－蒙哥马利队车队的经理却不那么看。看到我也在赛场上，他非常不高兴，而且明确告诉了我。在两个赛段之间，他把我叫到一边。“你协助内特。”他对我说。我瞪大了眼睛望着他，不明白他的意思。他不会是要我落在后面，给内特扮演“仆人”的角色吧？可他正是这意思。“你不能发力，”他命令道。然后，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我必须让内特获胜。

　　我非常忠诚于国家队。与赛场上其他车队相比，我们处于劣势，整个车队就像一群乌合之众，住在一个小旅馆里，3个人一屋，而且没有经费。我们的预算太少，克里斯每晚都为我们洗喝水用的瓶子，然后让我们第二天再用，而像苏巴鲁－蒙哥马利这样的职业车队只用一次就会把瓶子扔掉。如果我能在赛蒂玛纳 ?贝加马斯赛事中获胜，那不仅对美国国家队是个巨大的胜利，而且对美国自行车运动也是个巨大的胜利。但是，我的行业车队的经理却要我把冠军拱手让给别人。

　　我找到克里斯，向他承认苏巴鲁－蒙哥马利车队的经理要我不要骑得太用劲。“兰斯，这是你该赢的赛事，”克里斯说，“你无法不发力。冠军就是你的。”

　　我第二天骑得特别卖劲。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在和主车群中的100位车手一起上坡。渐渐地，50个选手落到了后面，接着又有20位落到了后面，然后又是10位，最后只剩下15至20位选手。这是场消耗战。让你的竞争对手更难受的，是你这时突然发力――加快了节奏。那些剩下的选手如果无法跟上就会落到后面。这就是公路赛的精髓。

　　可有人要我等内特。我越想越觉得不能那么做。我心中暗想，如果他能够跟上，那再好不过；如果他跟不上，我就不等他了。结果，他落到了后面，我没有再等他。
我和其他几位骑在前面的选手向前骑去，当天的赛段结束时，我穿上了领骑衫，而内特则落后了20多秒。苏巴鲁－蒙哥马利队车队的经理大发雷霆，事后怒气冲冲地找到我和克里斯。“你究竟想干什么？”他问。克里斯立刻跳起来为我辩护。
　　“嗨，这是自行车比赛，”克里斯说，“他这样骑是这了得到冠军。”

　　在回旅馆的路上，我心中感到非常不安。一方面，我感到自己被车队的经理背叛且抛弃了，而在另一方面，我又有一种负罪感，并且为自己究竟应该忠诚于哪一方而左右摇摆不定。当天晚上，克里斯和我又坐到一起聊天。“听我说，如果有人说你不该发力，那么他们并没有考虑什么对你最好。”克里斯说。“这是一场历史性的比赛，以前还从来没有一位美国车手获得过这个冠军。你正在意大利正和一些最优秀的职业选手同场竞技。如果你赢了，那对你的运动生涯将会非常重要。而且，你现在是代表美国国家队参赛。如果你不尽力，那会传达什么样的信息？”

　　在我看来，那可能是最糟糕的信息：“很抱歉领先――我得让这个家伙获胜，因为他是位职业选手。”我不能这样做。可是，我担心车队经理会到处说我的坏话，毁掉我将来的职业生涯。

　　克里斯说，“别担心，你认为什么正确就做什么。如果你在这个获胜，你就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我想和我母亲聊一聊。我当时都不知道怎样拨打美国，但我最终还是接通了她。

　　“出什么事了，儿子？”她问。

　　我把情况给她讲了一下。我当时心里烦透了，几乎是结结巴巴说完的。

　　“妈妈，我不知道怎么办。”我说。“我现在处于领先地位，可苏巴鲁－蒙哥马利车队的经理要我让内特?里斯获胜，而且要我帮他。”

　　母亲听完后说道，“兰斯，如果你觉得自己能够获胜，那就去争冠军。”

“我想我能获胜。”

　　“那就让他们见鬼去。”她说。“你一定要获胜。别让任何人把你吓倒――你只管低下头来比赛。”

　　我低着头继续比赛。我这个领先的选手显然不受人欢迎，而且不仅苏巴鲁――蒙哥马利车队的人对我充满敌意，就连公路两旁观看的意大利车迷们也充满了火药味，因为一位美国人骑在最前面。他们在公路上到处撒下玻璃和图钉，希望我的车胎会爆了。但随着赛事的继续，意大利人慢慢改变了对我的态度。当我冲过终点线时，他们为我欢呼。

　　我获得了冠军。我成功了，给美国国家队带来了一场欧洲赛事的胜利。我们车队欣喜若狂，克里斯也是激动不已。那天晚上，我从领奖台上下来时，克里斯对我说一句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的话。

　　“你总有一天会在环法自行车赛中获胜的，”他说。

　　自行车是一项特殊的运动，带给年轻人更多的是丢脸，而不奖赏。正如我所计划的那样，奥运会一结束，我就立刻转为职业选手――而且立刻在第一项赛事中获得了倒数第一名。

　　我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的表现差强人意，只在公路赛中获胜得第十四名，但是却给美国自行车运动一位最有影响的人留下了印象。这个人便是吉姆?奥楚维茨。他找机会让我签约成了一名职业自行车选手。奥楚――大家都这么叫他――是摩托罗拉赞助的一支车队的经理，他的车队基本上全由美国车手组成。奥楚本人是自行车运动的先驱：他在1985年组建了第一支几乎全部由美国车手组成的车队去海外比赛，以此来证明美国选手也能在这项欧洲传统运动项目中竞争。（奥楚那支“7-Eleven”车队最初的车手之一便是克里斯?卡米卡尔。）一年后，格雷格?勒芒获得了1986年环法自行车赛的冠军，让美国人了解了这项赛事。

　　奥楚总是留意那些崭露头角的美国年轻车手，于是克里斯便把我推荐给了他。美国本土举行的规模是的分段赛是杜邦赛，赛事进行到一半时的某天晚上，克里斯把我介绍给了奥楚。我去了奥楚所住的饭店，结果这次见面变成了就业面谈。我当时还没意识到，但我遇到了我心目中的父亲。

　　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位40多岁瘦长、轻声细语的男子，动不动就放声大笑，而且一笑就露出洁白的牙齿。我们坐了下来，聊起了我的家乡。他给我说了他对车手的要求：他想找到一位年轻的美国人，能够步勒芒后尘，赢得环法自行车赛。奥楚的车队有选手获得过两次第四名，但是没有人获得过冠军。

　　奥楚问我最大的梦想是什么。“我想成为最好的车手，”我说，“我想去欧洲，成为职业选手。我不想仅仅骑得好，我想骑得最好。”这对奥楚来说已经足够了；他递给我一份合同，然后送我去了欧洲。

　　我参加的第一项赛事是“圣塞巴斯蒂安经典赛”。人们称它为“经典赛”，但它其实是一项极度考验车手的赛事。选手们要在一天内骑完100多英里，而且路面常常颠得人骨头都要散架，天气也常常很恶劣。这项赛事历史久远，而且残酷得恶名远扬。圣?塞巴斯蒂安其实是巴斯克地区一座风景优美的海边小镇，但我作为职业选手首次参赛那天，天气异常恶劣，大雨如注，寒冷刺骨。再也没有比在雨中骑车更难受的事了，因为你身上永远暖和不起来。你的莱克拉骑行服薄得像是你的第二层皮肤。冰冷的雨水湿透骑行服，将它粘在你身上，结果寒气与你的汗水混杂在一起，渗透到你的骨子里。你的肌肉收缩，并且由于寒冷、湿透、疲倦而变得沉重。
我首次复赛那天，雨下得很大，雨水打在身上生疼。我们冲进了寒冷刺骨的大雨中，但是我很快就落到了后面，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靠后。我浑身打着寒战，挣扎着向前骑。不久，我变成了最后一名。由于选手们纷纷放弃比赛，我前面的道路上人影越来越少。经常侍有一个人骑到路边，退出比赛。我也想学他们的样子，带一下刹车，抬起身，骑到路边。那太容易了。可我不能那样做，至少不以在我的第一项职业赛事中那样做。那太丢人了。我的队友们会怎么看待我？我可不是半途而废的人。

　　 你干吗不退出比赛呢？
　　儿子，你从来不退出。

　　50位选手退出了比赛，但我继续骑着。我成了111名选手中的最后一名，当我到达终点时，我比冠军慢了将近半小时。我费劲地骑上最后一个山坡时，西班牙观众开始嘲笑我，朝我发出嘘声。“看看最后一名的惨样，”其中一人讥笑道。

　　几小时后，我坐在马德里机场的一张椅子上。我想结束整个运动生涯。这是我一生当中最伤心的一场比赛。我在去年圣?塞巴斯蒂安的路上还真想过我有可能获得冠军，而我现在却不得不开始怀疑自己究竟有没有能力参加比赛。人们都在嘲笑我。

　　职业自行车运动比我想象得更困难得多；速度要快得多，路况要艰难得多，竞争也比我想象得更激烈。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叠还没有使用的机票，其中有一张是回美国的返程票。我想用掉它。也许我就应该打道回府，我想，然后找点别的事情做，找某样我所擅长的事。

　　我走到付费电话旁，拨通了克里斯?卡米卡尔。我告诉他我多么沮丧，并且说我正考虑永远离开赛场。克里斯默默听我说完后开口说道，“兰斯，你从这次比赛中学到的东西要比你从任何其他比赛中学到的东西都要多。”我一直坚持到最后是做对了，因为我向我和新队友们证明我不会轻易放弃的选手。如果他们准备依赖我，那他们就需要知道我不是个懦夫。他们现在知道了。

　　“好吧，”我说，“我留下来。”

　　我挂上电话，登机去参加下一场比赛。我只有两天的休息时间，然后我就要参加苏黎士冠军赛。我要向自己和每个人作出证明――只要我的心脏还没有在我的胸中炸开，我就永远不会再做最后一名。

　　我在苏黎士获得了亚军。我从一开始就发力，而且几乎整个赛程都在发力。我对比赛战术知之甚少，甚至可以说一无所知――我只是低下头，使劲向前骑。当我走上领奖台时，如释重负的感觉要大于得意之情。好啊，我心中暗想，我想我终于能做到了。

　　我给克里斯?卡米卡尔打了电话。“明白了吗？”克里斯说。短短几天功夫，我就从一位沮丧的新手变成了一位合格的选手。这一变化引起了自行车界的嘀咕：那家伙是谁？他有什么背景？人们都想知道。

　　这是个我仍然需要回答自己的问题。

　　自行车赛场上的美国人就像世界棒球系列赛中的法国队。我一头闯进了一项受人尊重、历史久远的运动项目，对于其明文和非明文的规定以及其礼节毫无概念。我可以这么说，我的德克萨斯举止在欧洲大陆并不吃得开。

　　欧洲自行车运动的暗中尔虞我诈与伴随我长大的口出狂言式的美国比赛观之间存　着天壤之别。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我小时候对自行车运动一无所知，一直到勒芒赢得986年环法自行车赛冠军后才开始注意这项运动。自行车比赛中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和待人接物的态度，这些我都不知道，而且即使在我知道后，我也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参与进去。事实上，我对那些规定置之不理。
我比赛时毫不顾忌，绝不偏让任何人。我太炫耀，说话时口无遮拦，而且获胜时向空中挥舞着双拳。我从来不退缩、不食言。记者们对我喜爱有加；我与众不同，我丰富多彩，成为他们争相报道的对象。但是我也树敌太多。
　　比赛时的公路并不宽。车手们不停地时而在前，时而在后，争夺对自己有利的位置，这个时候的聪明之举便是给其他车手一条生路。在线路较长的分段赛中，你帮助别人一把便赢得一份友情，因为你自己以后也可能会需要这种友情。你让我一寸，我们便是朋友。可是我不愿意那样做。这一部分是由于我当时的个性：我感到自己的地位不牢固，对自己究竟强到什么地步缺乏百分之百的信心，因而时刻护着自已。我当时仍然是来自帕拉诺的孩子，特别好斗，只顾使劲踩着踏板向前骑车。我觉得给别人让几英寸会给自己带来不利。

　　我有时会气急败坏地冲着主车群中的其他车手大声嚷嚷，“要么往前骑，要么让道！”我当时还不明白，由于种种原因，某位车手也许需要留在后面，也许因为他的主车手让他那么做的，也许他累了或者有伤病在身。他没有必要给我让道，也没有必要为了我让我骑得快一点而加速（我现在已经不再为这些事情恼火，而且我自己常常落在后面，浑身疼痛）。

　　我当时还不知道，主车群中的其他车手可以让你完全束手无策，失去获胜的机会。自行车赛场上有个行话――“flicking”。这个词来自德语，意思是“操蛋”。如果你在主车群中对某人“操蛋”，这就意味着坏了他的好事，仅仅是为了惩罚他。

　　有些车手会为了坏我的好事而操我的蛋。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我，他们就会故意不让我获胜，就会故意挡我的道；他们就会把我围在当中，让我无法骑快；他们就会突然加速，让我极不情愿地发力，从而消耗我的体力。幸运的是，我的四周都有一些保护我的聬，像辛?耶茨、斯蒂夫?鲍尔、弗兰基?安德鲁。他们试图委婉地向我解释，我那样做对自己没有好处，对也没有好处。

　　　“兰斯，你得学会控制自己。你树敌太多。”弗兰基会对我说。他们似乎都明白，我需要一个过程才能成熟起来，所以如果他们对我大为恼火时，他们不会让我知道，而是耐心地引导我朝正确的道路上走。

　　队友在自行车比赛中至关重要――我在摩托罗拉车队时有8位队友，而我需要他们每个人的帮助。在艰难地爬坡时，如果骑在某位队友后面，我只要紧紧尾随其后便能节省30%的体力――这叫“坐在他的车轮上”。或者，如果某天刮风，我的8位队友便会骑在我的前后左右替我挡风，我就能因此而节省50% 的体力。每个车队都需要各种各样的队员，有的是冲刺好手，有的是爬坡高手，有的则是甘当人梯。重要的是必须意识到车队中每个队员所作出的贡献――而不是让其付之东流。“谁会愿意为某个无法获胜的人卖力呢？”奥楚问我，这可真问得好。
单枪匹马是无法在公路赛中获胜的。你需要队友――你还需要竞争对手们的善意与合作。人们得想为你比赛，想和你一起比赛。可在最初几个月里，有几个对手真想一拳把我打出去。
　　我会侮辱那些了不起的欧洲冠军。在我作为职业车手最初参加的一项赛事――环地中海赛中，我遇到了一位非常执着、非常受人尊重的意大利车手莫雷诺?阿坚廷。他是前世界冠军，赢得过欧洲各项赛事的桂冠，因此是自行车项目的大哥大。但我冲到前面向他提出了挑战。当时有150名车手参加了比赛，而且大家都挤在一起，个个都想得到有利位置，人人都在“操蛋”，互相你争我夺，推搡拥挤。

　　我和阿坚廷并驾齐驱时，他瞥了我一眼，略为有些意外。他说，“你在这里干什么，比肖普？”

　　也不知为什么，这句话让我火冒三丈。他居然不知道我叫什么。他以为我是美国车队的另一名队员安迪?比肖普。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这家伙居然不知道我叫什么？

　　“你混蛋，齐亚普奇！”我也故意用他车队一名队员的名字叫他。

　　阿坚廷大吃一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是自行车项目的重量级人物，是大哥大，而我在他的眼里只是位刚出道的年轻的美国无名小卒，而且居然对他出口伤人。不过，我在此之前已经获得过一些好成绩，所以我自认为他应该知道我是谁。

　　“嗨，齐亚普奇，”我说，“我叫兰斯?阿姆斯特朗，比赛结束时你就会记住了。”

　　在剩下来的赛程中，我惟一的目标就是战胜阿坚廷，但是我最终顶不。这是个5天分段赛，我跟不上――我太缺乏经验。事后，阿坚廷来到我们车队的住地，怒气冲冲地对我的队友们大声嚷嚷，谴责我的行为。这也是自行车项目礼节的一部分；如果有位年轻车手成了问题，那么年长的车手就有责任使他上正道。阿坚廷的话大致为，“你们要教他一些礼貌。”
几天后，我参加了意大利的一项赛事，也就是赛程为一天的莱归利亚杯经典赛。这个奖杯自然被视作阿坚廷的囊中之物，我知道这一点。意大利任何赛事中最受欢迎的自然是意大利车手，尤其是他们的领军人物阿坚廷。对一位老车手不该做的便是在他的祖国当着他的车迷和赞助商的面对他不敬。但我又冲他追了上去。我在其他人都不与他相争的进修向他发起了挑战，而这次的结果截然不同。在莱归利亚杯的较量中，我获得了胜利。

　　 临近终点时，骑在最前面的有4个人：阿坚廷，齐亚普奇，一位名叫西埃拉的委内瑞拉车手――还有我。我在最后发起冲刺，骑到了前面。阿坚廷不敢相信他会输给我这个大言不惭的美国佬。接着，他做了一件上我终身难忘的事。他在离终点线5码的地方突然刹车，止住了车轮――而且是故意的。他获得了第四名，没有得到奖牌。我赢得了冠军。

　　领奖台上有3个位置，阿坚廷不想站在我的身旁。说来也怪，他的这一举动给我留下的印象远比说我一番或打我一拳深得多。他所表达的意思是：他不尊重我。这是一种奇特但优雅的侮辱，而且效果明显。

　　在那之后的这么多年中，我成熟了，学会了尊重意大利的一切：尊重他们独特的举止、艺术、饭菜、言语表达，更不用说尊重他们那位了不起的车手 ――莫雷诺?阿坚廷了。事实上，阿坚廷和我成了好朋友。我非常喜欢他，我们现在如果碰面，一定会来一个意大利式的拥抱，然后开怀大笑。

　　我的成绩继续时好时坏，就像我在主车群中的人缘一样让人琢磨不透。我无论什么时候都会发力。我只是想那么骑。如果有人想超越我，我就会反击，不是采用什么战术，而是仿佛在说，“你就这点本事吗？”

　　我也有一些不错的成绩，因为我体力充沛，而且我有其他队友在运用战术，助我一臂之力。但是，许多时候我都太争强好斗，一再重复我在日本为克里斯?卡米卡尔效力时所犯的相同致命错误：我会冲到最前面，独自一人领骑，而最后又会落到后面。我有时甚至都进不了前20名。事后总会有一名队友问我，“你究竟在干什么？”

　　“我当时感觉良好。”我为自己找借口说。

　　但幸运的是，我的两位教练都非常聪明，也非常敏感。作为国家队队员，我仍然接受克里斯的指导；作为摩托罗拉队的队员，我则接受奥楚的指导，而且还有车队经理肯尼?奎佩尔负责我的日常比赛。他们在电话上花很多时间比较各自的笔记，并且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共识：我的力量是你无法教会或训练出来的。你可以教会某人如何控制力量，但你无法教会他变得强壮。
他们认定，尽管我咄咄逼人的气势在主车群中不会给我带来友情，但这促气势某一天总会变成宝贵的财富。奥楚和克里斯感觉到，耐力赛不仅以给我带来痛苦，也能给其他人带来痛苦，他们从我喜欢发力的天性中看到了不服输的劲头。“你有没有听人说你在用匕首捅他们？你是当真的吗？”克里斯有一次问我。 “自行车赛本身就是当真的。别欺骗自己。那是充满血腥和战场。”
　　奥楚和克里斯感觉到，我只要能控制住自己的脾气，就能成为让人惧怕的车手。与此同时，他们小心地调教我，因为他们本能地觉得，如果他们开始冲我喊叫，我很可能会甩手不干，或者干脆和他们对着干。他们决定让我慢慢学会一切。

　　有些事情需要你亲身体验才会刻骨铭心，奥楚和克里斯让我自己去琢磨。我起初从来不总结我在赛场上的表现。我会这样想，“我是那里最强壮的车手，那些家伙跟不上我。”但是，当我在几项赛事中输了之后，我不得不开始总结，结果有一天终于悟出了道理：“等一等。如果我是最强的，那么我为什么没有获胜？”

　　奥楚和克里斯慢慢地按部就班地把他们对各个赛场的特性以及比赛时战术的形成过程传给了我。“有时候你的力气给你带来了好成绩，有时候却无法给你带来任何结果。你只浪费力气。”奥楚说。

　　我开始听其他车手的，让他们管着我。我和两位经验丰富的队员辛?耶茨和斯蒂夫?鲍尔住在同一屋，他们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和他们同桌吃饭，光是在饭桌上就学到了许多东西。他们帮我注重实际。我是力气先生，四处碰壁，却还在说，“我们去给他们点颜色瞧瞧！”而他们只是翻了翻眼皮。

　　奥楚不仅驯服了我，而且更重要的是教给了我道理。每年在欧洲住7个月对我来说非常难受；我思念德州黑啤酒和墨西哥菜，思念炎热、干燥的德克萨斯田野，思念我在奥斯丁的公寓，因为公寓里壁炉台上有一个长角牛的脑袋――上面裹着黄色、白色和蓝色的皮革，额头上还有一颗孤星。我抱怨欧洲的汽车、旅馆和饭菜。“我们干吗要住在这种破地方？”我会说。我正在体验自行车运动的一种传统：这项运动的艰苦性还包括食宿。与我们在欧洲所住的一些旅馆相比，美国的汽车旅馆简直就像天堂。光秃秃的地板上到处都是面包屑，床上还有头发。在我看来，欧洲的肉食非常古怪，面片味同嚼蜡，我最终还是适应了。最后，我的抱怨变成了一种开心果。我们每到达一家新旅馆，他们都会等着听我开始抱怨。

　　 当我回过头来看当时那初出茅庐的我时，我真感到脸红，但同时又对自己充满了同情。隐藏在粗话、好斗和怨言背后的是害怕。我害怕一切。我害怕火车行程，害怕机场，害怕公路。我害怕用电话，因为我不知道如何拨打。我害怕菜单，因为上面的文字我看不懂。

　　有一次，在奥楚款待一些日本商界老板的饭桌上，我出尽了洋相。奥楚让每位车手作自我介绍，报出自己的名字和国籍。我站了起来。“大家好，我是来自德克萨斯的兰斯。”我瓮声瓮气地说。大家哄堂大笑，把我重新当成了笑柄。

　　但是，住在欧洲不可避免地开始提高了我的修养。我在意大利的科莫湖畔租了套公寓，迷恋上了座落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中的这个雾蒙蒙、灰蒙蒙的小镇。奥楚对葡萄酒情有独钟，而我也从他的这种爱好中受益匪浅，学会了如何鉴别美食与佳酿。我发现自己有语言天赋，已经开始会说一些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法语了，而且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也能用荷兰语差使几句。我在米兰逛街，懂得了一件真正漂亮的礼服应该是什么样。有天下午，我走进杜莫大教堂，而就在那一刻，我彻底改变了对艺术的看法。大教堂的规模和色彩，灰色拱廊里的那份肃静有，羊皮纸般柔和的烛光，高耸的彩色玻璃拼图，生动流畅的雕塑――这一切让我目瞪口呆。
夏天来临时，我成熟了许多。在自行车赛场上，我开始进展顺利，成绩也在稳步提高。“瞧见了吗？”奥楚说。事实确实如此。有家美国赛车运动赞助商“大众药房”设立了100万美元的特别奖金，要奖给任何赢得自行车三冠王的人――也就是说要在美国举行的3项极具影响力的赛事中获胜。我将目标盥洗室在了上面。每项赛事都不相同：要想得到那笔奖金，你必须在难度很大的匹兹堡一日赛中获胜，然后在西弗吉尼亚的6天分段赛中摘桂，最后再在横穿费城市，总长 156英里的公路一日赛中夺冠。设立奖金的人知道，这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诱饵。只有全能型的车手才有可能将那笔奖金赢到手：你必须一人身兼数职，既是短距离选手，也是爬坡好手，还得是分段赛高手。最重要的是，你必须完全胜利――而这我还没有学会。
　　所有车手都在议论如何赢得那笔奖金，接着便会说那是多么不可能。但是，我有天晚上在给我母亲打电话时，她问我，“获胜的把握有多大？”

　　我说，“很大。”

　　到6月，我已经赢得了前两项赛事的冠军，各大报纸对我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报道，赞助商们开始坐不住了。惟一剩下的只有在费城举行的美国职业冠军赛――但同时还有119名其他车手试图阻止我。人们的期待很高，估计沿途将会有50万人观看。

　　比赛的前一天，我给我母亲打了个电话，请她飞到费城来。由于临时决定行程，她来回的机票要多付1000美元，但她认定那就像是买彩票――如果她不来，她会为此而后悔一辈子。

　　我决定比赛时用脑子，不再像疯子一样只顾发力向前冲。好好想想这比赛，我对自己说。

　　比赛那天，我大多数时候都是这样做的。然后，到了只剩下最后20英里时，我开始发力。我冲上了整个赛程中最陡的部分――马纳雍克山――而且几乎是发疯般地冲了上去。我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我只知道我猛地从座凳上站下来，双脚使劲地踩着踏板，而且高声尖叫了有足足5分钟的时间。我在赛场上与其他车手拉开了很长一段距离。
到了倒数第二圈时，我因为领先得太多，居然有时间给我母亲一个飞吻。我冲过终点线时领先于第二名的时间创下了自行车比赛的历史记录。我下车时，一大群记者围住了我，但我推开他们，径直走到跟前，然后我们俩将脸埋在对方的肩膀上，哭了起来。

　　那开始了一个梦幻般的夏天赛季。接着，我采用后发制人的战术，出人意料地赢得了环法自行车赛的一个分段赛：从马恩河畔沙隆至凡尔登114英里赛段结束时，我从主车群中突然冲刺驶过最后50码时，我差一点撞到公路旁的护栏上。环法赛任何一个赛段的胜利都被视作异常宝贵的胜利，而我当时才21岁，是环法赛历史上赢得某一赛段胜利的最年轻的车手。

　　 但是，要想在环法赛中竞争，你需要更多的经验，一个证明便是我两天后不得不退出比赛，因为我无法到底。我是在第十二赛段后退出比赛的，我当时名列第九十七位，而且冻得浑身发抖。阿尔卑斯山征服了我，那时的赛段“太长，天气太冷，”我后来对记者们说。我落在后面太多，等我抵达第十二赛段终点时，车队的汽车早已去了旅馆。我只好步行回房间，推着我的自行车上了一段砾石小道。“就好像这一赛段还不够，还要让我们爬上这山坡。”我新闻界说。我当时体力上还不够成熟，还无法胜任那些艰苦的山地赛段。

　　我有时仍然会急不可待。我会领先一段赛程，然后又落到后面。我似乎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为了赢得比赛，我必须在开始阶段骑得慢一些。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意识到，耐心与没有实力是两码事，比赛时制定战术并不意味着就会有损失。

　　世界锦标赛前一个星期，我在苏黎士冠军赛中又犯了同样的错误，在关键时刻到来之前就用完了所有力气。我又一次没有能进入前20名。奥楚本该对我大发脾气，但他只是在苏黎士多呆了两天，并且和我一起骑车训练。他相信我能在奥斯陆举行的世界锦标待遇中获胜――但条件是我骑车时必须动一点脑子。我们一起训练时，他和我聊起了自我控制。

　　“你惟一要做的就是等待，”他说，“等待，一直等到最后两三圈。如果你过早发力，你只会浪费你获胜的机会。但是，到最后两三圈时，你怎么冲刺都可以。”
参加世界锦标赛的车手都不是平常之辈。我所面对的都是一些处于风雨同舟状态的高手，其中夺冠热门是刚刚获得第三个环法自行车赛冠军的米盖尔?安杜兰。我如果想获胜，就必须克服一些由来已久的不利因素；以前还从来没有哪位21岁的车手获得过世界冠军。
　　离比赛只剩下最后几天时，我又给我母亲打了个电话，请她过来与我做伴。我不想独自经历这一切，而她一直都是我增加信心的源泉。而且，我希望她亲眼目睹我与那些人同场竞技。她向爱立信公司请了几天假，飞到欧洲来和我在一起，就住在我旅馆的房间里。

　　她像以前一样悉心照料我。她在洗脸池里替我洗衣服，精心安排我的伙食，替我接电话，确保我有足够的睡眠。我根本都不必和她聊自行车的事，必向她解释我的感觉――她完全明白。离比赛越近，我也越来越不爱说话。我不再训练，只是在脑子里琢磨着比赛。在我盯着天花板或者午睡时，她会借着一盏小台灯看书。

　　比赛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但是，当我醒来时，外面正下着雨。我睁开眼睛，看到窗户玻璃上沾满了雨滴。又是那可恨而可怕的雨水，我在圣?塞巴斯蒂安赛中就是因为天下雨而尝尽了苦头、丢尽了脸。

　　瓢泼大雨整整下了一天，但是有一个人在雨中所遭的罪比我还要多――我母亲。她冒着大雨在大看台上整整坐了7个小时，一次都没有站起来过。大看台前有一个巨大的屏幕，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长18.4公里的赛道上的表现，而她就浑身湿透地坐在那里，看着车手们在赛道上接二连三地摔倒。

　　欧洲下雨时，路面上会出现一层滑溜溜的由灰尘和汽油造成的残留物。车手们纷纷从车上摔了下来，因为他们脚下的车轮会打滑。我也摔了两次，但每次都飞快地爬了起来，重新骑到车上，继续比赛。

　　我一直耐心地等待着，完全按奥楚吩咐的那样先不发力。剩下最后14圈时，我位于第一集团中，旁边还来自西班牙的好手安杜兰。最后，到了倒数第二个山坡时，我开始冲刺。我冲到坡顶，领先其他人一个车轮的距离。我飞快地下坡，然后直接冲向下一个陡坡，其他车手紧随在后。我心中暗想，“我了那么多基，我现在心谤腹非获胜。”我从车凳上站了起来，再次冲刺，这次与他们拉开了距离。

　　陡坡的另一边又是一段漫长、危险的下坡，长4公里，而且在大雨中什么样的情况都可能发生；由于整个路面非常滑，车轮有脍打滑。但是我使劲而小心地骑着，我到了坡底朝身后瞟了一眼，想看看是谁跟在我后面。

　　 一个人也没有。

　　我慌了。你的老毛病又犯了，我绝望地想，你发力太早了。我一定忘了那是第几圈。肯定还有一圈，因为领先这么多令人不敢相信。

　　我低头看了一下我的电脑。这是最后一圈。

　　我要获胜了。

醉也无人管

重返艳阳下～阿姆斯特朗自传（03下）

        我边骑完最后700米边开始欢庆。我向空中上下挥舞着拳头，我向观众投去飞吻，我向人群躬身致意。当我冲过终点线时，我像摇滚歌星那样手舞足蹈。我最后刹住车，下来，在人群中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我母亲。我找到了她，然后我们站在雨中，拥抱在一起。我说，“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我们俩开始哭了起来。
　　
        比赛结束后，大家又是庆祝又是举行颁奖仪式，现场一片混乱。就在这时，一位皇家礼仪官走过来告诉我，挪威的哈罗德国王要接见我。我点点头，说，“走吧，妈妈。我们去见国王。”

　　她说，“好的。”

　　我们开始通过各个安检口。最后，我们来到了一扇门前，国王就等在时而亲自接见隐。一位警卫拦住了我们。“她必须留在这里，”皇家礼仪官说，“国王只接见你一个人。”

　　“我从不把母亲挡在门外，”我说。

　　我抓住母亲的胳膊，转身要走。“我们走吧，”我说。如果没有她，我哪里也不想去。

　　礼仪官做了让步。“好吧。请跟我来。”于是，我们便见到了国王，发现他非常友善。国王接见我们的时间非常短，但很客气，然后我们就回去继续欢庆。

　　对于我和我母亲来说，那就像某件事情已经结束一样，就像是终点线。艰苦的竞争已经过去，不会再有那些乌七八糟的废话告诉我们，说我们一文不值。我们也再也用不着为账单、破旧的赛车、机票等操心了。也许那还象征着漫长、艰苦的童年挣扎已经结束。

　　虽然我是世界冠军，我要学的东西仍然很多，因此接下来的3年便成了我不断检验合上书、不断提高自己的过程。我在其他一些赛事中也取得了胜利，但生活从现在开始只是一个日积月累的提高的过程，是一个寻找有可能将我与其他顶尖车手区分开来的那一点微小差距的过程。
在比赛中获胜讲究的是科学。观众们很少看到自行车运动的技术性一面，但是在彩虹壮观的主车群背后是更枯燥的现实――公路赛是精心算计的基础上，胜利常常是比赛前通过在实验室或风洞或赛车场得到很小的一点加速而获得的。赛车手都听任电脑摆布；我们整天围着精确计算节奏、效率、力量和蹬腿力度转。我常常会坐在一辆固定自行车上，身上到处连着电极，目的是想找到有可能给我带来几秒钟优势的不同的姿势，或者是想找到某样更加流线型的装备。

　　赢得世界冠军几个星期后，我和克里斯?卡米卡尔一起去了位于科罗拉多泉水城奥林匹克训练中心的赛场表现实验室。尽管我这一年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我仍然有一些致使的弱点，于是我实验室里呆了好几天，身上贴满了电极，而大夫们则时刻给我抽血化验。这样做的目的是确定我不同的临界和极点，然后便能想办法使我提高骑车时的效率。他们检查了我的心率、最大肺活量，有一次居然在一天的时间里扎我的拇指采血化验达15次。

　　我们想确定我最大的爆发力究竟有多大，而且能够持续多久。我们着手分析我的最佳节奏：即最有效的踩踏板速度是多少，我的踏板动作就像是对称的渣打汽锤，直上直下，力气花了不少，速度却没有突破。我们去了一个赛车场，想看看我在自行车上的姿势，以此来确定我是否在浪费力气。自行车项目最讲究的就是用最少的力气产生最大的速度，瓦特则显示你在踩踏板时所做的工。我们把自行车车凳放低了一点，速度立刻有了提高。

　　大约也就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传奇般的比利时车手埃迪?墨克斯。他曾5次在环法自行车赛中夺冠，是有史以来最厉害的冲刺型选手。我听说过他的种种传说，知道他是个勇敢、当仁不让的车手，而且决心成为他那样的车手。我不仅仅想赢得比赛，而且想以某种方式获胜。我们成了朋友。埃迪说我将来也能在环法自行车赛中获胜，但我需要减轻体重。我当时的身材就像橄榄球赛场的中后卫，脖子粗，胸前是一块块结实的肌肉――这些都是当年参加游泳和铁人三项运动留下的。埃迪解释说，要在3个星期的时间里拖着这样的翻山越岭太艰难了。我当时参加比赛一部分靠的仍然是蛮力；而要想赢得环法自行车赛，我就必须找到办法在不损失力量的前提下减轻体重。于是，我不再面片，不再上德克萨斯－墨西哥餐馆，而且明白自己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力量――那种被称作自我约束的内在力量。

　　 到1995年，我仍然没有能够骑完自行车的整个赛程，仍然只能骑完其中的一些赛段。我的教练们认为我还没有准备好，而且他们的看法是对的。无论是身体上还是脑力上，我都还没有准备好把那艰苦的赛事坚持到底。一位年轻车手需要经过精心培养和多年的成长才能骑完整个赛程，并且取得好成绩。我的成绩在稳步提高：我在1994年获得了列日－巴斯托尼－列日赛的亚军、圣－塞巴斯蒂安赛和杜邦赛的冠军。但是，奥楚这时认为我需要再上一个台阶――我需要骑完环法自行车赛全程，而不是某些赛段。现在是我学会在世界上最大的分段赛中获胜需要掌握什么的时候了。

　　人们都认定我是一日赛高手：只要告诉我起点在哪里，我就会凭着肾上腺素和一股怒气把对手一个一个地甩到后面，赢得比赛。我可以把自己逼到别人不愿意承受的痛苦临界点，我会毫不留情地赢得胜利。
但是环法自行车赛则完全是另一码事。如果你用这种方式去参加比赛，你只需两天的时间就不得不退出赛场。这项赛事需要目光远大。环法赛需要你在恰当的时候调动恰当的力气，需要你耐心地按需要使用力气，绝对不能浪费动作或能量。它需要你不停地骑呀骑，不管你有没有任何动力，也不管你身上是否还有任何肾上腺素可以推你向前。
　　如果说成年人与孩子之间有什么明显的区别，那可能就是耐心。在1995年，我对环法赛苛刻的要求、非同寻常的药检以及比赛中的危险终于有了了解。我骑完了整个赛程，而且结束时仍然浑身有劲，甚至在最后几天还赢得了一个赛段的胜利。但是，我对环法赛的全面了解是以很高的代价换来的，我真希望不是通过那种方式来明白环法赛的残酷性。

　　在环法赛的后半程，我们摩托罗拉车队的一位队友――1992年的奥运会冠军法比奥?萨特利――在高速下坡时不幸身亡。在下坡时，大家骑成一条直线。如果有一个人摔倒，便会造成可怕的连锁反应。当时摔倒的不止法比奥一个人，和他一起摔倒还有20位其他车手。但是他的后脑勺撞到了路肩上，造成了脖子和头颅骨折。

　　我当时从他们身旁疾驶而过，没有看得太清楚。许多车手都摔倒在了地上，每位躺在地上的车手旁都蹲着其他车手，但这种情况在环法赛中司空见惯。我是过了一会儿才通过车队无线电得知了可怕和消息：法比奥死了。当有人告诉你这种消息时，你几乎不敢相信。

　　那是我一生当中最漫长的一天。法比奥不仅是意大利自行车运动的希望，而且新婚不久，且刚当上爸爸。他的小宝宝才只有1个月大。

　　尽管我们内心很痛苦，而且惊魂未定，我们还得继续骑下去，完成这一赛段。我早在1991年开始参加国际比赛时就认识了法比奥。他当时就住在科莫城外，而我的公寓在城内。我们在1992年巴塞罗纳奥运会上同场较量，结果他获得了金牌。他过得非常悠闲，人虽然有一点怪癖，但喜欢热闹，爱开玩笑。意大利有些顶尖级的车手比较严肃或者比较刚毅，但法比奥不是那样。他非常讨人喜欢。

　　当天晚上，我们摩托罗拉车队开了个会，讨论我们是否还要继续参加比赛。大家的意见分成了两派：一半人想退出比赛，回家去和家人与朋友一起流泪；另一半人想继续比赛，以此来纪念法比奥。就我个人而言，我想退出比赛；我只是觉得我没有尽情继续骑下去。那是我第一次遇到死亡，所以内心深处感到万分悲伤，而且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种感情。但是，法比奥的妻子来到了我们的住地，要我们继续骑下去，因为她觉得那是法比奥所想要的。于是，我们坐在旅馆后面的草地上，祷告了一会儿，决定继续参加比赛。
次日，主车群为了纪念法比奥，让我们车队赢得了象征性的赛段胜利。那又是漫长而可怕的一天――不仅要骑8小时，而且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主车群没有出现竞争，相反，我们默默地列队骑着――那实际上就是送葬的队伍。最后，我们车队越过了终点线，在我们身后，法比奥的自行车架在求援汽车上，上面系着一条黑色绷带。
　　第二天早晨，我们重新开始激烈竞争，一路骑进了波尔多市。接下来便是利摩日赛段。当天晚上，奥楚来到了我们房间，告诉整个车队：法比奥在环法赛上有两个目标：一是想骑完全程，一是他特别想赢得利摩日赛段的胜利。奥楚一说完，我就知道，如果说法比奥曾经想为自己赢得利摩日赛段，那么现在轮到我来替他实现这一愿望，并且替他骑完全程。

　　次日赛程过半时，我发现自己与25名车手骑在最前面。安杜兰身穿黄色领骑衫落在后面。我做了在我看来再自然不过的事：我开始发力。

　　问题是，我像往常一样发力太早。我在离终点还有25英里时就开始发力了。而且是在一段下坡道上。有两件事你永远不能做：过早发力，在下坡道上发力。但是，我在下坡道上的速度快得惊人，眨眼工夫就领先了30秒。其他车手完全惊呆了。我可能感觉到他们在想：他在想什么？

　　我在想什么？我回头望了一眼，看到其他车手跟在后面，没有什么特别的欲望。天非常热，大家都没有使劲骑车的激情，每个人都试图等到快到终点线时才开始运用各种战术。我瞟了一眼身后，有位车手正在喝水。我又朝身后瞟了一眼，另一位车手正在整理他的骑行帽。于是我开始加速。嗖！我冲了出去。

　　当你身后有来自15支不同车队的15位车手时，他们永远不会组织起来。他们会互相看着对方说：你发力。不，还是你发力！于是我一路向前骑去，而且速度比任何时候都快。这种做法完全将战术抛到了脑后，而且与力量或能力没有任何关系；一切都取决于最初给主车群带来的震惊与分化作用。那是疯狂之举，但却行之有效。

　　其他人与我的差距再也没有能缩小到55秒以内。车队的救援车不停地驶上前来向我报告。我们车队的经理亨尼?奎帕尔会说，“你领先30秒。”几分钟后，他又把车驶到我的身旁，说，“你现在领先45秒。”

　　当他第三次还是第四次将车驶到我身旁时，我说，“亨尼，别再过来了。我不会让他们追上的。”

　　“好的，好的，好的，”他说着就从我的车轮旁消失了。

　　我没有让人追上。

　　我领先了1分钟，而且居然没有感到片刻疼痛。相反，我有一种精神上的感受；我知道我那天骑车时有着非常崇高的目的。尽管我发力太早，但我冲到前面后并没有失败。我心中更愿意认为法比奥在和我一起体验比赛过程；他只是冲出了这个世界而已。我相信，我的车上有两个车手：法比奥和我。

　　到达终点线后，我有一种此后再也惝有过的感情冲动。我感到我在为法比奥、为他的家人、为他的小宝宝、为举国为他哀悼的意大利赢得比赛。我冲过终点线时抬头望着天，并且指着天给法比奥看。

　　环法赛结束后，奥楚为法比奥建了块纪念碑。他委托来自科莫的一位雕塑家用白色的拉拉大理石来雕刻塑像。车队队员们从世界各地飞了过来，我们聚集在山顶上，举行雕像的安放仪式。纪念碑上有个日晷，上面刻有3个日期：他的出生的日期、他赢得奥运会冠军的日期、他去世的日期。
我已经懂得了参加环法赛的意义。那不仅仅是为了自行车赛，而且是生命的象征。环法赛不仅是世界上距离最长的赛事，而且是最令人兴奋、最令人心碎、也暗藏最大悲剧的赛事。它对车手来说意味着各种可以想象到的因素：寒冷、炎热、山坡、平原、车辙、爆胎、强风、莫名其妙的恶运、无法想象的美景、令人呵欠连连的麻木等，而最为重要的是一种深刻的反思。我们一生当中也会面临许多不同的因素，经历许多挫折，与失败直接交锋，遭遇种种不幸，而惟一的目的就是永不低头、保存一线希望。环法赛不只是一项自行车赛事，根本不是。它是一场检验，检验你的身体，检验你的精神，甚至检验你的道德观。
　　我现在明白了这些。我意识到环法赛没有捷径。它需要多年的练习来培养精神、体力和性格，需要一位车手参加过几百场比赛，骑过数千英里。在我的肺部、头脑和心脏还没有像铁一样坚强之前，我无法在环法赛中获胜。而且，我必须首先长大成人。法比奥已经长大成人，我还在努力达到那一步。

醉也无人管

(4)　雪上加霜　BAD TO WORSE

        在我听到“你得了癌症”之前，我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是恐惧。真正的恐惧是伴随一种非常明确的感觉而来的：就像我全身的血液开始朝反方向流动一样。我以前也有过恐惧，害怕不被人喜欢，害怕被人嘲笑，害怕丢钱――可这一切恐惧突然之间显得就像微不足道的懦夫行为。现在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生活中的焦虑――如担心车胎爆了或者失去运动生涯或者遇到塞车――现在变成了现实，而不再是虚幻；变成了真正的问题，而不再是小伤疤。坐飞机时颠簸不已也只是坐飞机颠簸不已，不是癌症。

　　人们给“人性”下的一个定义为：将人与上帝、动物或机器区别开来的特性，特别容易受软弱影响，因而显示出人的品质。运动员们从来不这样看待自己，他们只顾忙着去为戴上“战无不胜”的桂冠而奋斗，不愿意承认自己害怕、软弱、无助、脆弱或者容易犯错；而且正因为这个原因，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周围任何人，他们并不特别友善、慈悲、和蔼、宽厚、宽容。但是，当我得知病情后的第一天晚上独自坐在家中时，那种恐惧剥夺了人的所有尊严。更为重要的是，它让人变得有人性。

　　我当时没有勇气把自己得病的消息告诉我母亲。从里维斯大夫的办公室回到家后不久，里克?帕克便来到了我家，因为他认为我不该一个人呆在家中。我告诉里克，说我不忍心打电话把这坏消息告诉我母亲。“我不想告诉她，”我说。里克主动提出替我打电话，我同意了。

　　这种事无法婉言说清楚。电话打到她那里时，她刚下班回到家中，正坐在外面的花园里看报。里克说，“琳达，这本该由兰斯自己告诉你的，可我只是想让你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他被诊断患有睾丸癌，明天上午7点接受手术。”

　　我母亲说，“不，这怎么可能呢？”

　　里克说，“我很抱歉，但我认为你今晚应该过来。”

　　我母亲哭了起来，里克试图安慰她，但他也希望她尽快坐飞机赶到奥斯丁来。我母亲调整了一下情绪。“好吧，”她说，“好吧，我马上就赶过来。”她也不和我说话就直接挂上了电话，然后将她所能想到的东西扔进一只小包，立刻向机场赶去。

　　里克与我母亲通过话后，我又忍不住哭了起来。里克平静地安慰我说，“你这样哭是很正常的事，甚至对你有好处。兰斯，这种病是可以治好的。这只是个小小的路障。我们需要战胜它继续前进。”

　　我强打精神，走进书房，开始给那些我认为需要立刻通知的人打电话。我接通了我的朋友和摩托罗拉的队友凯文?利文斯顿，他当时正在欧洲参加比赛。凯文就像我的亲弟弟，我们亲密无间，原来还计划下个赛季在欧洲合租一套公寓，而且我还说服他搬到奥斯丁来和我一起训练。我把电话打到意大利给他时，我仍然感到昏昏沉沉。“我有事要告诉你――发生了很可怕的事。”

　　“什么？那项比赛出了问题吗？”

　　“我得了癌症。”

我想告诉凯文我的感受，告诉他我是多么想立刻见到他，但他和另外3名美国国家队的队员住在同一屋里，而我又不想让那3位知道，因此我们只能通过暗号说话。
　　“你知道的，”我说。

　　他答道，“是的，我知道了。”

　　这就足够了，我们挂上了电话。他第二天就坐在了回家的飞机上。
接着，我拨通了巴特?奈格斯。巴特以前也是赛车运动员，现在正忙着创建一家计算机技术公司。他是我在奥斯丁认识最久、最好的朋友。电话打到他办公室里才找到了他――他像平常一样在加班。“巴特，我得了睾丸癌，”我说。巴特一下子愣住了，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然后他说道，“兰斯，人们现在已经能在治疗癌症方面创造奇迹。我觉得如果你非要得癌症，那么这还是个好癌症。”

　　我说，“我不知道。我正一个人坐在家里，伙计，而且我真的很害怕。”

巴特按照自己的惯常做法，给他的计算机输入了一道搜索命令，调出了所有关于睾丸癌的资料。他在办公室里一直坐到很晚，查找睾丸癌方面的信息，然后再将它们打印出来，结果打印出来的资料有1英尺高。他查出了各种试验性的临床手段、研究报告、治疗方案，然后将它们全部下载。他将这些悼念在一起，开车来到我家。他第二天一早还要与他的未婚妻巴巴拉一起去奥兰多，但他还是过来告诉我他爱我，并且把所有那些癌症资料交给我。

　　 我的朋友和家人一个一个地开始到来。丽莎收到我的传呼后赶来了，她一直在图书馆看书，听到这坏消息后吃惊得两眼泪水汪汪。接着，比尔?斯泰普顿和他妻子劳拉来了。比尔是奥斯丁一家公司的年轻律师，我之所以选他做我的经纪人是因为他对人忠心耿耿。他虽然外表上显得不紧不慢，却也非常争强好斗，在德克萨斯大学读书时曾参加过奥运会的游泳比赛，因此仍带有运动员的长相。他进来时，我一心想着我的运动生涯，因为我相信它永远结束了。

　　“我的赛车生涯完了，”我说，“我再也不需要经纪人了。”

　　“兰斯，我们需要一步一步地来解决这些问题，”比尔说，“你根本不知道情况会怎么样，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你不明白，比尔。我不再需要经纪人了，因为我不会再有任何合同。”

　　“好吧，可我不是作为你的经纪人来这里的，而是作为你的朋友，看看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这是那种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的时刻。我当时心中只想着一件事――我将失去我的运动生涯，而实际上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去考虑。

　　“你可以去机场接一下我母亲，”我说。

　　比尔和劳拉立刻从沙发上站起来，开车去机场接我母亲。我心里暗暗为不必去机场接她而高兴，因为她一看到比尔就哭了起来。“我那乖儿子，”她对比尔和劳拉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我们该怎么办呢？”但是，在驱车途中，我母亲控制住了自己。她天生不会自怜自哀，所以当汽车驶进我家的车道时，她又重新坚强了起来。她一走进屋，我就在客厅中央搂着抱住了她。

　　“我们会没事的，”母亲在我耳边轻声说道。“这不会把我们吓倒。我们遇到过的事情还少吗？这件事也不例外，不会把我吓倒的。”

　　我们俩都流出了眼泪，但哭的时间并不长，因为要讨论的事情太多。我和我朋友以及我母亲一起坐了下来，我给他们介绍了里维斯大夫的诊断结果。有些问题需要讨论一下，有些决定也需要立刻做了，而我们的时间并不多，因为早晨7点就要进行手术。我抽出从里维斯大夫那里带回家来的X光片，给每个人看。大家都可以看到肿瘤像白色的高尔夫球一样浮在我的肺里。
我希望先不公开我的病情，等以后再告诉我的赞助商和队友们。就在我继续和母亲说话时，比尔给医院打了个电话，请他们对我的病情保密，并要求在我住院时给我用一个假名。我们还得通知我的赞助商们：耐克，吉洛，欧克莱，密尔顿－布莱德利，以及科菲蒂斯车队，而且还必须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但我首先必须告诉那些对我最亲近的人，像奥楚和克里斯这样的朋友以及我的队友们，而他们大多数都分散在国外，很难联系到他们。
　　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有些人吃惊得语无伦次，有些人试图安慰我，但所有这些朋友都有一点相同：他们都想尽快赶到奥斯丁来。奥楚接到我的电话时，正在威斯康星州的家中吃晚饭。现在回过头来想，他的反应与他的为人完全一致。

　　“你坐着吗？”我问他。

　　“出什么事了？”

　　“我得了癌症。”

　　“行啊，那是什么意思？”

　　“这意味着我得了睾丸癌，明天要做手术。”

　　“好吧，你让我想一想，”奥楚平静地说，“我明天去看你。”

　　最后，终于到了睡觉的时候。滑稽的是，我那天晚上睡得很香。我进入了绝对完美的休息状态，仿佛我正为参加一场大赛做准备。如果我要参加某项艰苦的比赛，我总是要确保得到足够的睡眠，我猜想这次也不例外。我下意识地杨＝卢将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来应付未来几天必须面对的事。

　　第二天早晨，我5点钟就到了医院。我自己开车去的，母亲坐在我身旁。我穿着一套肥大的运动衫，走进医院大门，开始我作为癌症病人的生活。首先是一系列基本的检查，像核磁共振和血常规等。我心里还存有一丝侥幸心理，希望大夫们在给我做完各种检查后告诉我，说他们弄错了，我的病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我没有等来这番话。

　　我以前从来没有住过院，所以对于医院里的规定等一些事情一无所知，结果我连钱包都没有带。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我总是自己扔掉拐杖、自己拆线的缘故。我看着母亲，她立刻自告奋勇地去处理各种表格。就在我验血的同时，她填完了医院所要求的一大摞表格。

　　 整个手术持续了大约3小时，可对我母亲来说那却像永无止境的等待。她就坐在我的病房里，和比尔?斯泰普顿一起等待我出来。里维斯大夫经过病房时进来告诉她一切都顺利，他们已经成功切除了肿瘤。这时，奥楚到了。他遵守诺言，搭乘早班飞机来到了奥斯丁。在我的手术进行的过程中，我母亲把情况告诉了奥楚。她说她相信我会没事的，仿佛她的意志就以战胜疾病一样。

　　最后，他们把我推回了病房。由于麻醉的缘故，我还有些迷糊，不过当奥楚朝我的病床探过身来时，我还是能够清醒地与他交谈。“不管这玩意儿是什么，我一定要战胜它。”我说。

　　院方让我在医院里呆了一晚，我母亲睡在一张小沙发上陪着我。我们俩都没有能睡好。手术后的结果便是疼痛难熬――切口又长又深，而且位于身体比较柔软的地方。我母亲只要听到我的被单有动静，便会立刻跳起来，走到我的床边，看看是否一切正常。一根静脉输液管还连在我身上，因此如果我要上卫生间，她就得扶我起来，替我推着输液架，我则一瘸一拐地走过病房，然后她再扶我到床上。医院的病床在床垫上铺了一层塑料，结果搞得我汗流浃背。我每隔几小时就会醒过来一次，然后便会发现我身体下面的床单完全湿透。不过，我母亲会替我把身体擦干。
次日早晨，约曼大夫进来给我报告病理分析和验血结果。我还侥幸地希望我得的癌症不像我们所想的那么严重，但约曼大夫开始简单地报出了一些数字。他说从切片和验血的结果来看，癌症正迅速扩散。睾丸癌顺血管转移到淋巴腺是非常典型的变化，而他们在我的腹部发现了一些癌细胞。

　　在被诊断出癌症后的这24个小时里，我已经看了许多。我知道肿瘤学家们把睾丸癌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癌症仅见于睾丸中，病人预兆表现良好；第二阶段，癌症转移到了腹部淋巴结中；第三阶段，癌症扩散到了一些关键的器官中，如肺部。化验的结果表明我已经到了第三阶段，我的体内已经有了3种不同的癌症，其中最致使的是绒膜癌――一种具有攻击性、存在于血液中的癌症，非常难控制。

　　我一个星期后将接受化疗，胸前将插入一根导管，而且化疗将持续3个月。由于我将不停地接受验血，不停地接受静脉注射，使用静脉注射针已经不那么现实，所以使用导管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导管从我皮肤下面鼓起来的样子非常可怕，而胸前的切口也显得不自然，几乎像鱼腮。

　　还有一件事需要考虑：我至少会暂时失去生育能力。我的第一轮化疗将从下星期开始，约曼大夫建议我在那之前尽可能多储备一些精子。这是不育这个话题第一次出现，而我连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约曼大夫解释说，有些接受化疗的病人能够恢复生育，有些病人则不能；研究表明，大约一半的病人一年后能恢复正常生育能力。两小时路程外的圣安东尼奥有一个精子库，约曼大夫建议我去那里。

　　当天晚上，在出院之前，我母亲去肿瘤科取回了插导管所需的一切，还有止呕药的处方和更多介绍睾丸癌的资料。如果你从来没有去过肿瘤科，那么我可以告诉你――那里非常令人不安。她看到病人裹着毯子，没有头发，身上插着静脉输液管，脸色苍白，病入膏肓。我母亲在等待导管的时候眼睛死死地盯着四周。导管等器械被拿来后，她把它们一起塞进一只大帆布包中，回到了我的病房。那只帆布包将成为我出门时所用的癌症急救包。她说，“儿子，我要告诉你，你去接受化疗时，那时的情景可能会让你不舒服。但是我要你记住一点。他们在那里的原因与你相同：都是为了康复。”
然后，她开车带我回家。
　　
　　 星期六早晨，我起得很早。我走进卫生间照了照镜子，结果差一点惊叫起来。我的导管被一巨大的血块堵住了，我的胸膛肿了起来，血已经凝固成块。我回到卧室让丽莎看，她紧紧盯着那里，吓得说不出话来。我大声叫我母亲。“妈妈，你赶快过来！”我说。我母亲赶紧跑进我房间，查看导管。她没有惊慌，而是拿起一条浴巾，平静地把导管擦干净，然后给医院打电话。一位护士向她解释说，导管堵塞是比较常见的事，然后告诉她如何避免感染。但是那样子仍然很可怕。

　　 我母亲挂上电话，跑到商店，回来时抱着一盒能在黑暗中发光的创口贴。她把一个创口贴贴在导管上，结果逗得丽莎和我哈哈大笑。然后，她给约曼大夫打了个电话，说，“这个导管不大好。虽然我已经尽量把它清洗干净了，但我们也许应该将它取出来。”
　　约曼大夫说，“嗯，现在什么也别做，因为我已经决定提前给兰斯进行第一次化疗。他星期一下午点钟开始。”

　　“为什么？”我母亲问。

　　我接过了电话。约曼大夫解释说，他又收到了新的病理分析报告和验血结果，我的病情让人非常担心。仅仅24小时，癌症就已经发展了。肿瘤大夫通过血指标来记录疾病的发展：血液中像HCG（人体绒膜促性腺激素）和AFP（α-胎甲球蛋白）这样的蛋白质的含量能反应体内究竟有多少癌细胞。仅仅一天的工夫，我的血球计数就已经不能再等一个星期才开始接受化疗，而必须立刻开始。如果癌症扩散的速度这么快，那么每一天对我来说都至关重要。

　　我挂上电话，情绪低落到了极点。但现在没有时间去胡思乱想。我只有惟一的一次机会去圣?安东尼奥的精子库：那天下午。“这太可怕了，”我厌恶地对我母亲说。

　　驱车去圣?安东尼奥那天简直像世界末日。惟一给我安慰的是凯文?利文斯顿已经到了，而且自告奋勇陪我去那里，以给我精神上的支持。我很高兴见到他。他有着一张坦诚的脸、一双会说话的蓝眼睛和一头修剪过的黑发，而且总是显得随时会开怀大笑。和他在一起你是不会感到忧郁的。来帮忙的人也多了起来：我房子的建筑师是我朋友大卫?希夫勒，他儿子科德?希夫勒主动提出给我们开车。

　　汽车向前行驶，我默默地坐在后排，心中闪过一个又一个不安的念头。我只有一个机会储存精子。我可能永远都不会有自己的孩子。我马上就要开始第一次化疗。我会不会非常不舒服？

　　我们终于抵达了圣?安东尼奥医疗中心。科德和凯文与我母亲坐在等候区，一名护士领我去单间时，凯文还开了个玩笑，想打破沉闷的气氛。“嗨，兰斯，要不要带本杂志去？”他说。我有气无力地朝他笑了笑。

　　我被领进了一个房间，里面有张长沙发，有点像躺椅。屋里的光线很暗，我估计是为了营造气氛。桌子上有一摞杂志，真的，而且是令人恶心的黄色杂志。我一瘸一拐地走到椅子旁，重重地叹了口气，差一点叫出声来。我当时疼痛难熬，手术的切口就在腹股沟的最上面，与腹部相连。我尽情沮丧，感情上还没有从被诊断出癌症的震惊中恢复过来，现在却要调动起来感情来射精？这绝对不可能。躺在椅子上时，我心中想，射精不应该是这种方式。让人怀孕生孩子应该是充满希望的事，而不是这种伤心、孤独、绝望的过程。

　　我想当父亲――非常想――但我一直认为只有在我相爱时才会发生。在我满20岁后的几年里，我所经历过的浪漫关系是一个接一个。我会与一位异性约会一段时间，而仅仅几个月后便开始厌倦她，然后与她分手。我与中学同学约会，与一位荷兰模特儿约会，但每次持续的时间都不越过年。我的队友们取笑我，叫我“联邦快递”，以此来形容我换女朋友的速度，因为联邦快递公司的广告词就是“如果你真的一定要得到它――一夜之间”。我没有，没有牵挂，那是我人生中一段比较肤浅的时光。不过，认识了丽莎后，情况就不同了。到我被诊断出得病时，我们已经非常亲密。她非常聪明，做事非常认真，整天忙于她在德克萨斯大学的功课。我当然动过和她结婚，和她生儿育女的念头。我无法肯定我们是否能长久厮守在一起，但我知道我想结婚，而且我知道我想成为一位好父亲，远比我自己所遇到过的父亲好。

　　我别无选择；我闭上眼睛，做了必须做的事。
我母亲和我的两位朋友默默地坐在外面的候诊室里。我后来得知，他们坐在那里时，我母亲突然转过身来生气地对科德和凯文说，“你们这些孩子给我听着。等他出来时，你们都给我闭嘴。一句话也不许说！”她知道，她知道这是我一生当中最伤心、最没有欢乐的时刻之一。

　　 一切结束后，我出来递给大夫一个小瓶。科德和凯文默不作声。我飞快地填写了一些表格，告诉护士有些内容以后再提供给他。我只想尽快离开那里，但就在我们要离开时，大夫走了出来。
　　“计数非常低，”他说。

　　大夫解释说我的精子计数只是正常的三分之一；似乎癌症已经影响了我的生育能力。化疗还会彻底摧毁一切。

　　回家的旅程比去那里时还要压抑。我甚至都不赢得我们是否吃了东西。我和凯文以及科德聊起了那些杂志。“你们能相信吗，他们居然给你那样的东西看？”我说。凯文和科德真是了不起，他们假装那没什么大不了的，根本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只是非常合理的差事，是必须做的事情。我很感激，我明白他们的暗示，那是我最后一次对自己疾病的性质敏感。

　　那个周末剩下的时间都是在长沙发上度过的，因为我要慢慢从手术中恢复过来。麻药弄得我昏头昏脑，伤口则折磨得我痛苦不堪。我边躺着休息边看电视转播的橄榄球赛，而我母亲则给我做饭，然后我们俩会一起不知疲倦地阅读癌症方面的资料。“不放过任何信息，”我母亲说。在看资料的间隙，我们也会聊起该怎么办。“我们怎样才能摆脱掉这玩意儿？”我问她。我们那架式就像我们能制定出一个计划来战胜癌症一样，与我们以前训练时一模一样。

　　我母亲在第一个星期不仅按处方取回了我所有的药品，整理好了我所有的病历，而且去不同的书店买回了癌症方面的书籍，并安排我的作息时间表。她给我买了一本笔记簿，让我做记录；又买了一本来客登记簿，记录下都有谁来看过我。她会让我的朋友们错开来看我的时间，这样我就永远不会感到孤独。我们把那称作“社区日程表”。时刻会有朋友来看我，但永远不会一次来很多，也永远不会一次来得太少，让我感到情绪低落。

　　她画了一张3个月的日程表，以便记录我的化疗过程；并且列出了我所需要的药品，以及什么时候应该用什么药。如果你看到她为我的疾病忙碌的样子，你就会觉得我的疾病像个项目，而她就是项目经理。她用各种彩色铅笔，画出了各种图表和时间表。在她看来，有条不紊和对疾病的了解有助于我的治愈。

她约见了一位营养师。我一瘸一拐地从沙发上下来，然后我们一起开车去见了那位营养师。营养师给我们提出了战胜癌症的指导方针，并给我们列出了与化疗相配的食品：放养的野生鸡，西兰花，大量维生素C，以此来帮助我战胜化疗中的毒素；绝对不能使用奶酪或者其他脂肪类食品。我母亲几乎是立刻就给我做出了大盆大盆热气腾腾的西兰花。
但是，在所有这一切疯狂行动的背后，我看得出我母亲在强作欢颜。当她和我们家其他人通电话时，我可以听到她的声音在发抖。最后，她只要见我在场就干脆不再打电话。她竭力不让我看出她的心情，但我知道她一到晚上就会走进她的房间流泪。
　　星期一早晨是面对公众的时候。我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宣布我因疾病不再参加自行车比赛。每个人都到场了，比，丽莎，我母亲，几位赞助商，欧洲的记者还打来了采访电话。打来电话的还有我在下一个赛季本该加盟的法国科菲蒂斯车队的代表。屋子里到处都是照相机，我只需把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念一遍。当我提到“癌症”一词时，我可以清楚地听到现场一片喃喃声，还可以看到记者和摄影师们脸上的震惊和怀疑。来自科菲蒂斯的一位先生在电话里说：他们保证全力魂魄我，帮我战胜疾病，重返赛场。

　　“我决心与这疾病抗争到底，”我最后说，“而且我会获胜的。”

　　当天下午，我走进了另一幢没有标志的棕色砖砌医学大楼，接受我的第一次化疗。治疗室里随意的摆设让我大吃一惊：一个简单的候诊室，里面有几张躺椅、和靠背可以倾斜的沙发、以及各种各样的椅子，一张茶几，一台电视机，看上去就像是某人家高朋满座的客厅。一切都像一个聚会，只有一点例外――每个人都连着各自的静脉输液管。

　　约曼大夫解释说，大家普遍采用的睾丸癌治疗方案为BEP，即由博来霉素、伊托泊苷、顺铂等3种药物构成的鸡尾酒疗法。这些药物的毒性非常大，护士们在操作时都穿上了国徽防护服。这3种药物中最重要的是顺铂――其实就是白金，用它来治疗睾丸癌是由一位名叫劳伦斯?爱因霍恩的大夫首创的。爱因霍恩大夫在位于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印第安纳大学医疗中心工作，在他发现这种疗法之前，睾丸癌几乎为绝症――25年前曾夺走“芝加哥能”橄榄球队明星布莱恩? 匹科罗的生命。但是，爱因霍恩采用白金治疗的第一位病人――一位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小学教师――至今仍然活着。

　　约曼大夫说，如果我早来到这个世上20年，我最多只能活个月。大多数人认为匹科罗死于肺癌，但它最开始却是睾丸癌，大夫们无法挽救他的生命。他在1970年病逝，年仅26岁。自那以后，顺铂便成了对付睾丸癌的神奇子弹。爱因霍恩的第一位病人――那位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小学教师――已经整整 20年没有再复发癌症了。每年到那一天，他们就会在他家搞一个聚会，爱因霍恩大夫和他以前所有的护士都会去看望他。

　　我当时想，快点呀，给我用顺铂呀。但是约曼大夫警告说，这种治疗会让我非常难受。那3种对付癌症的有毒药物会慢慢进入我的体内，连续天，每天5个小时。他们会产生累积效果。在使用这些有毒药物的同时，他们还会给我用止吐药，以防止我出现严重的恶心现象―――但是这些止吐药无法完全控制恶心。

　　化疗的药性太强，你不能每天用它，只能以每3周为一个周期来使用。我会接受1周的治疗，然后休息两周，让我的身体恢复正常，产生新的红血球。

　　约曼大夫解释得非常仔细，目的是让我们对将要面对的情况做好准备。他说完后，我只有一个问题要问，而且这个问题我在以后几个星期里还会一再提出来。“治愈率有多高？”我问。“我的机会有多大?”

　　约曼大夫说，“百分之六十至六十五。”

醉也无人管

重返艳阳下～阿姆斯特朗自传（04下）

        说来也怪，我的第一次化疗没有任何反应，至少我没有感到难受。我走进去，挑了角落里的一张椅子坐下。那也是沿墙一排已经坐了六七个人的椅子的最后一张。我母亲吻了我，然后就去忙别的事了，留下我一个人和其他病人在一起。我坐到了他们中间。
　　
        她为我第一次与其他癌症病人接触做过精心准备，但我却根本不需要。我有一种归属感。能够与其他患有同一种疾病的人交谈、交流经验，我感到很轻松。等我母亲回来时，我正和旁边一位病人聊得开心。他年纪有我祖父那么大，但我们却聊了起来；我母亲进来时，我们正好聊到兴头上。“嗨，妈妈，”我兴奋地说，“这是保罗，他得了前列腺癌。”

　　 我对自己说，我不能坐以待毙。接受化疗的第一个星期。我每天一早就起来，穿上运动服，戴上耳机，开始散步。我会大步走上一个多小时，直到浑身出汗。每天傍晚，我则骑车。

　　巴特?奈格斯从奥兰多回来了。而且给我带来了一顶他在迪斯尼乐园给我买的米老鼠帽子。他把帽子递给我，说他知道我开始掉头发时一定需要戴点什么。

　　我们会一起骑车，凯文?利文斯顿常常会加入进来。巴特给我们准备一张6英尺见方的大地图。他从公路局要来了周围各个县的地图，然后将这些地图剪开，粘在一起。我们会站在地图上选择新的线路，然后沿着弯弯曲曲的道路一直骑到荒无人烟的地方。我们达成的协议是找条新线路，去我们以前没有去过的地方，而不是走同一条线路。任何一条线路我都不愿意骑两次。训练太单调，你需要新鲜感，哪怕有一半的时候我们最后会碰到特别糟糕的路况或者干脆迷路。有时候迷路倒反而是件好事。

　　我得了癌症后为什么还要骑车？自行车运动太难，所受的基太大，但它却能让你净化心灵。你出发时可能肩上的压力非常大，但骑了6个小时后，你达到了痛苦的极限，心里反而平静了。这时的疼痛非常强烈，你的脑子里会突然落下一道幕布。至少你会有一种空白感，不需要再去想你那些让你烦恼的事；你可以把一切置之脑后，因为你所用的力气以及接踵而来的疲惫都是绝对的。

　　如此艰难的事情中含有一个不假思索的简单道理，因此有人认为所有世界级运动员事实上都在逃避某种烦恼是有一定道理的。曾经有人问我，我骑了这么久的自行车，从中得到过什么乐趣。“乐趣？”我说，“我不明白这个问题。”我骑车不是为了乐趣，而是为了痛苦。

　　在得癌症之前，我从来没有仔细考虑过跨上自行车、骑上6小时的心理作用。其中的原因我从来没有特别去琢磨过；我们所做的许多事情在我们做的过程中我们都没有意义。我不想去琢磨它，因为那有可能会像把精灵从瓶子里放出来一样。

　　但是我现在完全知道自己为什么骑车了：只要我还能继续骑车，我就没有到病入膏肓的地步。

　　癌症带来的肉体上的痛苦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已经习惯这种肉体上的痛苦了。说实在的，如果我感觉不到疼痛，我会觉得自己受骗上当了。我想得越多，就越觉得癌症像一场竞赛，只是终点发生了变化。癌症和自行车运动一样，都需要人承受肉体上的痛苦，都需要与时间竞赛，需要每隔一段时间就查看一下进度报告，需要计时点，需要依赖各种数据和验血报告。惟一的区别是我必须比骑车时更加而且更好地集中精力。在对付癌症时，我不能没有耐心，不能落下一圈。我必须考虑生存，考虑如何挺过去，考虑每一分钟、每一秒钟。一切的目的都是康复：赢回我的生命将是最大的胜利。
我当时满脑子想着的都是康复，因此在第一轮化疗过程中，我没有任何感觉。什么感觉都没有。我甚至对约曼大夫说，“也许你应该再给我加点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我算是非常幸运，我的身体承受了化疗。第一轮化疗还没有结束，我就看到其他病人在接受了第一轮化疗后不由自主地呕吐，而我自己的第一轮化疗结束时，我也经历了一次无药可治的恶心。
　　起初，我惟一受到影响的是我的食欲。你在接受化疗时，由于化学物在你体内的作用，食品品尝起来的味道完全不同。我母亲会给我准备一大盘吃的，她会说，“儿子，如果你不饿，或者不想吃这个，我不会感到难过。”但是我会尽量去吃。我午睡醒来时，她会在我面前放上一盘切成片的水果和一大瓶水。我需要吃东西才能保持运动。

　　运动，我对自己说。我会起身，穿上运动服，戴上随身听，散步。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走了多远。我会走上门前的陡坡，走出大门，一直走到公路上。

我只要能运动，就能保持健康。

　　化疗开始约两天后，我们收到了医院寄来的一张通知：我们的记录显示你没有医疗保险。

　　我瞪着那张通知，不明白。这不可能。我与摩托罗拉有医疗保险协议，所有的医疗费用应该都包括在内。我气急败坏地拿起电话，拨通了比尔?斯泰普顿，在电话里把通知给他念了一遍。比尔让我别发火，然后说他去问一下情况。

　　 几个小时后，比尔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说我病得很不是时候，正好在我转会中间。尽管我与科菲蒂斯的合同已经生效，但癌症是我已有的疾病，因此科菲蒂斯车队的医疗保险不负责，而我在摩托罗拉的保险已经过期。我必须自己支付住院和治疗费用，除非比尔能够替我想出办法来。
我得了癌症，而我却没有医疗保险。

　　在接受化疗的最初几天里，许多可怕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在我身上，而这只是其中一件；但这件事仍有可能毁了我。我环视了一下自己的家，琢磨着卖掉什么东西。我估计自己在经济上完蛋了。我从一年挣200万美元变成了分文不进。我有一些伤残保险，但仅此而已。我不会有任何收入，那些赞助我或者资助我的公司一定会不再支持我，因为我无法比赛。我如此珍爱的宝时捷车现在看来就像是买来把自己惯坏的奢侈品。我需要每分钱来支付医药费。我开始计划一场大拍卖。我要卖掉那辆宝时捷，卖掉一些艺术品，卖掉其他一些我钟爱的东西。
几天内，宝时捷就卖掉了。我卖它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因为我认我可能需要每分钱来支付我的医药费，无论后半生生活中还剩下什么，我都得继续生活下去。其次我也开始觉得自己需要削减一些东西。
　　我开始研究起癌症来。我去了奥斯丁最大的书店，买回了那里与癌症有关的所有书籍。我回家时带着10本完全不同的书：包含方面的书籍，如何处理情感的书籍，默念指南。什么样的办法我都愿意尝试，不管它有多么古怪。我看了介绍亚麻子油的书籍，因为亚麻子油所说对治疗关节炎、心梗塞、癌症和其他疾病 “真正有效”。我看了介绍大豆粉的文章，因为它“被证明具有抗癌作用”。我看《瑜伽期刊》，对被称作“邀请进入完美健康”的大师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尽管这种兴趣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我从《探索》杂志上剪下各种文章，收集报纸上刊登的介绍某些偏僻医院和偏方的文章。我仔细阅读了介绍位于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美洲医院，因为它“绝对能治好癌症”。

　　我看了巴特给我从网上收集的所有资料，而且在他每次打来电话时都会问他，“你还有什么资料？”我以前从来无法坐下来认认真地看书，而我现在却成了最如饥似渴的读者。巴特登陆了亚马逊书店网站，查出了介绍癌症的所有资料。“看，你要不要我把查到的结果告诉你？”他问。

　　“要，我什么都要。一切的一切。”

　　我没有念过大学，只是在欧洲零零碎碎地接受过一些教育，现在却在阅读医学期刊。我一直喜欢阅读财经类的杂志和建筑设计方面的杂志，而对书没有多少兴趣。我注意力集中的时间很短，而且我无法长时间保持静坐。现在，突然之间，我必须对付血球计数和基础肿瘤学。这对我来说是再教育过程，我有时甚至会想，嗨，我不妨回到学校去学医，因为对医学了解了这么多。

　　我坐在沙发上翻阅着那些书籍，在电话里与人交谈，抄录下各种数字。我想知道自己治愈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这样才能想办法战胜疾病。我所做的研究越多，我就越感到自己更有把握――尽管我所看的那些书籍资料都表明我的情况不太妙，但知识给人带来的安慰大于无知：至少我知道我在跟什么打交道，或者认为自己知道。

　　癌症和自行车运动的术语中有一个奇怪的共同点：它们都涉及到血液。在自行车运动中，一种欺骗手段便是服用那些使你的血红细胞计数迅速增加的药物。在对付癌症的过程中，如果我的血红蛋白低于某一水平，大夫们就会让我服用与赛场上的违禁药一模一样的药物：促红细胞生成因子。大夫们在给我验血时与自行车项目中的验血一样：我在验血时必须达到一个计数底线，即我生理承受压力的极点。

　　我学会了一门全新的语言，知道了像异环磷酰胺（一种化疗药品）、精原细胞瘤（一种肿瘤）和乳酸脱氢酶（LDH，另一项血指标）这样的术语。我想知道一切。我还想听到第二、第三和第四个不同的意见。

　　我开始收到堆积如山的信件、祝福卡、问候卡以及异乎寻常的治疗建议。我每一封来信都看，因为看这些信件可以分散我的注意力，不让我去胡思乱想。因此，每到晚上，丽莎、我母亲和我便会翻看那些来信，然后尽量回信。
有天晚上，我打开了一封上面印着范德比尔特大学医学中心抬头的信件。写信给我的是一位名叫斯蒂夫?沃尔夫的大夫，骨髓移植科主任。沃尔夫大夫在信中说，他是位医学教授和肿瘤学家，也是位热心的赛车迷，他想看看能不能给我提出随时愿意给我提供建议和支持。他的信中有两点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是沃尔夫显然熟悉自行车运动，第二是他在一段话中竭力主张我听取印第安纳大学拉里?爱因霍恩大夫本人的看法，因为他是睾丸癌方面最杰出的专家。沃尔夫在信中还说， “你要知道，有些化疗方案具有同样的疗效，却能将影响你比赛能力的副作用降到最低。”
　　我拿起电话，拨通了沃尔夫大夫。“你好，我是兰斯?阿姆斯特朗，”我说。沃尔夫显然吃了一惊，但他立刻回过神来。我们互相问候了几句后，他开始小心翼翼地询问我的治疗的情况。沃尔夫解释说，他不愿意怀疑奥斯丁那些大夫们的权威性，但他愿意帮助我。我告诉他，我接受的是BEP鸡尾酒疗法，这是对付已经转移到肺部的睾丸癌的正常治疗方案。

　　“我的预后不太好。”我说。

　　从那一刻起，我的治疗就成了一种医学上的合作。我以前一直认为医学是单个大夫治疗单个病人的行业，以为大夫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病人则听由其摆布。但我现在意识到，从不同大夫和不同渠道寻求治疗没有什么错，而且病人在治疗过程中与大夫同样重要。里维斯大夫是我的泌尿医生，约曼大夫是我的肿瘤医生，而现在沃尔夫大夫又成了我的朋友和治疗顾问，不仅多了一只行家的眼睛，而且多了个我可以随时向他请教的朋友。他们每个人都起着关键作用，任何一人都无法对我的健康状况负全部的责任，而最重要的是，我开始与他们共享这份责任。

　　“你的HCG是多少？”沃尔夫问。

　　我已经知道，HCG是刺激女性卵巢的内分泌激素，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血指标，因为健康男性身上是不应该出现这种激素的。我翻看着各种报告，目光搜寻着不同的数字。“这里写着109，”我说。

　　“这有些偏高，”沃尔夫说，“但并没有高得离谱。”

　　就在我盯着那一页报告时，我看到那个数字后面还有一个符号。

　　“呃，后面的K是什么意思？”我问。

　　他沉默了一会儿，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K表示一千，也就是说你的HCG为109,000。”沃尔夫说。

　　如果说109就已经偏高，那么109,000呢？沃尔夫开始问我其他的血指标情况，如AFB和LDH。我也开始反问他。“这表示什么意思？”

　　沃尔夫解释说，就算肺部有肿瘤，我体内的HCG也太多。那么这么多的HCG是从哪里来的？他委婉地说，我也许就诊寻求其他治疗手段，其他更加有效的治疗。然后他告诉我：我的HCG指标很自然地将我列入了最糟糕的预后类病人之列。

　　还有别的事让沃尔夫感到不安。他解释说，博来霉素对肝脏和肺部非常有害。在他看来，治疗应该因人而异；对某个病人有效的疗法并不一定对其他病人有效。就我的疾病来看，博来霉素也许是错误的选择。自行车选手不仅双腿，还需要肺活量，长期使用博来霉素几乎肯定会终结我的运动生涯。沃尔夫说，其实还有其他药品。我有了选择的余地。

　　“这世界上有一些治疗这种疾病的权威，”沃尔夫说。他告诉我，他与爱因霍恩以及位于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印第安纳大学医疗中心的其他肿瘤专家是朋友。他还向我推荐了另外两个癌症治疗中心――一个在休士顿，另一个在纽约。他愿意给我安排会诊。我如释重负地接受了。

　　我母亲又一次果断地采取了行动。到第二天早晨，她已经整理好了我所有的病历，将它们传真给了休士顿和印第安纳波利斯进行会诊。上午10点左右，我在外面骑车，休士顿的癌症中心有了回音。两位肿瘤专家打来了电话在。我母亲听着两位不见其人的声音与她讨论我的病情。
“我们看了你给我们传真过来的病历，”其中一人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做一个脑部核磁共振检查呢？”
　　“为什么要做这个检查？”母亲问。

　　 “他的各项指标太高，我们认为他的脑子里也有肿瘤。”他说。

　　“你在开玩笑吧，”我母亲说。

　　“一般来说，当我们看到那么高的指标时，会认为脑子里有肿瘤。我们认为他需要更厉害的治疗。”

　　我母亲惊恐地说，“可他才刚刚开始接受化疗。”

　　“听我说，”另一位大夫说，“我们认为按目前的治疗方案，你儿子治愈的可能性很小。”

　　“请别这么说，好吗？”她说，“我一辈子都在为这孩子努力。”

　　“我们认为你们应该立刻来这里，开始接受我们的治疗。”

　　“兰斯过一会儿就回来，”我母亲颤抖着声音说，“我和他谈谈，然后再给你们回话。”

　　几分钟后，我进了门，我母亲说，“儿子，我要和你谈谈。”我看得出她心都要碎了，我的胃部也同样有一种下坠的感觉。我母亲费了很大的劲才把那两位大夫的话给我大概说了一遍。我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坐在那里――似乎情况越糟糕，我就变得越是沉默。过了1分钟，我平静地告诉她，我想亲自和那两位大夫谈谈，听听他们究竟是怎么说的。

　　我拨通了他们的电话，听他们把给我母亲说的那番话再给我复述一遍。我疲惫地告诉他们，我将尽快去休士顿见他们。我挂上电话后，给约曼大夫打了个传呼。我把与休士顿大夫谈话的内容大致告诉了他。“约曼大夫，他们认为我脑子里也有肿瘤，要我做一个脑部核磁共振检查。”

　　“我正准备明天安排你做一个核磁共振检查，”约曼说，“已经安排在中午了。”

　　约曼大夫说，他之所以安排核磁共振检查，也是因为他有类似的看法，即癌症已经转移到了大脑。

　　我给斯蒂夫?沃尔夫打了个电话，把与其他大夫交谈的内容告诉了他。我说我打算第二天就去休士顿。斯蒂夫也认为我应该去，但他同时也建议我和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大夫们谈一谈，因为那里毕竟是治疗睾丸癌的中心。既然大家都采用爱因霍恩首创的治疗方案，我为什么不干脆直接去这种治疗方案的发源地呢？斯蒂夫告诉我，爱因霍恩正在澳大利亚旅行，但他主动提出把我的病情告诉爱因霍恩的助手克雷格?尼克斯大夫。我同意了，于是，他便给尼克斯打了个电话，请他为我会诊。

　　第二天上午，我去医院接受核磁共振检查。为了给我精神上的支持，丽莎、我母亲和比尔?斯泰普顿与我一起去了医院，就连我外祖母也从达拉斯飞了过来。我一见到约曼大夫就以宿命论的口气说，“我完全能料到我脑子里有肿瘤。我已经知道你要说什么了。”
脑核磁共振检查是一个幽闭而恐怖的过程，你被推进一个管道，而这管道小得简直要碰到你的鼻子和前额，让你觉得你会窒息。我讨厌它。
检查的结果几乎立刻就出来了。我母亲、外祖母和比尔在大厅里等着，但我希望丽莎和我一起去约曼大夫的办公室。我紧紧握着她的手。约曼大夫看了一眼片子，极不情愿地说，“你脑子里两个地方有。”

　　丽莎蒙住了眼睛。我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但是她没有，坐在大厅里等着我的母亲也没有。我走到外面，简单地说了一句，“我们需要去休士顿。”我只需要说这一句，其他的她都明白。

　　约曼大夫说，“好吧，你们不妨去找休士顿那些看看。这个主意不坏。”我早已知道他是个非常出色的大夫，而我现在更喜欢他的人品。他将继续做我在奥斯丁的肿瘤大夫，我还会不断找他验血、复查，但由于他具有如此宽阔的胸怀，愿意与其他人合作治疗我，他也成了我的朋友。

　　丽莎和我母亲忍不住哭了起来；她们坐在大厅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但说来也怪，我居然没有任何感觉。我当时在想，这个星期够紧张的。我星期三被诊断得了癌症，星期四做了手术，星期五晚上出院回家，星期六储存精液，星期一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告诉全世界我得了睾丸癌星期一下午开始接受化疗。现在是星期四，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我的脑子里。我的对手比我原先想象得要难对付得多。坏消息似乎在接二连三地到来：已经转移到了肺部；已经是第三期；你没有医疗保险；现在已经转移到了脑子里。

　　 我们开车回到家中，我母亲忍住悲痛，坐到传真机旁，把更多病历传给休士顿的大夫。丽莎坐在客厅里，显得六神无主。我拨通了巴特，把我的计划告诉了他。巴特问我去休士顿要不要人陪，我说要。我们第二天早晨6点出发。

信不信由你，听到最坏的消息后，我反而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最糟也不过如此。任何大夫都不会有更糟的消息告诉我了，我现在已经知道了世界上所有最可怕的事。

　　我每次接受更全面的诊断时，都会问我的大夫一些很难回答的问题。我治愈的可能性有多大？我想知道确切数字。然而这个每况愈下。里维斯大夫说我有50%的可能性，“但我当时实际上想的是20%，”他后来向我承认道。如果他当时实言相告的话，他就会告诉我，当他给我做检查时，他差一点要掉眼泪，因为他相信他所检查的这位年仅25岁的青年已经病入膏肓，结果而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他那与我同龄的儿子。如果巴特?奈格斯对我完全说实话的话，他就会告诉我，他那当医生的未来丈人听说癌症已经转移到我的肺部时，对巴特说，“你朋友活不了了。”

　　我活下来的机会究竟有多大？我反复问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与病情不相关，是不是？没关系，因为医学界所说的把握不把那些无法理解的因素考虑在内。现在还没有任何恰当的方法来估计某个人生存的把握，而且我们也不应该去尝试，因为我们永远不会绝对正确，反而只会剥夺人们的希望。希望是对会恐惧的惟一灵丹妙药。
为什么会是我？我究竟有多大的机会？这些问题都是未知数，我甚至觉得这些问题都太以自我为中心。我大半生都生活在简单的赢与输当中，但是癌症教会了我忍受模棱两可。我开始明白，疾病没有任何机会可言――它会摧毁一位坚强的人，但它也会奇迹般地放过一位注定要失败的意志薄弱者。我一直认为，只要自己能在赛场上获胜，我就成为一位更加坚强、更加有价值的人。现在看来情况不是这样。
　　为什么偏偏是我？为什么不是其他人？我并不比化疗中心坐在我身旁的人更有价值或更没有价值。这不是价值问题。

　　恐惧和希望，哪一个更强大？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可能也是个重要的问题。我最初非常害怕，而且感到绝望，但当我坐在那里，听着大夫们分析我的全部病情时，我拒绝让恐惧完全掩盖我的希望。有东西在告诉我，永远不要让恐惧完全占据你的心房；因此我决定不再害怕。

　　我要活下去，但我是否能够活下去却是个谜。就在面对所有这些真相，就在那种时刻，我开始意识到正视这样一个令人恐惧的谜团的核心其实并不是件坏事。学会害怕也是一个宝贵的教育过程。如果你曾经如此害怕过，你就会比在多数人更了解自己的脆弱。我认为这会改变一个人。我出身微贱，没有任何可以寻求慰藉庇护，只有自我安慰：这场疾病会迫使我比以前更加把自己当作一个人来看待，以寻找到不同的道德观念。

　　几天前，我收到过一位驻扎在亚洲的军人给我发来的电邮件。他也是位癌症病人，所以想和我聊聊。“你现在还不知道，”他写道，“但我们是幸运儿。”

　　我当时情不自禁地说出声来，“这家伙是个疯子。”

　　他究竟是什么意思？

醉也无人管

5　与癌症的对话　CONVERSATIONS WITH CANCER

        一想到有某种不请自来的东西生活在我的脑子里，我就有一种不安的亲密感。如果有东西直接爬进了你的脑子，那是对你个人的一种侵犯。我决定夺回我的个人权利，于是我开始与它交谈，开始在心里与癌症对话。我尽量在与癌症对话时决不动摇。“你选错了对象，”我对它说。“当你在四处寻找一个寄主时，选择我你就犯了个天大的错误。”

　　但是，即使在我说这番话的时候，我也知道这些话只是比赛前的自我吹嘘。那天早晨从镜子里对望着我的那张苍白，目光迟钝，我的嘴拉成了一条细线。我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在告诉我一个我不熟悉的词：前途未卜。

　　我想与这个声音进行一番理论。如果条件是我永远告别自行车赛场，但是我能够活下去，那么我可以接受，我想。你告诉我签名的虚线在哪里，我立刻会签字。我将干别的行当，我将回到学校，我将做一个垃圾工，我做什么都可以。只是要让我活下去。

　　太阳还没有升起，我们就已经出来了，驱车去休士顿。我母亲开着她的沃尔沃，我和丽莎坐在后排座位上，这与我平常的习惯完全不同。我从来不把方向盘交给其他人――光是这一点就能告诉你我这个人多么以自我为中心。整个3个小时旅途中，我们几乎一句话也没有说，又是疲惫，又是在想着各自的心思；我们3 个人前一天晚上都没有睡好。我母亲推了一下加速器，仿佛想尽快结束这一切。她心不在焉地开着车，有次差一点压死一只狗。

　　休士顿是座巨大的城市，就连高速公路上也到处堵车。光是开车穿过这座城市就几乎要把人逼疯。我们最后终于在上午9点钟找到了那家医院，走进了大厅的候诊区。我们在那里等了整整两小时，因为我们到得太早。我坐在大厅里时，那种感觉就像遇到交通堵塞一样。

　　这是座面积非常大的医院，也是座教学楼，巨大的发出回响的过道里到处都是人――病人、哭闹的婴儿、满脸愁容的病人家属、态度粗暴的医院行政人员、困扰不堪的护士、医生和实习生。天花板上的日光灯投下了医院里特有的惨白灯光，就连健康的人在这种灯光下也显得脸色苍白、紧张。我们在那里似乎等得没完没了，我心里越来越烦躁。我心神不定地翻看着各种杂志，用铅笔敲击着椅子扶手，不停地用手机打电话。

　　最后，前一天与我通过电话的大夫出现了。我们面对面地坐着，他是位非常聪明的年轻肿瘤医生，衣着整洁，举止精炼，白大褂下面是干瘦的长跑运动员的体格。

　　“我一直在关注你的情况，”他说，“我很高兴你来这里。”但是，热情的问候一结束，他就换上了那种职业性的冷淡表情。我们一落座，他便开始把治疗方案大概给我讲了一下。他说，他会继续使用博来霉素给我治疗，但是他的课题会比约曼大夫所开的处方大得多。

　　“你会爬着离开这里，”他说。

我惊讶得睁大了眼睛，我母亲也一样。这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他接着说道，“我会夺走你的生命，每天都会，然后我再给你新的生命。我们将用化疗打击你，然后再打击你，再打击你。你到最后连走路都不会。”他直截了当地说。“疗程结束后，我们将教你重新学会走路。”
　　由于这种治疗将使我失去生育能力，我有可能永远不会有自己的孩子。由于博来霉素会摧毁我的肺部，我将永远无法重返自行车赛场。我将承受剧烈的疼痛。他说得越多，展现在我眼前的那个软弱无力的我也就越清晰。我问他为什么他的治疗方案要这么厉害。“你的病情已经到了不可能再糟的地步，”他说，“但我觉得我们医院是你惟一的机会。”

　　等他说完时，我母亲正全身发抖，丽莎已经完全惊呆了。巴特很生气，打断医生的话，问是否有别的治疗方法。巴特很会问问题，而且也很会做笔记，做事非常仔细彻底。他为我感到担心，也想保护我。那位医生打断了他。

　　“听我说，你治愈的把握并不大，”他对我说，“但如果你来我们这里接受治疗，那么你康复的把握要比任何其他地方大。”

　　我问他对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爱因霍恩大夫的治疗方案怎么看。他不屑一顾。“你可以去印第安纳，但你很可能还是会回到这里。他们的治疗对像你这样的晚期病人没有用。”


　　他最后终于讲完了。他要立刻开始在他那里接受化疗。“只有我们这里才有这种治疗。如果你不接受这种治疗，我很难说会发生什么情况。”他说。

　　我告诉他，我要在吃午饭时好好想想他所说的话，然后下午再回来答复他。

　　我们茫然地在休士顿开车乱转，最后找到了一家三明治餐馆，但在听过对我病情如此阴暗的描述后，谁也没有多少食欲。我感到我有压力，必须尽快做出决定：当天已经是星期五，他要我星期一开始接受治疗。

　　我感到非常沮丧。我可以接受我已经病入膏肓的说法，但一想到自己会变得手无缚鸡之力，我就心情沉重。我不停地思考着他那番话的正反两方面，并且征求我母亲、丽莎和巴特的看法。你该如何来讨论这种问题呢？我试图把这次会诊的结果往好的方面想，说这位大夫的实力和自信心或许比较好。但是我可以看出，我母亲已经明显地被他吓坏了。

　　他的治疗方案听上去要比我在其他任何地方接受的治疗厉害得多。我无法走路，无法生育孩子，无法骑车，我想。一般来说，我属于那种全力以赴的人：不顾一切地训练，不顾一切地比赛。但我这一次我却开始想到：也许这太过头了。也许这越过了我的所需。

　　我决定给沃尔夫大夫打个电话，听听他的看法。我和他聊得越多，就越喜欢他；他不仅聪明过人，而且非常理智，决不以自我为中心。我把那位大夫提出的方案和后果给了个大概。“他要我立刻开始接受治疗，而且要我今天下午给他答复。”

　　电话另一头的沃尔夫默不作声。我可以听到他的思考。“再多听一个意见对你没有害处，”他最后开口说道。沃尔夫认为我没有必要当天就做出决定，并且建议我至少去印第安纳医疗中心看一次。我越想越觉得这是个好建议。为什么不去印第安纳波利斯，直接找那位写出介绍睾丸癌的书、推出所有其他大夫都在使用的治疗方案的人呢？

　　我用车载电话拨通了爱因霍恩的助手克雷格?尼克斯大夫。我告诉他我的病情非常严重，想再听听其他大夫的意见，因此非常想立刻见到他们。“我现在能来找你吗？”我问。
　　
　　 尼克斯回答说，他一直在等我的电话。“我们可以立刻见你。”他说。我能不能第二天上午一早赶到那里？第二天将是星期六。我后来得知，这并不完全是个特例；重症病房的医务人员绝对不会因为病人病情严重就将他们拒之门外，而且他们每天都接受世界各地的病人和医生的电话咨询。

　　这时已经是下午3点钟，我对回休士顿那家医院取回我的病历感到忧虑。那位医生显然非常想给我治疗，但他也把我吓坏了。我告诉他，我还要等上一两天才能做出决定。他很客气，祝我好运。“千万别拖得太久，”他说。

　　决定去印第安纳波利斯多少使我母亲的心情好了一点。她用自己的手机拨打了比尔?斯泰普顿的办公室，找到了比尔的秘书斯泰茜?庞兹。“斯泰茜，我们要坐飞机去印第安纳波利斯，”她说。然后，我们上了车，向休士顿机场疾驶而去，到了机场后又将我母亲的沃尔沃停放在长期停车场。我们谁也没有带任何衣服或洗漱用品，因为我们以为去休士顿当天就能回家。等我们赶到售票处时，我们发现斯泰茜不仅设法给我们订好了4张机票，而且还给我们升了舱。
飞机在印第安纳波利斯降落后，我母亲又开始负责张罗一切，并且租了辆汽车。印第安纳波利斯比较冷，她发现医院旁边有家旅馆，通过一条游廊与医院相连。她在这家旅馆给我们办理了入住手续，然后我们一头倒在房间里就睡着了。那一夜过得很短，因为我们第二天一早就要去见尼克斯大夫。

　　但是尼克斯对我能活下去不仅充满了信心，而且似乎认为我仍然有可能重返赛场。他不会牺牲拯救我生命的机会，但他想改变我的治疗方案，以此来保住我的肺功能。另外还有一种以白金为主的化疗方案，称作VIP（长春碱、伊托泊苷、异环磷酰胺、顺铂）。这种鸡尾酒疗法虽然在短期内更且破坏性，但从远期来看却不会像博来霉素那样对我的肺部千万破坏。他说，使用了异环磷酰胺后，我感到恶心和呕吐的次数将会增加，而且在短期内会感到非常不舒服。如果我能坚持住3个周期的VIP鸡尾酒疗程，那么加上我已经接受的BEP疗程，我就有可能战胜癌症，恢复足够的体力来参加比赛。

　　“你是说我们可以不采用其他所有人采用的疗法？”我母亲问，“不用博来霉素？”

　　“我们不想使他的肺功能受到影响，”尼克斯说。

　　尼克斯接着说道：他主张采用外科手术来摘除我脑部的肿瘤。治疗脑部肿瘤的标准做法是放射疗法，但放射会对人的中枢神经系统造成远期副作用；有些接受放射疗法的病人出现了智力障碍、认知和协调上的混乱。“接受放射后，人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他说。对于我的病情来说，一个潜在的副作用便是我有可能稍稍失去一些平衡感。这对普通人没有什么严重问题，但这却足以使我无法骑车冲下山坡――下坡时你非常需要平衡感。

　　夏皮罗接过了话题。我仔细观察着他：除了长相像那眼神忧郁的威戈达外，他身上的穿着也与众不同：下半身穿着一条“阿迪达斯”运动裤，裤子的一侧印着“阿迪达斯”的标志，裤脚附近还有拉链，上半身却穿着比较传统的实验室白大褂，卷曲的头发耷拉在衣领上。这家伙是脑外科大夫？我心中暗想。他显得非常随意，一点也不像大夫。

　　“我们先来看看核磁共振片和CT片，”夏皮罗轻松地说。

　　尼克斯把片子递给他。夏皮罗把片子插到观片灯上，边看边缓缓点着头。

　　“嗯，”他说，“交给我吧。没问题。”

　　“没问题？”我说。

　　夏皮罗指着片子上的肿瘤说，肿瘤似乎就在我脑子的表面上，因此应该比较确定，只需使用脑立体定向技术。这种技术能够使他精确地确定癌症所处的位置，因此只需一个相对较小的切口。

　　“这种技术能使我们在手术开始前就确定好肿瘤的位置，因此整个开颅手术所需的时间只是其他治疗方法的四分之一。”他说。

　　“风险有多大？”我问。

　　“对于年轻病人来说，麻醉的风险很小，伤口感染或大出血的风险也不大。只有很小的抽搐可能性。主要的风险是手术后你身体的一侧有可能会感到有些乏力。手术很简单，人看上去也像个非常坚强的人，因此整个手术将会非常容易。”

　　我当时非常疲倦，而且也不敢相信这一切。我脑子一时混乱，脱口说道，“你得让我相信你的技术。”

　　“听我说，这种手术我做了很多。”夏皮罗说。“到目前还没有一个病人死在我的手下，也没有一个病人因而病情加重。”

　　“是啊，可为什么会是你来给我做这个脑部手术呢？”

　　“因为就像你擅长骑自行车一样，”他说，“我的脑外科手术做得比别人好得多。”
我放声大笑，知道自己喜欢上了他。这时已经快到中午了，我从椅子上站起身，告诉他们我们会在吃午饭时考虑他们所说的话，然后下午做出决定。
　　我首先想和我的朋友们以及我母亲再谈一次。做出这些决定是非常艰难的。我得挑选我的医生，挑选我接受治疗的地方，而这一点也　不像挑选共同基金那么简单。如果我想在一家共同基金投资，那么我会问，我5年内的回报率是多少？可目前这项投资完全不同，它的回报率牵涉到生与死。

　　我们走到街对面的一个大购物中心，找了家啤酒屋。大家在吃午饭时都默不作声。太安静了。我母亲、丽莎和巴特担心会影响我的决定；他们都认为我应该自己决定在哪里接受治疗。我请他们发表看法，但他们好像谁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我继续想让他们发表意见。“怎么说呢，休士顿那些人说我治愈的可能性很大，但这里的人却想改变我的治疗方案，也许这是好的。”谁没有搭腔，没有任何表态。他们完全不想表态。他们希望能有一个决定，但这个决定必须由我作出，而不是他们。

　　我一边吃一边又仔细考虑了一下。我要确定自己对些大夫进行了很好的评估，确定自己理解了他们各自的治疗方案。我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已经向癌症投降，但尼克斯大夫和夏皮罗大夫却似乎认为我现在还不应该就此放弃。我决定相信他们，相信他们那刻意悠闲的风格，相信他们不以自我为中心的品格，相信他们不为我冲撞的言语所动。他们展现给我的是他们真实的自己：两位皱纹满面、略显疲倦但非常有学问的大夫。我怀疑是否还有比他们更好的大夫。

　　我问了一些非常难缠的问题，但尼克斯仍然泰然自若，坦率而诚恳。他不是那种与其他大夫互比高低、自吹自擂的医生。他非常职业化，给人的可信度很高。

　　我突然脱口说道，“这里的大夫似乎真的知道他们要做什么。我真心喜欢他们。我也喜欢这地方。如果我非做手术不可，那么这位夏皮罗大夫好像一点也不担心。因此，我想我就来这里吧。”

　　他们个个脸露喜色。“我完全同意，”巴特终于说出了心里话。

　　我母亲说，“我想你是对的。”

　　我们回到了重症医疗中心，我再次见到了尼克斯大夫。“我已经决定了，就在这里接受治疗。”我说。

　　“好啊，”尼克斯说，“你星期一来这里接受一些检查，然后我们星期二进行手术。”

　　尼克斯说手术一结束我就开始按他的新方案接受化疗。他介绍我认识了肿瘤科的护士长拉?特蕾丝?哈内，她将负责照料我。然后我们坐下来制定治疗日程表。

　　“我的生命力强着呢，”我说，“人有什么就都使出来吧，一起用到我身上。把你给别人用的药加一倍用在我身上。我要保证得到一切治疗手段。我们一起来杀死这该死的东西。”
尼克斯和拉?特蕾丝想立刻把那念头从我脑子里赶走。“你听我说，我会要你的命，”尼克斯说，“这是有可能的。”我当时之所以还处在这种错误的概念中，一部分是由于与休士顿那位大夫的谈话，认为他们必须用各种药品轮番轰炸我才能将我治好，而化疗药品毒性很强，如果使用过多就会摧毁我的生命系统。尼克斯实际上想等一个星期再开始给我进行化疗，因为我的白血细胞计数在接受了第一轮化疗后仍然很低。只有在我身体许可的情况下，我才能开始VIP化疗疗程。
　　拉?特蕾丝?哈内接过了话题。她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护士，但我后来发现她私下里还非常风趣。她谈起化疗来也是头头是道，一点也不亚于大夫们。她给我介绍了治疗方案的每个细节，几乎像老师讲课一样给我解释每个细节分别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要那样。我竭力把她所说的一切都听进去――我决心参与到治疗过程中，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我母亲自然仍很担心。

　　“他会有什么样的不良反应？”她问。

　　“他可能会感到恶心，可能会呕吐。”拉?特蕾丝说。“不过现在有新的药物问世了，虽然不能根除呕吐，却能大大减少呕吐的次数。”

　　拉?特蕾丝告诉我，进入我体内的每一滴化疗药物都经过仔细计算，化疗的结果也一样要进行分析。她说话时非常平静，但言简意赅，结果等她说完时，我居然没有任何问题要问，我母亲似乎也放心了很多。拉?特蕾丝回答了一切。

　　1星期后，我们回到了印第安纳波利斯。我母亲把我所有的病历都装在她的包里，另一个巨大的密封塑料袋里则装满了我所服用的种种维生素和药品。到这时，她已经和我呆在一起将近3个星期了，而她连一件毛衣都没有带。印第安纳波利斯比较冷，于是她从飞机上借了条毯子来保暖。

　　我们在重症中心又得经过非常繁琐的住院手续，我母亲则需要不停地从包里将我的病历取出来。一位管理人员记下了所有相关的信息，并问了我们各种问题。

　　“你喜欢吃什么样的东西？”她问。

　　我说，“我不能吃含糖的，不能吃牛肉，不能吃奶酪制品。而且我必须吃放养的鸡肉。”

　　她只是瞪着我，问，“你究竟可以吃什么？”

　　我意识到，这是一家教学医院，不是餐馆中心。但是我母亲非常生气。她猛地站起来说，“我们正准备明天接受脑手术，所以你别给我来这一套。有位营养师专门给我们推荐了一些食谱。如果你们做不到，可以。我们自己安排伙食。”从那一刻起，我母亲只要来医院看我，总会出去替我买吃的。

　　然后，我们被安排进了病房，但我母亲觉得那里太吵，因为病房就在护士办公室隔壁。我母亲认为听那些护士就在我的门外叽叽喳喳说话一定会影响我，因此她坚决要求给我换一个病房，结果我被安排到了过道的尽头。那里要安静得多。

　　当天下午，我找夏皮罗大夫进行手术前的准备。脑立体定向的一个迷人之处便是需要在我的头颅上贴不同颜色的圆点来标出肿瘤的位置以及夏皮罗大夫需要开颅切除肿瘤的地方。

　　不知怎么的，那些五颜六色的圆点让手术显得更加近在眼前。我突然意识到，他们把那些点贴在我的头上，就是为了让夏皮罗知道从哪里打开我的头颅。这不是很容易说出来的事，但外科大夫就是要从那里打开我的头颅。

　　“拉?特蕾丝，”我说，“一想到有人要给我开颅，我就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挺得过去。”

　　我陷入了绝境。尽管我想持乐观态度，尽管我想不害怕，但我知道人们一旦得了脑瘤，他们就活不成了。我当时觉得身体的任何其他部分都可以治好，我的其他器官和身体附件都不像脑子那么重要。只有脑子才是真正重要的。我想起了我曾经听到过的一话：“一旦动了脑子，你就永远不会再是从前的你。”

　　我周围的人个个都像我一样害怕，有些人甚至比我还要害怕。看样子我所认识的每个人都飞过来与我做伴了：奥楚，克里斯?卡米卡尔，比尔，凯文。我需要他们在我身边，而且我知道他们也很高兴能在那里，因为这让他们觉得他们能替我做一些有用的事。但是我能看出恐惧就写在他们的脸上、他们睁大的眼睛里和他们强装出来的笑容中，因此我也尽量和他们开着玩笑，尽量掩饰自己不安的情绪。

醉也无人管

重返艳阳下～阿姆斯特朗自传（05下）

       “我已经准备好消灭这玩意儿了，”我说，“我已经准备好接受这个手术。我肯定不会坐在这里发抖，害怕得要他们带我进去。”
　　
         你在病中会意识到一件事：需要鼓励的不只有你一个人――有时候你得鼓励别人。我的朋友不应该只会说：

　　“你会没事的。”有时候，我得安慰他们，我得说，“我会没事的。别担心。”

　　我们当时正在收看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所以大家尽量装出一副对比赛结果非常关心的样子来――其实大家那副心不在焉的神情完全反映了他们在我接受脑手术前的紧张心情。我们聊起了股市，聊起了自行车赛。电子邮件与问候卡继续不断地到来，有些给我发来邮件或寄来问候卡的人我根本不认识，有些则已经多年没有联系。然后我们坐下来大声朗读这些邮件和问候卡。

　　我突然感到有必要估算一下自己的经济状况。我向奥楚和克里斯解释了医疗保险的事，然后我们拿出纸和笔来计算我所有的财产。“我们来看看我现在经济状况，”我说。“我们必须把这弄清楚。我需要有一个计划，这样我才能感到我能战胜疾病。”我们认为，我已经存下了足够的钱上了大学――如果我把房子卖了的话。我实在不想卖房子，但我必须学会面对现实。嗨，我今天手气不好。如果我需要那笔钱，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我把现金和退休保险帐户上的钱加在了一起。

　　房产：22万；游泳池和周围绿：6万；家具和艺术品：30万；其他：5万。

　　当天晚些时候，夏皮罗来到了我的病房。“我们需要讨论一下手术，”他严肃地说。

　　“你在说什么？”我说。“你不是说这个手术不太大吗？”

　　“嗯，比那要严重一点。”

　　夏皮罗说肿瘤位于两个比较棘手的区域：一个在视觉区域上方，另一个在负责协调的区域上方。这就解释了我为什么会出现视觉模糊的现象。他说他会把手术做得非常精确，切口尽量小一些，希望不会深入到脑组织一毫米内。切口不会像以前那么大。但是，我在听他解释手术过程时，仍然打了个寒战。我觉得我自己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手术的严重性；我以为手术听上很简单――他只需进去把肿瘤切除就行了。但是他现在却谈起了细节，让我一下子就意识到他将在一个特殊的地方进行手术，哪怕是最微小的差错都会使我失去视觉或者手脚活动能力。

　　夏皮罗看出我开始真正感到害怕了。“听我说，谁也不想接受开颅手术，”他说，“如果你不害怕，那么你就不正常。”

　　夏皮罗安慰我说，我很快就能从手术中康复：我只需在重症病房住一天，再恢复一天后，然后就可以开始接受化疗了。

　　当天晚上，我母亲、奥楚、克里斯和其他人带我去街对面购物中心的一家欧式餐馆，让我吃一点东西。我吃不了多少。我的头上仍然贴着那些脑立体定向圆点，手腕上戴着医院的标志牌，但是我已经不在乎我的外表了。因此，头上有那些点又怎么样？我只是为能够离开医院走动而感到高兴。有人盯着我看，但我不在乎。明天，我的头还会被剃光。
你会如何面对死亡？我有时候认为脑屏障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而且是感情上的。也许我们的心灵中有一种保护机制，阻碍我们接受死亡，除非万不得已。
　　脑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我想到了死亡。我思索着我的价值观念；我问我自己，如果我要死，那么我是想拼搏、挣扎到最后呢还是平静地投降？我希望展现出什么样的个性？我对我自己、对我到目前为止所做的一切满意吗？我得出结论，我基本上是个好人，尽管我可以做得更好――但我同时也明白，癌症根本不管这些。

　　我问自己究竟相信什么。我很少祈祷。尽管我有那么多希望，有那么多心愿，但我不祈祷。我从小到大养成了一种对宗教的不信任，但我觉得我有能力成为一个有信仰的人，有能力牢牢抓一些狂热的信念。简单地说，我相信我有责任做一个好人，而这意味着为人公道、诚实、勤奋、有信誉。只要我能做到这些，只要我善待自己的家人，真心对待朋友，只要我对我的圈子或者对某项事业做出贡献，只要我不说谎、不骗人、不偷东西，那么我相信这就足够了。如果明天一切结束时真有某位上帝或者神灵站在那里审判我，那么我希望他能够从我是不是过着真正的生活这个角度来审判我，而不是看看我是否相信某本书或者是否受过洗礼。如果在我离开这世界时真有上帝，那么我希望他不会说，“可你不是基督徒，所以你应该去天堂的对面。”如果真是这样，我会回答，“知道吗？你说得对。好吧。”

　　我也相信大夫，相信药品和手术――我相信这些。我相信所有大夫。我想，像爱因霍恩这样的人舍得依赖，因为他在20年前就聪明地推出了一种试验性的治疗方案，而这种方案现在能够拯救我的生命。我相信他的智慧和他的研究，因为这些都不是虚假的东西。

　　除此之外，我不知道应该在信仰和科学之间的什么地方划一条线。但是我知道：我相信信念，因为信念是闪光的。当你面临绝对绝望，当一切情况都对你不利，当人们对显而易见的灾难视而不见――你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呢？我意识到，我们每天都这样做。我们比自己想象的坚强得多，而信念是人类是宝贵、是了持久的特性之一。当我们人类知道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改变生命的短暂时，那么相信没有任何药物能让我们长生不老也是一种勇敢。

　　继续相信你自己，相信大夫们，相信治疗方案，相信我所选择相信的一切，这才是最最重要的。必须是这样。

　　如果没有信念，我们在这世上的每一天都会与恐惧相伴。这会击垮你。在得癌症之前，我没有完全意识到我们每天如何与这世界那些畸形发展的不良方面相抗争，没有意识到我们每天如何同与日俱增的厌世相抗争。人生真正的危险是沮丧与失望，而不是什么突如其来的疾病或世界末日的到来。我现在知道人们为什么害怕癌症了：因为那是一种缓慢而又无法避免的死亡，是厌世和颓废的化身。

　　因此，我相信。
如果你无法记起某件事，那么一定有原因。我已经忘记了接受脑手术那天早晨我都在想些什么或者都有什么感觉，但有一点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的日期是10月25日，因为手术过后，我是那么为自己仍然活着而高兴。
　　我母亲、奥楚和比尔?斯泰普顿早晨6点钟走进我的病房来把我叫醒，各种不同的护士过来给我做手术前的准备。你在接受手术前会有一个小小的记忆测试。大夫会说，“我们将告诉你3个简单的单词，尽量牢牢记住它们。”有些脑肿瘤病人会有健忘症，无法记住10分钟前告诉他们的事情。如果肿瘤已经影响了你，它的表现便是你会常常记不起一些小事情。

　　一位护士说，“球，别针，车道。我们会要你重复这些单词的。”

　　那有可能是30分钟后，也有可能是3小时后，但他们最终会问我的。如果我不记得那些单词了，那就意味着出了大麻烦。我不想让任何人认为我有问题 ――我仍然想证明我的病情并不像大夫们所认为的那么严重。我决心要记住它们，结果我在几分钟内只想着那3个单词：球，别针，车道。球，别针，车道。

　　半小时后，一位大夫进来让我重复一下那3个单词。

　　“球，别针，车道，”我自信地说。

　　手术时间到了。我躺在担架车上，被推进了走道。我母亲陪着我走了一截，直到我们拐弯进了手术室。手术室里有一群戴着口罩的护士和医生在等着我，他们将我放到手术台上，然后麻醉师开始给我注射麻药。
不知为会，我想和人说说话。

　　“你们看过《怨恨》这部电影吗？”我问。

　　一位护士摇摇头。

　　我兴奋地给他们讲起了故事情节：亚里克斯?鲍德温在这部影片中扮演一位才华出众但目空一切的外科大夫，被人起诉治疗不当，而他有法庭上又被一名律师指控患有一种被称作“上帝情结”的毛病――即他相信自己永远不会出错。

　　鲍德温为自己辩护时发表了一番演说――然后又给自己加上罪名。他描述了病人躺在手术台上等待他在一瞬间决定生与死时，他内心的紧张和外科手术带给他的压力。

　　“先生们，在那一刻，”他说，“我不考虑自己是上帝。我就是上帝。”

　　我惟妙惟肖地模仿亚里克斯?鲍德温的口气讲完了故事情节。

　　我的下一个单词是“嗯――”。

　　我进入了麻醉状态。

　　那番话的意义在于它包含着某种真理，某种绝对的真理。就在我失去知觉时，大夫们便主宰着我的生死。他们控制着我睡觉的能力，醒来的能力。在那段时间里，他们是万能的。我的大夫就是我的上帝。

　　麻醉就像眼前一黑：刚才我还有知有常见，而现在却好像我根本就不存在。麻醉师为了测试用量大小，在手术开始前又让我恢复了片刻的知觉。我苏醒过来时，意识到手术还没有结束，事实上还没有开始。我勃然大怒，昏昏沉沉地说，“混蛋，我们快开始呀。”

　　我听到夏皮罗在说，“一切都正常，”然后我就又进入了麻醉状态。
我对手术过程的了解当然都是夏皮罗大夫事后告诉我的。我在手术台上呆了大约6个小时。他切开我的头颅，取出了肿瘤。肿瘤一切除，他就将它们交给一位病理学家，而病理学家则立刻将肿瘤放到了显微镜下。
　　他们只要一检查细胞组织，就能知道那是什么种类的癌症，以及扩散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是一种极其活跃、极具攻击性的癌症，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发现更多的癌细胞。

　　但是病理学家从显微镜上抬起头来，惊讶地说，“这是坏死的细胞组织。”

　　“已经死了？”夏皮罗问。

　　“已经死了，”技术员说。

　　当然不能说每个细胞都已经死了，但那些细胞看上去毫无生命迹象，不构成任何威胁。这可真是天大的喜事，因为这意味着这些癌细胞不会扩散。究竟是什么杀死了它们？我不知道，大夫们也不知道。有些坏的细胞组织并不是稀罕事。

　　手术一结束，夏皮罗就直接找到了我母亲，说，“他在恢复室，一切良好。”他解释说癌细胞已经坏死。这意味着脑部已经没有癌细胞，全被大夫们切除了。

　　“比我们预料的好多了，”夏皮罗说。

　　 我苏醒了过来……慢慢地……光线太亮……有人我说话。

　　我还活着。

　　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恢复室里，斯科特?夏皮罗正弯腰看着我。
　　“你还记得我吗？”他说。

　　“你是我的医生，”我说。

　　“我叫什么？”

　　“斯科特?夏皮罗。”

　　“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吗？”

　　“兰斯?阿姆斯特朗，”我说，“我随时可以在自行车上战胜你。”

　　我又开始要陷入睡眠之中，但就在我要闭上眼睛时，我看到了曾经测试过我记忆力的那位大夫。

　　“球，别针，车道，”我说。

　　我又回到了麻醉后那种漆黑一片、没有梦境、深不可测的沉睡中。

　　当我重新醒过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一间灯光昏暗、安静的特护病房里。我默默躺了一会儿，竭力摆脱掉麻醉带来的眩晕。病房里光线太暗，太安静。我想离开。我想动起来。

　　被单下的我动了一下。

　　“他醒了，”一位护士说。

　　我的一条大腿已经快要落地了。

　　“躺着别动！”一个护士说，“你想要干什么？”

　　“我想起来，”我说。

　　我开始想坐起来。

　　动起来。只要你还能动起来，你就没有生病。

　　“你现在还不能起来，”她说，“快躺下。”

　　我重新躺下。

　　“我饿了，”我说。

　　随着我的脑子越来越清醒，我意识到我的脑袋完全被裹在纱布和绷带中。我的感官似乎也被包裹了起来，可能是由于麻醉的缘故，也可能是由于我身上到处插着的输液管的缘故。我的鼻子里插着管子，一根导管顺着我的大腿插进了我的阴茎。我精疲力竭，身上的每一点力气都已被消耗得一干二净。

　　但是我饿极了。多亏了我母亲，我已经习惯于每天实实在在地吃上3顿饭菜。我想起了大盘大盘热气腾腾的食物，上面还浇着肉汁。我已经几个小时没有吃任何东西了，最后一顿吃的只是一些麦片，而麦片算不上真正的饭菜。我是说，那不能算正餐。只能算小吃。

　　一位护士喂我吃了一盘炒鸡蛋。

　　“我能见我母亲吗？”我问。

　　过了一会儿，我母亲静静地走了进来，握住我的手。我明白她的感受，明白作为一个母亲看到自己的···

醉也无人管

(6)　化疗　CHEMO

        问题是化疗究竟会杀死谁，是我还是癌症？我的生活变成了漫长的静脉点滴，就成了一种令人痛苦的例行公事：如果不感到疼痛，我就在呕吐；如果不在呕吐，我就在想从前的生活；如果不在想从前的生活，我就在琢磨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就是我所体验的化疗。

　　令人痛苦的是治疗具体过程以及那些讨厌的副作用。癌症是一种隐隐约约觉得自己有病的感觉，但化疗却是永无休止的实实在在的恐惧，到后来我开始觉得化疗和癌症一样糟，甚至比癌症本身还要可怕。随便哪位局外人一想到癌症便会联想到掉头发、脸色惨白、形容枯槁，而这些实际上都是化疗带来的副作用。化疗是我的静脉里有什么东西在燃烧，是一种由污染物构成的摧毁一切的河流在慢慢从身体内部开始蚕食的感觉，直到我连一根眨眼用的睫毛都没有剩下。化疗是不停地咳嗽，从胸口咳出一块块神秘的沥青般的东西。化疗是时刻觉得要上卫生间。

　　为了对付化疗，我便想象咳出来便是被烧死的肿瘤。我想象着化疗对肿瘤发挥了作用，将它们烧焦，然后再将它们从我的体内排出去。当我走进卫生间，当我在经受腹股沟的酸痛时，我总是告诉自己我在排泄死癌细胞。我估计你就是这样做的。那些细胞总得有个去处，对不对？我将癌细胞咳出了体外，排出了体外，用我所知的各种办法将它们清除出去。

　　除了化疗外，我没有别的生活。以前时刻记住几月几日几点钟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疗程。那年秋天和冬天的每个大的节日，我不是正处于化疗疗程中便是正从化疗疗程中恢复过来。万圣节前夕我是在病床上度过的，身上还插着静脉注射管。我把一包包糖果分发给护士。感恩节我倒是在家度过的，但我躺在沙发上慢慢恢复体力，而我母亲则试图劝我吃几口火鸡肉。我每晚要睡10到12个小时，而当我醒来时，我又会像倒时差外加喝醉酒后那样感到昏昏沉沉。

　　化疗具有累积的效果。我在3个月的时间里接受了4个疗程的化疗，而每经历一个疗程，我的体内便会增加一份毒素。这起初还不算太糟，但到第二个疗程结束时，我时刻感到难受，总是想睡觉。我会在星期一住进印第安纳波利斯医疗中心，一连5天每天接受5小时化疗，星期五结束。如果不是在接受化疗，那么我也会24小时接受静脉点滴，接受生理盐水和一种保护我的免疫系统的化学物，因为异环磷酰胺的毒性太强，对肾脏和骨髓尤其有害。

　　但是到第三个疗程时，我已经不顾脸面地与恶心相抗争了。一个巨浪会迎面向我扑来，我会觉得似乎我所有的重要器官都在我体内坏死了。到了第四个疗程时――这是给癌症病人开处的最高疗程，只用在最严重的病症中――我像是回到了胎儿状态，时时刻刻呕吐不已。

　　尼克斯大夫提出让我作为奥斯丁的家庭病人接受化疗。“你可以在家是进行化疗，我们可以提供咨询。”他说。但是我坚持要去印第安纳波利斯，这样我就可以时刻被监控。

　　“如果我不舒服的状况加重，我想让你们能够看到，”我告诉他，“如果我有所好转，我也想让你看到。”

　　化疗药物看上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人们很难相信那么致命的东西看上去会如此平淡无奇。化疗药物装在3个透明的50cc塑料袋里，上面写着我的，日期，剂量以及液体的体积，没有任何沉淀物，看上去完全像一袋袋糖水。真正道明它们真相的是护士们在接触那些塑料袋时手上戴着的厚厚的橡胶手套，以及印在塑料袋上的“危险物品”字样。护士会把一根管子插进塑料袋，然后再通过另一个管子将里面的药物注射到我的导管中，最后再进入我的血液。其中一袋需要一个小时，另一袋需要90分钟，最后一袋需要30分钟。

但是，那些液体具有很强的破坏性，完全可以烧干我体内的所有鲜血。我感觉到我的静脉在被彻底清洗干净。对于我所体验到的这种感觉，医学上的解释是骨髓遏抑，是化疗最常见、最严重的副作用，其表现为红血细胞的再生和成熟受到抑制。化疗虚弱你的造血功能。在第三个疗程中，我的血细胞比容――在我体内流动的总血量的百分比――降到不足25%，而正常人为46%。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被注射了一种促进红血细胞再生的药物：促红细胞生成因子（EPO）。在任何其他场合，服用EPO都会使我受到国际自行车联盟和国际奥委会的制裁，因为这种药物被认为能提高运动员的成绩。但是在我的情况中， EPO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它是惟一让我继续活下的东西。
　　化疗不仅仅杀死癌细胞――它也杀死健康细胞。它攻击我的骨髓，我的肌肉，我的牙齿，我的喉壁和胃壁，结果使我无法抵抗任何感染。我的牙龈出血，口腔溃疡，没有任何胃口――而这无疑会成为大问题。如果没有足够的蛋白质，我就无法在化疗破坏掉我的皮肤、头发和指甲后重新再造细胞组织。

　　早晨是最艰难的。我会在晚饭前结束化疗，然后我会尽量吃点东西，再躺到床上看看电视或者接待来看望我的朋友。各种药物会在晚上渗透到我的体内，结果我第二天早晨醒来时会感到异常恶心。我只能勉强吃下一样东西：医院餐厅做的苹果馅炸面团。说来也怪，那松脆的面团、外面裹着的糖霜和里面果酱般的苹果馅，能让我的舌头和胃感到舒服一点。

　　吉姆?奥楚维茨每天早晨都会给我带来满满一大盒。他会坐在床脚，然后我们会一起吃。奥楚每天都给我带那些苹果馅炸面团，即使在我实际上无法吃下去时也一样。

　　化疗是孤独的。我母亲在我做完脑手术后回帕拉诺去了；她已经用完了她的休假期，无法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请假。她不愿意离开，她觉得只要有她陪在我身旁，我就会有种不同的感觉。

　　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她一直认为只要她小心照料我，什么坏事都不会落到我头上。一旦有强北风刮到帕拉诺时，街面上就会结冰。我和我的那些朋友们便会去东帕拉诺停车场，将一块滑雪板系在汽车后面，轮流拖着大家走。我母亲会开车去那里，坐在车上看着我们。“我觉得只要我在那里，你就不会受伤。”她说。她对化疗的感觉也一样，但她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

　　奥楚接替了她的位置。他就像我的父亲一样，时刻陪伴在我的病床旁。每当一个疗程开始时，他都会从威斯康星一路开车过来，坐着陪我，日复一日。奥楚明白化疗会慢慢消磨掉病人的意志，因为他父亲就死于癌症。他深知化疗是多么让人意志消沉，是多么单调乏味，因此他总是不知疲倦地想方设法分散我的注意力。他教会我怎样玩红心大战，然后他就会坐在我床上，和比尔、丽莎一起4个人一玩就是数小时。在我病得无法自己看报时，他便给我读报和电子邮件。

　　他带我在医院四周散步，一路推着我的输液架。我们这时便会无话不谈，从自行车赛事到网上股市。一天下午，我们聊起了死亡。我们在阳光下坐在医疗中心外面的一张长凳上。“奥楚，我还没有做好死的准备。我觉得自己还应该活下去，”我说。“如果真的要死，我也一点也不害怕。但是我仍然不相信我就战胜不了这疾病。”

　　化疗的感觉就像活地狱。我会半醒半梦地躺在床上，没有任何时间感觉，甚至都不知道是白天还是黑夜――我不喜欢这样。化疗让我失去方向感，我觉得一切事物都很混乱，都在离我而去。奥楚给我带来了一些规律，使我能够估计时间。他给我带来苹果馅炸面团，和我一直聊到我在某个句子刚说到一半时睡着。我的下巴耷拉到了胸口，奥楚便会踮着脚悄悄离开我的病房。几个小时后，他会带着一在蔬菜回来，给我当午餐，或者给我从医院外面买来一个三明治。午饭后，我们会一起玩牌，直到我又昏昏沉沉地睡着。我的头耷拉下来，眼皮垂下。奥楚会从我的手中拿走纸牌，放回到其它牌中，然后又踮着脚悄悄走出去。
比尔和丽莎在我每个化疗疗程中也都陪着我，而其他人时不时来看我一下，那些没有离我而的赞助商和老朋友则轮流来看我。奥楚、比尔和丽莎是核心小组，是我的社交主席。每天晚上，他们3人都会给我带来一些晚餐；如果我感觉不错的话，我会和他们一起下楼去餐厅，身后拖着我的输液小推车。但我并不是真正要去吃那顿饭，我只是想打破单调的生活。然后我们便会看一会儿电视，直到我开始打瞌睡时，他们又会在晚上7点钟左右离开我，而我一晚上都会是孤独一人。
　　对于他们3个人来说，一起吃饭或者和克里斯?卡米卡尔或斯科特?麦克伊臣等来看我的人一起吃饭已经成了一种惯例。他们有时去一家名叫圣埃尔莫的非常不错的牛排屋，然后他们会去坎特伯雷旅店的酒吧，在那里抽雪茄烟。如果我没有得病的话，那些正是我最喜欢做的事。他们晚上要走的时候，我会以抱怨的口气说，“你们又要喝得昏天黑地，是吧？”

　　每当拉?特蕾丝进来给我注射化疗药物时，不管我多么难受，我都会坐起来，尽量集中注意力。

　　“你给我注射的是什么？”我会问。“这混合药是什么？”

　　到这个时候，我已经能够像大夫一样熟练地看懂胸片，也很有知道所有的术语和抗恶心剂量。我常常就这些考拉?特蕾丝，然后告诉她哪些药物对付恶心较好，哪些较差。我会说，“这种药少用一点，”或者，“那种药多用一点。”

　　我不是那种成天抱怨的癌症病人。我不容易对付、不服输、很难缠。我简直就像是癌症的化身。我称癌症为“这狗杂种”。我把它列为我的敌人，看作对我的挑战。当拉?特蕾丝说，“每天要喝5杯水”时，我会一杯接一杯地连喝15杯，直到水从我的下巴流下。

　　化疗威胁着要剥夺我的独立和自主，这让人感到恼怒。我每天24小时都被输液架束缚着，而且对我来说，让护士和医生来约束我确实是件很难的事。我坚持要表现得仿佛完全参与到治疗中一样。我密切注意血相检查和透视检查，常常像宗教法庭大法官一样逗弄拉?特蕾丝。

　　“我今天的护士是谁，拉?特蕾丝？”

　　“那种药叫什么，拉?特蕾丝？”

　　“那种药管什么用，拉?特蕾丝？”

　　我不停地考问她，就像我是她的上司。拉?特蕾丝与重症病房的护士一起协调我的化疗过程：她制定我的时间安排和抗呕吐疗程，并记录症状。我对一切都做了记录，因此非常清楚我什么时候应该服用什么药。任何一点变化我都会注意到。

　　拉?特蕾丝采取了对我异常耐心的态度。这对她来说是典型的一天：

　　“今天的剂量是多少，拉?特蕾丝？”我会问。

　　“药的成分是什么？”

　　“今天的药和昨天一样吗？”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拉?特蕾丝？”

　　“什么时候结束，拉?特蕾丝？”

　　我把计算输液结束的时间当作一场游戏来做。我会看着我的手表，盯着点滴袋，看着里面的药物一滴一滴地进入我的体内。我试图计算点滴的速率，以及结束的时间，精确到最后一秒钟。
最后一滴究竟是什么时候，拉?特蕾丝？”
　　随着时间的推移，拉?特蕾丝和我形成了一种互相打趣逗乐的关系。我会责备她残酷地控制抗呕吐药。抗呕吐药能让我在接受化疗时感觉不那么难受，但我只能每4小时用一次，所以我常常缠着拉?特蕾丝，要她多加
一点。

　　“我不能再给你，”她会说，“你3个小时前刚刚用过，所以你还得再等一个小时。”

　　“行行好吧，拉?特蕾丝。这里都听你指控。你知道这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你只是不想给我而已。”

　　我偶尔会呕吐得非常厉害，简直要昏过去。“我现在感觉好我了，”事后我会讥讽地对拉?特蕾丝说。

　　有时候，医院里的饭菜让我非常恼火，特别是早餐。最后，我干脆不让他们把早餐给我端进来。有天早晨，我愁容满面地盯着一盘看似黏乎乎的鸡蛋和像石膏板一样硬的烤面包，我发作起来。

　　“这是什么破玩意儿？”我说。“拉?特蕾丝，你会吃这种东西吗？你看看这玩意儿。你就拿这东西喂人？能不能请谁给我拿点能吃的东西来？”

　　“兰斯，你想要什么都可以，”拉?特蕾丝平静地说。

　　拉?特蕾丝对我也是针锋相对。她也会拿我开涮，即使在我病得没有力气笑的时候也一样。

　　“那是我吗，兰斯？”拉?特蕾丝会故意夸张地同情地问。“是我让感到不舒服的吗？”

　　我会默默地笑一笑，然后接着呕吐。我们成了朋友，成了化疗中的战友。在疗程与疗程之间，我会回到奥斯丁休息两周来恢复精力。拉?特蕾丝这时便会不停地给我打电话，问问我的情况，让我一定要记得喝各种药水。化疗会破坏我的泌尿管道，因此她总是追着要我补充水份。一天晚上，她给我打来电话时，我正在汽车棚里玩欧克莱公司送给我的一个礼物。那是一辆用钽制造的遥控小汽车，最高时速可达70英里。

　　“你那里嗡嗡的声音是什么？”她问。

　　“我正在我的车库里，”我说。

　　“你在干什么？”她问。

　　“我正在玩我的玩具汽车，”我说。

　　“当然是的，”她说。

　　 有一天，我注意到我的皮肤上出现了一些奇怪的斑点，很像淡褐色的污渍。那些便是化疗灼伤。

　　化疗药正从我的体内向外烧死我的细胞组织，留下一块块着色不同的皮肤。我到这时已经进入了第三个疗程，外表看上去简直就像换了个人。与刚住院时的我相比，我瘦了很多。我只能推着输液架一瘸一拐地在屋里走动，靠这个来进行锻炼。我记得我常常低头看着身上的衣服，感觉我的身体在不停地缩小：我的肌肉不仅变小了，而且很松弛。这是真正的变形，我想，这就是生病的含义。

　　“我必须保持体形，”我喃喃说，“我需要保持体形。”

　　不管我想尽什么样的办法，我的体重仍在不断下降。我本来就没有什么多余的肉――我身上的脂肪所占的比例很少，而化疗药物就像一群鱼一样不断地吞噬着我。“拉?特蕾丝，我的体重在减轻，”我可怜巴巴地说。“我该怎么办？你看看我的肌肉！你看看我受的这份罪。我要骑车，我要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中。”

　　“兰斯，这是化疗的作用。”拉?特蕾丝极其耐心地说。“你的体重当然会减轻，这是很自然的事。化疗病人都是这样。”

　　我实在受不了像冬眠一样呆在医院里。当我无所事事地躺在床上时，我觉得自己就像是被海水冲到海滩上的死鱼。

　　“我可以锻炼吗，拉?特蕾丝？”

　　“你们这里有健身房吗，拉?特蕾丝？”

　　“兰斯，这是医院，”她无可奈何地叹口气说。“不过，对于那些必须在这里住很久的病人，以及对于像你这样的病人，我们的确有一些固定自行车。”

　　“我可以骑吗？”我立刻问。

　　拉?特蕾丝问尼克斯是否可以让我使用健身房，但尼克斯不大赞同。我的免疫系统几乎完全被摧毁，我的身体状况根本不适合进行锻炼。

　　拉?特蕾丝尽管时刻和我打趣开玩笑，但也非常理解我那种坐立不安的想运动的冲动。有天下午，我本该去接受脑部核磁共振检查，但由于医院里的核磁共振机已经全排满了，拉?特蕾丝便安排我去附近的里雷儿童医院。这两家医院之间有条长约1英里的地下通道，转移病人通常要么使用救护车，要么用轮椅从地下通道推过去。

　　但是我打定主意坚持不坐车，而要一路走过去。我对那位推着轮椅出现在病房门口的护士说，“我死也不坐那玩意儿。”我告诉她，我们从地下通道一路走到里雷医院去，哪怕是走上一整天。拉?特蕾丝什么也没有说。我动身时，她只是摇了摇头。护士拖着我的输液架跟在我身后。
我一步一步慢慢走过地下通道，然后又走回来。我看上去就像一具驼背弯腰的老头儿。那一趟来回花了我一个多小时。等我回来躺到病床上时，尽管精疲力竭，而且大汗淋漓，但我仍有一种胜利的感觉。
　　“你硬要与众不同，”拉?特蕾丝笑着说。

　　到后来，就连走动也变得异常困难。到了化疗第三疗程的第五天，我已经无法在病房四周散步了。我只能整天躺在床上，等待着重新恢复足够的力气回家。星期天早晨，一位男护理员推过一辆轮椅走进我的病房，要推我去大厅办理出院手续。但是我拒绝向轮椅妥协。我怒气冲冲地回绝了。

　　“绝对不行，”我说，“我要走着出去。”

　　 那位法国人在我的病床前晃动着身子，想把一瓶价值500美元的红葡萄酒送给我，以表示对我的敬意。处于麻醉药物作用下的我昏昏沉沉地盯着他，脑子里还有一丝清醒，在琢磨为什么居然有人愿意把一瓶昂贵的波尔多葡萄酒浪费在一位癌症病人身上。

　　阿兰?邦杜是科菲蒂斯车队竞赛部的经理，来对进行看似礼节性的拜访，但是我当时的身体状况根本不允许我进行礼貌的交谈。我正好处在化疗第三疗程后期的痛苦之中，脸色惨白，眼圈发黑。我没有头发，也没有眼睫毛。邦杜在那里尴尬地呆了几分钟，向我保证科菲蒂斯车队不会放弃我，然后就离开了。

　　“兰斯，我们爱你，”他说，“我们会对你负责到底的，我保证。”

　　他说完便和我道别，我握了一下他的手。但是，邦杜从我床边走过时给比尔?斯泰普顿做了个手势――他要比尔出去和他谈一谈；比尔跟着邦杜来到了病房外的走道里。邦杜突然对比尔说，他是来谈正事的，他们需要找个单独的地方好好谈谈。

　　斯泰普顿、邦杜和保罗?谢尔文在医院对面的旅馆找了个灯光暗淡的小房间。保罗是我朋友，会说法语，主动提出为他们做翻译。邦杜一面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一面用法语告诉比尔：由于我的疾病，科菲蒂斯非常遗憾地不得不重新就我的合同进行协商。我与科菲蒂斯车队原来的协议为两年250万美元――但现在这已经不可能了。

　　比尔不解地摇了摇头。“你说什么？”他说。科菲蒂斯不是公开保证在我与疾病抗争期间将永远支持我吗？现在的化疗刚好进行到一半，根本不是讨论合同的时机。

　　“我们爱兰斯，我们要对他负责，”邦杜用法语说道。“但是你也得明白，这时而存在着文化差异问题。法国人无法明白有人居然能不工作却照样得到报酬。”

　　比尔愣住了。他说，“我不敢相信你所说的话。”

　　邦杜指出，我的合同中有一项条款，要求我通过一个体检。我目前的状况显然是无法通过的，因此科菲蒂斯有权取消合同。他们之所以主动提出重新协商，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已经是非常慷慨大度了。他们不想再兑现合同中所有的条款，而只想兑现其中的某些条款。如果我不接受他们提出的新条件，他们就会要求我接受体检，并以此完全终止合同。

　　比尔站起身来，望着桌子对面的邦杜说，“你混蛋。”

　　邦杜大吃一惊。
比尔接着说道，“你混蛋。我不敢相信你在这种时候会专程跑到这里来，然后让我回到病房去把一切告诉他。”
　　比尔已经气愤得失去了控制――倒不是因为科菲蒂斯想从合同中抽身（因为他们有权利那样做），而是因为科菲蒂斯选择了错误的时间，并且居然在背后搞小动作。科菲蒂斯已经向全世界发表过一个声明，表示坚决支持我，而现在他们在赢得了新闻界的交口称赞后，关上门却又是另一回事。比尔一心想保护我，所以直截了当地拒绝在我接受化疗期间和我讨论这件事。

　　“我不会那么做，”比尔说，“我现在对讨论这件事毫无兴趣。你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让公众舆论去做决定吧。”

　　邦杜毫不退让。他说，比尔完全知道我们在法律上根本站不住脚。科菲蒂斯有权利当天就终止合同，甚至当时就终止。

　　“你应该明白，合同的生效取决于体检，”邦杜又说。

　　比尔说，“你们打算派一名大夫来这里吗？你们准备派大夫来这里给他体检吗？”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邦杜说。

　　“太好了，”比尔说，“我会请所有的电视台派摄像师来，让你们好好表现一下。”

　　邦杜不停地强调，科菲蒂斯愿意以某个新合同继续留下我――但我也必须满足一些条件。比尔平静了下来，试图让邦杜相信，尽管我看上去情况不佳，但我正在一天天好起来，他们一定能找到一个折衷办法。但是邦杜毫不让步。他们俩谈了两个多小时后仍然毫无结果。最后，比尔站起身要走。如果科菲蒂斯在我住院期间对我落井下石，那么好吧，他说，“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你们抛弃了他。”比尔就这样突然终止了商谈。

　　“你们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他说。

　　比尔气得浑身发抖地回到我的病房。他到这时已经去了3个多小时，因此我知道一定出了什么事。房门一被他推开，我便问他，“什么事？”

　　“没什么，”比尔说，“你别担心。”

　　但是他脸上的表情告诉我，他的心情非常不好，因此我怀疑那一定与我有关。

　　“什么事？”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比尔说，“他们要重新协商合同中的条款，而且说如果万不得已，他们要对你进行体检。”

　　“那我们该怎么办？”

　　“我已经告诉他们了，要他们滚蛋。”

　　我想了想。“这件事我们也许应该随它去。”我疲倦地说。我情不自禁地开始怀疑邦杜来这里看我的真实目的是不是了解我的身体状况。我当时认为，而且至今仍然认为，他来医院时做了两手准备：如果我看上去很健康，那么他便会肯定的态度，让合同继续生效；如果我看上去病得很厉害，那么他便会采取强硬态度，要求重新协商合同中的条款或者干脆终止合同。我们觉得那很像是间谍在刺探情报：看看阿姆斯特朗是否快要死了。邦杜显然只看了我一眼便认定我已经生命垂危。

　　比尔心情沉重，抱歉地说，“我很抱歉又给你带来一个坏消息。”

　　但是，我还有比科菲蒂斯更重要的事情要考虑。别误解我的意思，我当然为钱着急，而且他们所选择的时机和虚情假意的所谓支持都让我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但我还有更加紧迫的问题要思考――怎么才能不呕吐。

　　比尔说，“我们要拖延时间，要和他们谈判。”他认为他只要能把科菲蒂斯拖延到来年2月，我的身体就可能会有所恢复，也许我就能通过体检。“我们先看看事态怎样发展吧，”他说。我只是哼了一声，因为我正难受得无暇去顾及其他事情。我不想再谈那件事。

　　在接下来的三四个星期里，科菲蒂斯不断地给我们施加压力，并且明确表示他们决不让步。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要求接受体检，可以安排他们自己的医生从法国飞过来。然后取消整个合同。我仍然不愿意和比尔谈论此事，因为我正处在化疗疗程中最难受的时期。但是比尔有一天坐到我的病房说，“兰斯，他们这次是动真格儿的。”他说，我们没有任何别的选择，只能接受他们提出的任何条件。

　　最终，科菲蒂斯只支付了不到最初两年合同三分之一的报酬，并且添加了一项让他们在1998年终止合同的条款。
我当时的感觉就像被人投了不信任票，那种感觉就像他们认为我已经奄奄一息。我明白科菲蒂斯传达给我的信息：我已经被算作死人了。

　　具有讽刺意义是的，我的感觉越糟，我的病情也就越好。这就是化疗带给你的效果。

　　到这个时候，我有时难受得根本无法说话，无法吃东西，无法看电视，无法阅读电子邮件，无法在电话里与我母亲交谈。她有天下午从上班的地方给我打来电话，我只能轻声说，“妈，我得换个时间再和你聊。”
如果实在太难受，我便会侧身躺在床上，裹着毯子，与我胃里翻腾的毒素和我皮肤下疯狂的热度相抗争。我会隔着毯子朝外看，痛苦地呻吟着。

　　化疗使我脑子一片模糊，结果我对那段时间的记忆断断续续，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在我病得最难受的时候，我开始战胜了它。大夫们每天早晨会带着我最新的验血结果进来，而我的验血结果开始出现了好转的迹象。对于癌症来说，有一点非常独特：血指标能反映一切。我们记录我血相中的每一个微小变化； HCG或AFP的任何一点上升或降低都会引起担心或庆祝。

　　那些数字对我和我的医生们所具重要性简直令人难以相信。比方说，从10月2日我被诊断出患有癌症到10月14日接受脑部手术之间，我的 HCG从49,600上升到了92,380。刚开始接受化疗时，大夫们只要走进我的病房都会变得非常严肃――我可以看出他们不愿意妄加判断。

　　但是，他们的脸上渐渐露出了笑容：肿瘤指标开始下降，然后快速下降，到后来开始急速下降。事实上，那些数字下降得太快，连医生们都有些吃惊。我在一个牛皮纸文件夹中记录了我的血指标变化图。仅仅在11月份的3个星期中，HCG就从92,000下降到了9,000。

　　“药物在你身上起作用了，”尼克斯告诉我。

　　我有了突破。我知道，如果我想被彻底治愈，过程就应该是这样，就应该像在赛场上一样突然发力。尼克斯说，“你已经领先于治疗安排。”那些数字成了每天最让人高兴的事，成了鼓励我的动机，成了我的黄色领骑衫。黄色领骑衫是环法赛中领先者所穿的运动服，以将他与其他车手区分开来。

　　我开始将我的恢复视作环法赛的计时赛。我正从身后的队友们那里得到信息反馈，在每个计时点，车队经理都会对着无线电说，“你领先30秒。” 它促使我想骑得更快一点。我开始给我的血指标制定一些目标，而一旦实现那些目标，我都会激动不已。尼克斯会说他们希望在下一次验血时能看到下降50%，我便会全身心地投入在这个数字上，仿佛心中想着它就能让那计数下降一样。“只有原来的一半了，”尼克斯说，我便会觉得像记得了一场胜利一样。然后，有一天，他说，“现在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了。”

　　我开始感到自己像是赢得了与疾病较量的胜利，这让我恢复了在赛场上争强好斗的天性。我想彻底战胜癌症，就像我在爬坡时战胜所有其他对手一样。我领先地位。“癌症选错了对象，”我向凯文?利文斯顿吹嘘道。“在它四处寻找一个寄主时，它选中了我，结果犯了个大错误，一个天大的错误。”

　　一天下午，尼克斯大夫来到我的病房，给我念了一个新数字：我的HCG只有96。这简直是太好了。从那一刻起，我只需熬过最后一个、也是毒性最大的一个疗程。我差不多已经好了。

　　但是我的身体并没有那种感觉。那就是化疗对我的作用。

醉也无人管

重返艳阳下～阿姆斯特朗自传（06下）

        每次在两个疗程之间，我都会回到我的德克萨斯州的家中。我会慢慢恢复一些精力，直到能够重新开始运动。我渴望空气和锻炼。
　　
        朋友们个个竭力不表露出我已经变得多么虚弱。从其他地方来的朋友见到我那苍白、削瘦、没有头发的外表时都感到非常震惊，但他们都掩饰得很好。弗兰基?安德鲁来我这里住了一个星期，克里斯?卡米卡尔、伟大的奥运会速滑冠军转为外科医生的埃里克?黑顿、埃迪?墨克斯。他们给我做饭，陪我散步，陪我骑车。

　　我们会从前门出去，沿着通向邦内尔山的一条弯弯曲曲的柏油马路向前骑。邦内尔山高高地耸立在奥斯丁河岸上。要在平时，我的朋友们必须用上兑现的速度才能跟上我那简直要让齿轮断裂、像锤子砸下一样踩踏板的力度，但我们现在却慢得像蜗牛爬行。我会在非常平坦的公路上气喘吁吁。

　　我想我内心并没有完全接受化疗给我身体造成的影响。我刚开始与癌症较量时非常鲁莽、身体健康、充满信心，我可以看到每个疗程结束后，，我都会被消耗一些，但我根本不知道化疗究竟剥夺了我多少能力，直到我差一点瘫倒在某个陌生人家的前院中。

　　尼克斯大夫并不主张我骑自行车，但他也没有坚决禁止。他只是说，“现在不是试图保持或提高身体运动能力的时候。不要让身体疲倦。”我没有听他的意见；只要一想到化疗有可能会彻底摧毁我和身体、使我无法恢复原样，我就会感到恐慌。我的身体状况在每况愈下。

　　我只要一感到自己似乎有足够的精力，我就会对凯文或巴特说，“我们出去骑车吧。”我们一开始会骑上30到50英里，我想象着自己能够不服输、不知疲倦地顶风在道路上骑行。但事实上，每次出去骑车都压根儿没有那种感觉；每次都只是一次绝望、虚弱的表现。

　　每个疗程结束时，我们都会骑上半个小时，绕着各地区四周简单地骑上一圈。我安慰自己，只要我还能骑车，我的身体就还没有坏到非常糟糕的地步。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两起事件使我明白自己究竟虚弱到了什么程度。有天下午，我和凯文、巴特以及巴特的未婚妻巴巴拉一起出去骑车，骑到一半路程时我们来到了一个小陡坡前。我以为自己跟上了他们的速度，但实际情况是我的那些朋友们对我太好了，他们慢得几乎要从车上摔到路边去。他们有时候会突然冲到前面，而我便会在他们的后面边使劲发力边抱怨说，“你们简直要我的命。”他们非常小心，不让我过度劳累，因此我不知道我们的速度有多快或多慢。我们在爬坡时，我还以为自己跟上了他们。

　　突然，有个身影从我的左边向前冲去。那是一位骑着山地车的50多岁的妇女，从我的身边一晃而过。

　　她毫不费劲地骑着，甚至都没有出粗气，而我骑在那性能出众的赛车上仍然呼哧呼哧地气喘吁吁。我跟不上她的速度，这在自行车术语中叫“掉队”。我已经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可仍然跟不上她。

　　你在欺骗你自己。你自欺欺人地觉得自己感觉良好。然而，一位骑着山地车的中年妇女都能超过你，你立刻明白自己应该处在什么地步。我不得不承认自已的状况非常不好。

　　在化疗疗程之间骑车变成了一种越来越艰难的努力，我不得不承认这已经不再是身体状况好不好的问题。我现在纯粹是为骑车而骑车――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概念。只能骑上半小时。我以前还从来没有过只能骑半小时车的经历。
我在得病之前并不热爱自行车。我对自行车的看法比较简单：它是我的职业，我在这一行中干得不错。它是实现某个目标的途径，是离开帕拉诺的办法，是得到财富和名誉的潜在渠道，但不是让我从中得到快乐的东西，也不是诗情画意的东西。它是我的职业，是我赖以生存的途径，是我生的目的，但我无法说自己热爱它。
　　我过来从来不会为骑车而骑车――我以前骑车一定得有个目的，要么参加某项赛事，要么进行训练。我以前甚至都不会去考虑只骑半小时或一小时。真正的车手甚至都不会仅仅为骑一小时车就把自行车从车库里取出来。

　　 巴特会打来电话说，“我们出去骑车吧。”

　　我会说，“为什么？”

　　但是我现在不仅热爱自行车，而且需要它。我需要它暂时将我的问题放到一边，需要它向我自己和我朋友证明我自己。我骑车有了原因：我想让每个人看到我很健康，看到我仍然能够骑车――也许我还想向我自己证明这一点。

　　“兰斯情况怎么样？”人们会问。

　　我希望我的朋友们能够回答，“他好像很不错。他又在骑车了。”

也许我需要告诉我自己，不管我变得多么虚弱，我仍然是个车手，不只是一个癌症病人。如果真的什么目的也没有，那么骑车是我对付疾病、重新找回被癌症夺走的自信的一个办法。我仍然能骑车，我安慰自己说，虽然我可能无法像以前那样骑车，但我仍然能够骑车。

　　但是，有一天，凯文和我的另一个朋友――奥斯丁的一位车手――吉姆?伍德曼来带我去骑一会儿车。手术后的伤疤当时仍然没有消退，所以我戴上了头盔。我们慢慢地骑着。我以前绝对不会把这算作骑车。

　　我们来到了一个小坡道，其实一点也不难，只是一个小斜坡。你只需从座凳上站起身，使劲踩上一两下。这种事我经历过上百万次。走向，踩下去，然后坐下来，向左边一拐，你就出了街区。

　　但是我做不到。斜坡刚骑到一半，我就上气不接下气。我屁股下的自行车在左右摇晃，我停住车，将一只脚踩到人行道上。我感到头昏。

　　我试着深呼吸，但我好像无法吸入足够的空气来恢复体力。黑色和银色的斑点在我眼前飞舞。我下了车。凯文和吉姆倒转过来，停住车，很是焦急。

　　我在某个陌生人家门前的路缘上坐下来，将头埋在双膝之间。

　　凯文立刻走到了我的身旁。“你没事吧？”他问。

　　“让我喘口气，”我喘息着说，“你们不用管我，往前骑吧。我会骑回家的。”
吉姆说，“我们也许该叫辆救护车。”
　　“不用，”我说，“让我在这里坐一会儿就行了。”

　　我可以听到自己的呼吸声，那声音就像“呼”，“呼”。接着，就连坐在那里也显得非常艰难。我脑子里突然一片空白，就像你坐久了突然站起身来的那种感觉――只是我当时并没有想站起来。

　　我身子往后一仰，躺在草坪上，盯着天空，然后闭上眼睛。

　　这就是死亡的感觉吗？

　　凯文六神无主地守在我身边。“兰斯！”他大声叫道。“兰斯！”

　　我睁开眼睛。

　　“我打电话叫救护车，”他焦急地说。

　　“不用，”我生气地说，“不用，我只需要休息一会儿。”

　　“好吧，好吧。”他说，让我们俩都平静下来。

　　几分钟后，我的呼吸逐渐恢复了正常。我重新坐起身，尽量强打精神。我站起来，试着重新骑到车上。我的双腿在颤抖，但我却能够骑着下坡。我们慢慢沿来路往回骑，回到了我家。凯文和吉姆紧紧骑在我身旁，密切注视着我的动静。

　　我一面深深地喘着气，一面向他们解释刚才所发生的事。化疗杀死了我体内健康的血细胞，降低了我的血红蛋白计数。血红蛋白将氧气输送到身体一些关键的区域，一个健康的人正常的血红蛋白计数为13至15。
我只有7。我的血液已经完全被耗尽。每两星期一次，化疗药物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无情地攻击我的血液系统，而且我那天骑车用力过度。

　　我那天为此付出了代价。

　　但我不会因此而不再骑车。

　　 这个地球上有许多天使，她们以非常微妙的形式来到这世界上。我认为拉?特蕾丝就是一位天使。从外表上看，她与那些身着浆洗过的制服、手拿记事板和注射器的办事效率极高的护士没有任何区别。她没有白天黑夜地长时间工作，下班后回家照料她那开卡车的丈夫兰迪和两个孩子：7岁的泰勒和4岁的莫根。如果说她也有疲倦的时候，那么她从来不表露出来。她在我的眼里是个独特的女人，完全没有人们常见的抱怨。对自己的职责非常清楚，给别人以关怀时毫不犹豫。如果这还不算是天使般的行为的话，那么我真不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才以能算。

　　每到傍晚和晚上，除了拉?特蕾丝外，我的病房里常常只剩下我一个人。这时，如果我有力气，我们会正儿八经地聊上一会儿。我和大多数人在一起时总是比较腼腆，话也不多，但和拉?特蕾丝在一起时，我发现自己话特别多。这可能是因为她说话轻声细语，而且善于表达她自己。拉?特蕾丝不到30岁，长得非常漂亮，有着牛奶咖啡色的皮肤，但她的自制力和善解人意远远超出她的年龄。在其他同龄人晚上去夜总会的时候，她已经当上了肿瘤研究室的护士长。我想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满足就是让别人少一份痛苦，”她说。

　　她向我问起赛场上的事，我发现自己给她讲起自行车时是那么高兴，而这种兴奋感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过。“你是怎样怎样开始骑车的？”她问我。我给她讲了我的第一辆自行车的事，以及最初的那种解放感，并且说我自16岁以来别的什么也没有干，只是骑车。我给她讲起了我多年来的队友，讲到了他们的幽默和无私，我讲到了我母亲，讲到了她对我的意义。

　　我告诉她自行车运动带给我的一切，给她讲了欧洲的各项赛事，其独特的教育，以及其中的财富。我骄傲地给她看了一张我家的照片，还邀请她去作客。我给她看了我运动生涯不同时期的照片。她翻看着我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冲过终点线的身影，时不时地会指着一张照片问我，“你这是在哪里？”
我告诉她我担心的是我的赞助商科菲蒂斯，并且向她解释了我和他们之间的问题。我告诉她我感到有压力。“我需要保持强壮的身体，我需要保持强壮的身体，”我不停地念叨着。
　　“兰斯，你得听身体的，”她柔声说，“我知道你的心想飞离这里。我知道你的心在对你说，‘嗨，我们去骑车吧！’但你得听身体的。让它休息一会儿吧。”

　　我给她描述我和自行车，超轻的车身，根据空气动力学原理设计的车轮是多么优雅，性能是多么良好。我告诉她车上的每个部件值多少钱，重量有多少，以及有什么用。我告诉她怎样将自行车拆开，装进包里提着走。我还告诉她，我对自行车的每部分了如指掌，能够在刹那间对它进行调整。

　　我告诉她，自行车必须与你的身体相配，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就像被焊接在车上一样。车架越轻，车的反应就越灵敏，而我的赛车只有18磅重。车轮会对车身产生离心作用，我告诉她。离心力越大，动力也就越大。这就是车速的关键。“车轮上有32根轮辐，”我说。快速拆卸的杠杆能使你将车轮迅速取下，更换新车轮。我的机械师不到10秒钟就能补好轮胎。

　　“你总是这样弯着腰不累吗？”她问。

　　累，我说，有时候累得腰都像要断了一样，但这就是速度的代价。车把只有车手的肩膀那么宽，我解释说，而且呈半月形向下弯曲，这样你在车上才能采取符合空气动力学的姿势。

　　“你们骑车时用的座凳为什么那么小？”她问。

　　赛车座凳非常窄，形状完全按人体解剖原理设计，其背后的原因是如果你要一连在上面坐上6个小时，你肯定不希望有任何东西擦伤你的大腿。你宁可忍受硬座凳，也不愿意遭受大腿被擦伤的折磨。就连你穿的衣服也有讲究。骑行服轻而薄，必须完全贴身，因为你必须穿着这种衣服经受各种天气状况，不管是酷暑还是冰雹。骑行服可以说就是你的第二层皮肤。短裤上有羚羊皮座垫，缝制时针脚藏在里面，以避免骑手出皮疹。

　　当我把关于自行车该讲的一切都告诉过拉?特蕾丝后，我给她讲起了风。我向她描述风吹在我脸上和头发上的感觉。我给她讲述在野外看着高耸入云的阿尔卑斯山以及远方山谷中波光粼粼的湖面时的感觉。有时候，迎面吹来的风像我的亲密朋友；有时候，它像我的仇敌；有时候，它又像上帝的手在推着我向前。我向她描述冲下山坡时的感觉，那就像踩着两个只有1英寸宽的车轮在飞翔。

　　“你在那里是多么自由啊！”我说。

　　“你热爱它，”她说。

　　“是吗？”我说。

　　“是啊，我可以从你的眼睛里看出来，”她说。

　　我真正意识到拉?特蕾丝是天使，是在化疗最后一个疗程快要结束的一个晚上。我侧身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边打着瞌睡边看着化疗药物一滴一滴地慢慢进入我的体内。拉?特蕾丝坐在我身旁陪我，尽管我虚弱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你怎么看，拉?特蕾丝？”我轻声问道，“你觉得我能熬过去吗？”

　　“那当然，”她说，“你一定能。”

　　“真希望你说得准，”我说着又重新闭上眼睛。

　　拉?特蕾丝朝我探过身来。

　　“兰斯，”她柔声说，“我希望我将来只是你想象中的一个意念。我不会一辈子都在你的生活中。等你离开这里后，我希望我永远不会再在这里见到你。等你好了之后，嗨，一定要让我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你，而不是在这里。我希望在你需要我的时候能够帮助你，然后我希望我永远从你的生活中消失。你会说， ‘印第安纳的那位护士叫什么来着？我是不是只在梦中见过她？’”

　　这是人们对我说过的最充满关爱的话。我会永远记住这美好的祝愿。
1996年12月13日，我接受了最后一次化疗。现在该回家了。
　　在我接受最后一次化疗之前，克雷格?尼克斯过来看我。他想和我谈谈癌症更深远的含义，谈谈“癌症康复病人的义务”。

　　这是一直压在我心头的一个话题。我在最后3个月里多次对尼克斯和拉?特蕾丝说过，“人们需要了解癌症”。在我接受治疗的过程中，我也和其他病友结下了越来越深的友谊。我常常难受得无法与其他病人交往，但有天下午，拉?特蕾丝请我去儿童病房和一个就要开始接受化疗的男孩聊聊。那男孩很害怕，也很敏感，就像我一样。我在他那里呆了一会儿，告诉他，“我一直病得很厉害，但我现在正慢慢好起来。”然后我给他看了我的驾驶执照。

　　在我接受化疗期间，我的驾照过期了。我完全可以一直拖到等我身体好一点、等我头上长出一些头发后再去更换，但我决定不那么做。我穿上衣服，硬撑着去了机动车辆局，站在照相机前拍照。我头上没有一根头发，也没有眼睫毛和眉毛，我的皮肤像鸽子腹部一样白。但我对着照相机镜头露出了笑容。

　　“我想留着这张照片，这样等我好了之后，我将永远不会忘记我曾经病得多么厉害。”我说。“你必须与它抗争。”

　　从那以后，拉?特蕾丝越来越频繁地请我去与其他病人交谈。知道有位运动员在和他们一起与癌症抗争对他们似乎很有帮助。有天下午，拉?特蕾丝说我虽然还在问她各种问题，但这些问题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我起初问的问题只是关于我自己、我自己的治疗、我所用的剂量和涉及到我的具体问题，但我现在开始问起了其他人。我非常吃惊地读到有800万美国癌症做伴，因此我怎么能觉得我自己是个孤立的问题呢？“你能相信有多少人患有癌症吗？”我问拉?特蕾丝。

　　“你变了，”她赞许地说，“你现在开始为他人着想了。”

　　尼克斯大夫告诉我，一切迹象都表明我将会成为那些战胜癌症的幸运儿之一。他说，随着我的健康日益好转，我可能会觉得生命的意义已经不再只局限于我自己。癌症既可以是一个机会，也可以是一份责任。尼克斯大夫见过各种各样的癌症病人变成了热忱的抗癌积极分子，他希望我也能成为其中一员。

　　我也希望能那样。我开始把癌症视作能给他人带来益处的东西。我想创办一个基金会，我征求尼克斯大夫的意见，看看这样的基金会都能做些什么。我还不清楚这样一个机构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只知道自己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要为他人服务的使命感，而且我非常看重它，世界上任何其他事情都是次要的。

　　我有一种新的使命感，而且与我从自行车上获得免得毫无关系。有些人不会明白这一点，但我已不再觉得自己的人生角色就是车手。也许我的角色是名癌症幸存者。我最强烈的纽带与情感都属于那些和癌症抗争的人，那些像我一样问过“我是不是会死”的人。

　　我和斯蒂夫?沃尔沃聊过我的这种新感觉，他说，“我觉得你命中注定要得这种疾病。一，因为你也许能战胜它；二，因为你作为一个人所具有的潜力远不止只当一名赛车手。”
化疗的第三疗程结束时，我给比尔?斯泰普顿打了个电话。“你能不能查一查创办一个慈善基金会都需要什么手续？”比尔、巴特和另一位密友（也是位业余自行车手）约翰?考里奥特有天下午在奥斯丁的一家餐馆和我一起集思广益。我们压根儿就不知道该如何着手创办一个基金会，也不知道该筹集多少钱，但那顿午饭吃完时，我们想出了一个主意：我们可以在奥斯丁举办一次慈善自行车赛。我们给它取了个名字：“玫瑰自行车赛”。我问是否有人有时间来负责这个项目，考里奥特举起了手。考里奥特在一家夜总会当酒吧招待，我以前常去那酒吧，偶尔也顶替他充当一次酒吧招待。他说他时间安排可以允许他有工夫认真地负责好这个项目。这是个最佳的解决方案：我们不想有许多其他开支，而无论筹集到多少款项，我们都直接用在对付癌症上。
　　但是，比尔对这个基金会的基本目的不是太清楚。我知道，由于我已经成了公众人物，人们自然会听我的，但我不想把这个基金会变成我进行自我宣传的讲坛。我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而且我永远不知道我在自己战胜癌症的过程中究竟起到什么作用。我对其中的意义并不真正十分清楚。我只是想告诉人们，“坚决抗争到底，就像我一样。”

　　在和尼克斯大夫谈到我能如何尽一份力量时，我决定研究也算作这个基金会的目标之一。爱因霍恩大夫和尼克斯大夫的学识使我受益匪浅，因此我想以某种微不足道和办法来报答他们俩以及其他医护人员在我身上所花的精力和给我的关怀。我设想成立一个科学咨询委员会，对请求提供资金的申请进行评估，然后决定哪些请求最好、最舍得提供经费，最后将经费发放出去。

　　但是，与癌症的较量有那么多战场，我不能把注意力只集中在一个方面。我结识了那么多直接和间接地参与这场战斗的新朋友：病人、医生，护士，家庭成员，和科学家。我开始觉得我和他们的关系要比与我所认识的一些车手之间的关系还要亲密。这个基金会能使我与他们所有的人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

　　我要通过这个基金会把我在过去几个月里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告诉大家：如何克服恐惧，听取不同意见的重要性，对疾病的彻底了解，病人在治疗过程中的作用。尤其要让大家知道，得了癌症并不一定就是被头版死刑。它有可能是通向第二次生命、通向内心世界、通向更好生活的一条道路。

　　 最后一个疗程的化疗结束后，我在医院里多住了几天，一方面是为了恢复体力国，另一方面是为了处理零星事务。其中一项便是我的导管。取出导管的那一天对我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我已经戴着它生活了近4个月。我对尼克斯说，“嗨，你能把这玩意儿取出来吗？”

　　他说，“当然可以。”

　　我有一咱如释重负的感觉――既然他同意将导管取出来，那么他一定相信我再也用不着它了。希望再需要化疗了。

　　第二天，一位见习医生走进我的病房，要从我的胸前取出那一直折磨着我的丑陋的玩意儿。但是取出导管并不容易，因为它埋在我的体内太久，已经长到了皮肤里。见习医生折腾了半天，仍然没有能将它取出来。他只好叫来一位更有经验的医生，而这位医生几乎是将它直接拽了出来。那是撕心裂肺的疼痛，我甚至觉得导管被拨出来时，我听到了撕裂的声音。接着，伤口出现了感染，医生们只好给我做了个小手术，清洗伤口后再进行缝合。那真是难受，可能是整个4个月中最糟糕的经历。一切结束后，我气极了，向他们索要了那根导管。我要保留它，而我也确实一直保留着，装在一个小塑料文件袋里，算是一个纪念。

　　还有一件事要商谈：尼克斯对我的健康进行了最后一次分析。我会经历一段不确定期。最后一个化疗疗程仍然常常无法彻底消灭所有的癌细胞，因此我需要每个月验血、进行体检，以确保疾病没有卷土重来。他提醒我，我的血指标仍然没有完全恢复正常，我的胸片上仍然有肿瘤的瘢痕组织。

　　我有些担忧。尼克斯安慰我说，“这种情况我们见得多了，只是一些小的异常情况。我们认为那些瘢痕组织一定会消失。”如果我完全治愈了，瘢痕组织和血指标问题都会自行得到解决。但是谁也无法保证；第一年是关键。如果疾病复发，那么一年后我们就能看出来。
我希望完全康复，现在就完全康复。我不想等到一年后才知道结果。
　　我回到了家中，想重新恢复我原来的生活。我起初过得比较悠闲，只是偶尔打打高尔夫，为基金会的事出谋划策。我宽慰地发现，尽管我体内的癌细胞已经被清除，我的身体好像并没有被化疗摧毁。但是我仍然感觉像个癌症病人，过去3个月内被我压制住的那些感情又开始抬头了。

　　有天下午，我约好了要与比尔?斯泰普顿和一位名叫德鲁?邓沃斯的朋友去一家名叫“洋葱溪”的俱乐部打一会儿高尔夫。邓沃斯是一位淋巴癌幸存者。我的头发还没有长回来，而且我不能晒太多的太阳，于是我便戴上了那种能拉下来护住耳朵的滑稽帽子。我去俱乐部的商店买几个球。店里有一个小伙子站在柜台后。他打量着我，脸上带着傻笑，说，“你准备戴这帽子去打球？”

　　“是啊，”我说。

　　“你不觉得球场上很热吗？”他说。

　　我一把将帽子拉下来，让他看到光秃秃的脑袋和脑袋上的伤疤，然后我跳到柜台里面。

　　“你看到这些该死的伤疤了吗？”我咆哮道。

　　那家伙向后退缩着。

　　“所以我要戴着这帽子，”我说，“因为我得了癌症。”

　　我重新戴上帽子，大步走出了商店，浑身气得发抖。

　　我承认自已太敏感。我仍然要在医生的办公室里花很多时间。我每周都要让约曼大夫给我抽血，这样才能让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大夫们知道我的情况。他们时刻监测我的情况。对于像癌症这样的疾病，监测非常重要，因为决定你生死的就是那些结果――验血的结果，CT扫描的结果，核磁共振检查的结果。你靠知道你有所好转而活着。对于我来说，癌症来得很快，去得也很快，但它有可能会同样快地复发。

　　回到奥斯丁几个星期后，拉?特蕾丝有一天给约曼大夫打电话询问各项检查的结果。她将结果记下来后，将它们拿去给尼克斯大夫看。他看了一眼她递给他的那张纸，笑着还给她说，“干吗这次不由你来给他打电话呢？”

　　拉?特蕾丝拨通了我家的电话。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这些数字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我每次都会紧张不安地坐在电话旁等待结果。我立刻拿起了电话。

　　“我们得到了验血结果，”拉?特蕾丝说。

　　“怎么样？”我紧张地问。

　　“兰斯，一切都很正常，”她说。

　　我听到这一消息后，心里在琢磨：疾病已经离我而去，但这有可能只是暂时现象。我的前面仍然有漫长的一年，如果疾病复发，那么很可能在接下来的12个月里发生。但是在那一刻，至少在那短暂和宝贵的一刻，我的体内已经没有了任何癌细胞的迹象。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害怕如果我开口的话，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会长舒一口气。

　　“我真高兴能给你带来这好消息，”拉?特蕾丝说。

　　我叹了口气。

醉也无人管

(7)　基克　KIK

        爱情和癌症很难搅合到一起，但在我身上，它们却几乎同时出现。我当时的情况显然不是遇到我未来妻子的理想状态――然而当时的情况正是这样。两个人为什么要结为夫妇呢？自然是为了未来。问题是我究竟政治家没有未来。

　　我已经没有癌细胞了，但也不能说从此就不会再有。我正处在一个称作缓解期的焦虑状态中，心里总是惦记着复发。我会在晚上突然醒过来，想象着胸口疼痛难熬，然后我会在黑暗中躺在床上，浑身大汗淋漓，听着自己的呼吸声，相信肿瘤又回来了。第二天早晨，我会直接去找大夫，要求他给我做了一个胸透来打消自己的恐惧。

　　“化疗要么发挥从盘和，要么根本不起作用，”爱因霍恩大夫曾经说过，“如果化疗发挥作用，那么病人便能过上没有癌症的正常生活。如果化疗不起作用，癌症就会复发，病人通常只能再活三四个月的时间。”事情就这么简单。

　　在另外一方面，继续我以前的生活却没有这么简单。我在1996年12月13日结束化疗，一个月后认识了克里丝汀?理查德。那是在宣布设立我的癌症基金会以及举办“玫瑰自行车赛”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当时只简单地聊了几句。她身材苗条，金发碧眼，是奥斯丁一家广告和公共关系公司的财务主管，被公司派来协助宣传这一活动。我知道人人都希望我说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就眼前一亮，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当时只是觉得她非常精明，人长得漂亮。她后来告诉我，她对我的第一印象也同样不足挂齿。我只是个“讨人喜欢的光头小伙子，总是带着笑容”。我们要等到春天才会产生较深的感情，而且要一直等到夏天才会对这份感情作出反应。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当时都有自己的恋人，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的第一次长谈却是一场争吵。

　　争吵是在电话中开始的。她所代表的那家公司是“玫瑰自行车赛”的主要冠名赞助商，而她觉得我没有努力去搞好与那家公司的关系。有天下午，她对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发了火。这小妞是什么人物？我想，然后拨通了她的电话。她刚一开口，我就说道，“我是兰斯?阿姆斯特朗，你对我的工作人员那么说话是什么意思？”我在电话里冲着她发起了脾气。基克在电话的另一头眨巴眨巴眼睛，心中想：这家伙神气得像个大人物。

　　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我们来回争吵着。

　　“我们这样交谈显然不会有任何结果，”她突然说道。

　　“你说对了，会有任何结果，”我毫不示弱地说。

　　“听我说，”她说，“我们需要去喝杯啤酒来好好谈谈这件事。我现在能对你说的只有这些。”

　　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好吧，我们一起喝啤酒。”

我邀请她在城里的一个酒吧和我以及几个朋友一起喝酒。我想我们俩都没有料到自己会被对方吸引住。由于疾病的缘故，我当时仍然皮肤苍白，浑身疲倦，但她好像根本不在意。她比我想象的要有趣，也比较随和，非常聪明。我请她参加每周一次在我家举行的基金会会议，她同意了。
　　对于当时正处在过渡期中的我来说，创办一个基金会似乎是最完美的安排：我已经结束了化疗，暂时打退了癌症，但我必须想一想接下来该做什么。做一件与我的自行车职业不相干的事正合我意。我认为自己现在首先是癌症生存者，然后才是运动员。大多数运动员都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仿佛世界上的问题与他们毫不相干。我们的财富、我们狭隘的目标以及我们的名流感觉将我们与社会隔绝了开来。但是，一名运动员也完全可以为社会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这种贡献便是重新定义人能够做到什么。我们让人们重新思考人的极限，让人们明白看似无法做到的事其实只是心中的一道障碍。疾病在这一点上倒是有点像运动员的表现：我们对人的能力知道得太少。我觉得非常有必要把这信息传达给大家。

　　那年冬春之交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我认识了一位名叫杰夫?加威的人。他是奥斯丁一位著名的实业家，后来成了我的朋友，但起初只是希望他能指导我们这个基金会。我们一位共同的熟人介绍我们认识，杰夫邀请我与他共进午餐。我穿着短裤和体恤衫，开车去了他的办公室。那顿午餐吃了很久，大家漫无目的地聊着，而且谈起了自行车运动――杰夫是位狂热的业余自行车手，每年夏天都会骑车沿着著名的圣地亚哥公路穿过西班牙。杰夫的双亲均死于癌症，他本人也在寻找一个慈善项目来对付癌症。几星期后，我请杰夫和我一起用午餐，我在饭桌上问杰夫是否愿意负责这个基金会。他同意了，这样，他就成了我们的首席执行官。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基克和我一起忙着基金会的事。我起初只是觉得她是个漂亮姑娘，反应敏捷。渐渐地，我发现自己总是在注意她那美丽的金色长发，以及她如何将最随意的衣服穿出品位来。然后，我注意到了她那高露洁牙膏广告般的笑容。每次看到她那笑容，我都会心旷神怡。我也喜欢她与我顶嘴。在这段时间里，基克也开始在业余时间里查阅关于我的报道，借口是为商业目的做研究。但是，我们俩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感觉。

　　我们在3月正式启动了“玫瑰自行车赛”。这项活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筹集到了20万美元。“桂竹香”乐队举行了一场音乐会，朋友和同事们从世界各地赶过来参加比赛，其中包括米盖尔?安杜兰、埃迪?墨克斯和埃里克?黑顿。

　　有一个人的捐款我将永远不会忘记。我当时正坐在桌子旁给人签名，前面排了很长一条队伍，一直延伸到街角，所以我正在飞快地签着名字。我一个接一个地签名，很少抬头看看走到我面前的人是谁。

　　一本支票薄飞到我脸上，摊开落以了桌子上。

　　“你想要多少钱？”一个声音说道上。

　　我头也不抬地说，“混蛋。”

　　然后，我大笑起来，摇了摇头。我听出了那声音。那是失去联系多年的吉姆?霍伊特，我在帕拉诺时的老伙计。是他给了我第一辆自行车，也是他拿走了我心爱的卡马罗汽车。他正站在我的面前，陪伴他的是他妻子隆达。自从10年前我们闹翻了之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过他们。我紧紧盯着吉姆的眼睛。
到1997年春，我仍然还不能出去喝玛格丽塔鸡尾酒。病情的不明朗仍然时刻让我忧心忡忡。“情况会怎么样？”我问尼克斯大夫。“我会死还是会活下去？究竟怎么样？”
　　我觉得自己应该重新回到自行车赛场上，但我对自己的身体仍然吃不准。我一遍遍地计算着我的经济情况，为每一笔抵押贷款担心，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靠骑车挣到一个子儿。我觉得我至少可以试着参加一些比赛；我仍然可以要求科菲蒂斯履行第二年的合同。只要我能参加4项赛事，我就能减轻经济上的压力。我告诉比尔，“我们联络一些赛事吧。”

　　出院一个月后，我飞到法国出席了科菲蒂斯的一个新闻发布会。车队官员看到我露面时都大吃一惊，但我想让他们看到我并不是他们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看到的那个脸色苍白、只能躺在床上的病人。我告诉科菲蒂斯车队的人，我想在春天回来，甚至和其他队友一起训练几天。他们似乎很高兴。

　　我开始认真地训练，每天骑4小时车，在我以前特别钟爱的一些道路上骑上100英里，从奥斯丁骑到温布里、滴水泉城、新瑞典等小镇。这些小镇四周只有一望无际的棉田，远处有一些拖拉机和教堂的尖顶。但我不喜欢我的感觉。我有时会骑上一个小时左右，算是很小的运动量，但我仍然会精疲力竭，仍然要睡上很长一段时间。我骑车时的速度不算太快，心率约每分钟130下，但我往往第一天感觉良好，第二天感觉软弱无力。

　　我有一种再熟悉不过的说不清楚的虚弱感觉：我意识到那就是我被诊断出癌症前的感受，胃部似乎有硬块。接着，我又得了感冒。我睡不着常见，一晚上都害怕得动不了，认定癌症已经复发。在得病之前，我从来没有感冒过；如果说我什么地方不舒服的话，那一定是癌症。

第二天早晨，我赶紧去找约曼大夫，请他给我检查一下，认定他会告诉我疾病复发了。但那只是一般的感染，我身体的免疫力还比较弱，没有能战胜它。我的免疫系统受到了化疗的影响，我属于大夫们所说的“嗜中性的”：我的白细胞计数仍然很低，这意味着我很容易感染细菌。

　　我的胸片也没有完全显示癌症已彻底消失。我的腹部仍然有一个斑点。大夫们不知道那是什么，只好决定先观察一段时间。我紧张得焦躁不安。

　　情况就是这样。尼克斯大夫建议我先休息一年，我同意了；我在1997年不会全力以赴地骑车。我仍然在康复过程中，尼克斯解释说，我的免疫系统还没有完全从化疗中恢复过来，也就是说化疗的副作用比我想象得要严重得多。尼克斯说，我和身体不适并不意味着我缺乏毅力，它只表明疾病对我损害到了什么程度。

　　我的朋友和同事也和我一样感到不安。“听我说，”奥楚说，“无论你做什么决定，一定要让大夫们知道你在做什么。如果是训练，那也要让他们知道你的训练量是多少。你要把详情告诉他们，让他们决定你应该练到什么份上。”

　　我不得不承认，我可能永远没有资格再参加最高水平的比赛，而我的身体也许再也适应不了全天训练所需的精力了。
克里斯?卡米卡尔给我打来了电话，问我情况怎么样。
　　“克里斯，我很害怕，”我说，“我害怕训练。我害怕如果我训练得太过头，癌症可能会复发。”

　　 说来也怪，得病期间要比恢复期间容易多了――至少在化疗期间我有事可做，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坐着等它回来。

　　在有些日子里，我会称自己为赛车手，而在另外一些日子里，我却不能。有天下午，我和比尔一起去当地的一家乡村俱乐部打高尔夫。在第五洞第五杆，比尔打出了一记非常漂亮的6号铁头球棒击，有机会提前两杆入洞。“希望我将来也能打出这样漂亮的球，”我羡慕地说。

　　比尔说，“你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练习才能打出这么漂亮的球来。”

　　“比尔，你没有听懂我的话，”我说，“我已经退休了。”

　　我和比尔常常这样争论，而我总是摇摆不定――今天我会计划举行隆重的复出仪式，明天我又会告诉他我的运动生涯已经结束。

　　站在第一发球区时，我说，“我们现在是朋友，因为我再也不需要经纪人了。我永远不会重返赛场。”几分钟的后，我站在下一个发球区时，我又会挥舞着球杆说，“我什么时候开始参加比赛？我们该怎么办？你的计划是什么？”而到了下一个发球区，我又会改变我的主意。

　　“我希望你不是因为我还能赚钱而继续和我泡在一起，”我说，“因为我再也不骑车了。”

　　比尔知道我喜欢信口开河，所以常常拿这和我开玩笑，或者干脆不理我。他会说，“好吧，好吧，我们明天再谈这件事吧。”

　　接着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更加重了我心中的矛盾：比尔的助手、我们的好朋友斯泰茜?庞兹被确诊出肺癌。斯泰茜在我生病期间曾经给过我巨大的帮助，也是创办基金会的主要功臣。她是位55岁的德州美女，时刻烟卷不离口，说话时声音沙哑，举止优雅。斯泰茜是那种会说你是世界上最大的蠢贷、要你永远不要再打电话来、让你知趣的人，但你在挂上电话后会想，“那是最可爱的女士。”

　　斯泰茜不像我那么走运，因为肺癌是不治之症。我们都非常悲痛，但我们惟一能做的只有鼓励她，尽量尽量使她舒服一点。我母亲碰巧看到两根带十字架的漂亮银链，便买了下来给我。我自己戴了一根，把另一根送给了斯泰茜。她像我一样什么神啊上帝啊都不相信，但我说，“斯泰茜，我想把这个十字架送给你，我也戴着一根。这将是我们之间的纽带。你可以在接受治疗时戴着它，或者什么时候想戴就戴着它。我会永远戴着我的那一根。”我们戴着十字架，不是将它视作一种宗教象征，而是将它视作一种全人类的象征――象征着我们因癌症而建立起来的亲属关系。

　　斯泰茜的病情迅速恶化。有一天，她突然说，“如果化疗对我没有任何用途，我就不接受化疗了。”约曼大夫想尽量给她进行治疗，但化疗根本不起作用。化疗不仅无法拯救她的生命，而且让她倍感难受。最后，她终于拒绝接受化疗，约曼大夫说她只剩下几个星期的时间。

　　斯泰茜有个儿子叫保罗，是个海军，当时正出海在外。我们想让他回来见他母亲最后一面，但似乎谁也没有任何办法让他离开军舰。我们分别给众议员、参议员以及所有能想到的人打过电话，但没有任何作用。最后，我决定走走关系。我认识一位四星上将查尔斯?博伊德，他原来一直驻扎在德国，最近刚刚退伍，住在华盛顿。我拨通他的电话后说，“博伊顿将军，我想请你帮个忙。”
我给他讲了斯泰茜的情况，然后说，“这位女士快不行了，她儿子在某艘军舰上服役。”博伊德将军打断我的话说，“兰斯，你不用再说了。两年前我妻子就死于癌症。我来想想办法吧。”第二天，保罗就踏上了回家之路。这就是“癌症群体”这个称呼的含义。
　　但是，在保罗赶到家之前，斯泰茜在一家私人疗养院住了几天。比尔产、我和我母亲等一帮人去那里看望她，结果发现那里条件非常差，人满为患，护士根本忙不过来。斯泰茜说，“痛死我了。我晚上按铃，可他们就是不给我拿止痛药来。”我感到毛骨悚然。

　　我说，“斯泰茜，我们这么办吧。我们帮你把东西收拾好，然后离开这里。你就住在家里，我给你请一个专职护士。”


　　疗养院的一位负责人说，“你们不能让也出院。”

　　我说，“她现在就出院。”

　　我对比尔说，“把车倒过来，把车门打开。”然后我们扬长而去。斯泰茜最后几个星期是在家中度过的。她儿子赶了回来，我们找了个家庭护士来帮他照料她。她竭尽全力与癌症抗争，比大夫们预言的多挺了几个星期。她是在1月份被诊断出患有癌症的，而我当时刚刚结束化疗。她在2月离开工作，到了3月份就已经病入膏肓。然后，她就这样离开了我们，让我们个个感到心碎。

　　我情绪低落，一方面仍然为我自己的健康感到担心，另一方面也为自己幸运地仍然活着而有一种负疚感。斯泰茜去世后很久，重返赛场也没有能变成我的一项重要追求，而且我认为那在当时也不太现实。斯蒂夫?刘易斯从帕拉诺过来看我，注意到了我身上的明显变化。我是那么瘦，那么白，颧骨鼓在外面，一副意气消沉的样子。我给斯蒂夫看了我肺部了X光片，对他说，“我真的认为我死定了。”

　　我仍然在努力摆脱我可能会失去生命这个念头，所以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我根本无法决定是否该复出，也无法决定如何处理与科菲蒂斯车队的关系。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或者自己有可能做什么，所以不由自主地深得自行车运动也变得无关紧要。

　　斯蒂夫望着我麝香环法赛一个赛段时拍的照片，说，“你什么时候能再这样赢一次？”

　　“我能肯定我再也做不到了，”我说，“那对你的身体要求太高。”

　　“你在开玩笑，”斯蒂夫大吃一惊。

　　“我永远不会再参加那项赛事了，”我说。

　　斯蒂夫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从没有听说过我会放弃任何东西。“我想我已经失去它了，”我说，“我现在骑在车上感觉很不好。”我告诉他，我害怕失去我的家，而且正试图节省一些开支。我已经慢慢开始减少了一些支出，试着为未来设计另一条没有自行车的道路。斯蒂夫知道我喜欢吹嘘，但我现在说话完全是一副可怜像。我已经没有了他所熟悉的那份不服输的气势。
我的个人生活也同样捉摸不定。我和丽莎需要为我们将来共同的生活做一些决定。我曾经非常严肃地考虑过结婚。在我与癌症抗争的过程中，她始终陪伴着我，伴我度过了每一个艰难的时刻，这其中的含义是很深的。她送给我一只小猫，我们给它起名叫“化疗”。
　　“我觉得她很合适，”我告诉斯蒂夫，“她陪我度过了这艰难的时刻，所以她会永远陪伴我。”

　　但是，当斯蒂夫两个月后再来看我时，丽莎和我已经分手了。这足以说明我当时的感情是多么混乱。癌症给恋爱关系只可能带来两种结果：要么使你们更加亲密，要么将你们拆散。在我们的情况中，癌症将我们拆散了。随着我慢慢康复，我们发现共同的话题越来越少。这也许是因为我们俩都已筋疲力尽；与癌症抗争以及熬过所有那些艰难的时刻占去了我们太多的精力，结果我们俩到最后都麻木了。3月的一天，丽莎说，“我们都找其他人散散心吧。”

　　“好吧，”我说。

　　但是，没过多久，我们便开始很少见到对方。丽莎当然明白我还在病中，但她很难理解为什么我没有任何激情。我们偶尔也会见上一面――任何关系都不会像一刀两断那么简单。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一样。

　　我当时拿不定主意该如何安排自己的未来，于是有天下午我和比尔一起去骑车（在平常我是绝对不会和比尔这样的新手一起骑车的）。我们慢慢地在我家附近骑着，我说，“我打算上大学，将来当个肿瘤大夫。或者去念个管理学位。”

　　比尔只是摇了摇头。他拥有一个企业管理硕士学位，还有德州大学的一个法律学位。“听我说，我在大学里读了11年书，”比尔说，“吃尽千辛万苦才熬到毕业，结果还得辛苦一辈子。你根本不需要这样做。既然你还没有到万不得已的地步，干吗想每天早晨4点半就去某个交易所上班呢？”

　　“你不明白，比尔，”我说，“我不是一直在告诉你吗？我现在已经不是赛车手了。”

　　 基克有一阵子不再给我回电话；我想尽一切办法都无法联系上她。她对我不太放心，因为她听人说我喜欢与女孩调情，而她不想成为我的一个牺牲品。我不习惯一下子就与某个人彻底中断联系，所以当时我几乎要疯了。我在她的录音电话上一遍又一遍地留言，“你究竟给不给我回电话？”

　　最后，基克心软了。我当时不知道，她的生活也正在发生变化。她在短短的几个星期之内就与她的恋人分了手，而且还换了个工作。终于，我有天下午给她打电话时，她接了电话。

　　我说，“出什么事了？”

　　“出了很多事。我刚开始这份新工作，而且我很忙。”

　　“哦，”我说，然后我深呼吸一下，“我还以为你会告诉我你是单身一人呢。”

　　“真有意思，你现在居然会提到这一点。我现在确实是单身一人，两天前刚刚分手。”

　　“直的吗？”我说，尽量显得不以为然。“你现在是单身一人？”

　　“是啊。”

　　“那么你今晚干什么？”我问。

　　“和你在一起呀，”她说。

　　我们从此再也没有分开过。

醉也无人管

重返艳阳下～阿姆斯特朗自传（07下）

        我立刻就知道自己遇到了知己。基克能管好她自己；她很坚强、很独立、很讲道理、没有娇生惯养的脾气。虽然她从小到大都生活在金钱窝里――她父亲是《财富》杂志评选出的500强中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她习惯于自己养活自己，从不指望父母会给她留下什么。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我心中暗想。
　　
        与她在一起，我感到很安全。尽管我头发还没有长出来，尽管我没有眉毛，她却仍然喜欢我，而且根本不在乎我的头发、我的伤疤和我的身体状况。基克成了我的发型师。她会把我的头抱在她怀里，用一把理发推子轻轻地修剪我的头发，直到我看上去像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宇航员。

　　以前与人谈情说爱时，别人总是听我的，但和基克在一起时情况就不一样了。有时候她听我的，有时候我听她的，更多的时候都是她要我去哪里就去哪里，现在仍然如此，不管是朝北、向南、往西还是任何方向。那年夏天，基克计划去欧洲。她还从来没有出过国，她大学时的一位朋友当时正作为交换学生住在西班牙，而且邀请她去作客。“你为什么要去西班牙？”我说，“西班牙到处是灰。”

　　“闭嘴，”基克说，“别坏了我的兴致。我已经为这趟旅行存了好几年钱。”

　　她要离开一个月，我觉得自己根本接受不了。惟一的办法只有跟她一起去。反正我要在环法赛上露个面，作为对我的赞助商的敬意，同时也表明我仍然可能重返赛场。于是，我把时间安排在和基克的欧洲之行同时进行。我也很想从旁观者的角度去观看环法赛，希望这能重新唤醒我复出的欲望。我说和她一起去，她同意了。

　　那是一种复苏。我感觉就像我从来没有到过欧洲一样，而事实是我可能确实没有。我只是骑在车上、以每小时40英里的速度见识欧洲，但我没有以一个旅游者的身份去观察它，更没有在恋爱过程中去看它。我们去了所有的地方。我趁机卖弄了一下我的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

　　我在20多岁时并没有心情享受生活。我忙着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从15岁起就一直忙着为生计而奋斗，无暇做大我数20多岁的人所做的事，无暇像基克和她大学同学那样寻找乐趣。我几乎是完全跳过了我生命中的那一段时光，但是我现在终于有机会重新体验它了。我仍然无法断定我的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不知道我还剩下多少时光，不知道是一天还是两年还是永远。活一天快乐一天吧，我对自己说，抓住每一天。不管还剩下多少时光，都要心情地用好每一天。基克和我发现对方都持这种相同的观点。

　　我从来没有热情地拥抱过生活。我的生活中有成就，有我奋斗的过程，但我从来没有特别从中得到享受。“你有天分。”基克说。“你可以教我怎样真正热爱生活，因为你有九死一生的体会，你看到过生活的另一面。你可以教给我。”

　　然而，教会我生活的是她。她什么都想看，而我只好带她去；但是在这过程中，我自己也学会了睁开眼睛。在意大利，我们坐在路边的咖啡馆里，吃着撒了碎帕尔玛干酪的火腿。基克逗我说，“在认识你之前，我只知道帕尔玛干酪都是装在绿色罐头里的。”
我们去了圣塞巴斯蒂安，我的第一场职业比赛就在那里。我还记得当时大雨如注，当我最后一个到达终点时，人们都在嘲笑我。这次重返圣塞巴斯蒂安后，我久久地盯着那些装饰着花砖的屋顶和沿着比斯开湾铺展出去的城市，发现与我所说的到处是灰截然不同，这个世界上没有比西班牙更美丽的古老的一面。
　　在潘普洛纳，我们看到了狂奔的公牛。基克说，“我们今晚别睡觉吧。”

　　我说，“干什么？”

　　“玩啊。难道你就从来没有一夜不睡觉、日出时才回家的经历吗？”

　　“没有，”我说。

　　“你是什么意思？你从来没有一夜不睡觉吗？”她说，“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你究竟怎么啦？”

　　我们那一晚整夜没有睡觉。我们去了潘普洛纳的每一家夜总会和舞厅，然后在太阳升起时走回旅馆，看着太阳渐渐爬上天空，照亮灰色的石条街道，最后变成一片金黄。基克似乎觉得我比较敏感，也比较浪漫――虽然我的朋友们几乎谁也不会相信。克里斯?卡米卡尔总是说我“像个冰山，露出水面的是山顶，可藏在水下的东西太多。”基克对此坚信不已。

我在摩纳哥告诉她我爱她。

　　我们正在换衣服去旅馆的餐厅用餐，突然两个人都沉静了下来。到那时为止，一切都只是暗流。可现在，当我在房间的另一头望着她时，我非常清楚自己心中的感觉，那是缠绵、交织在一起的爱情。我只能清楚地看到基克，除些之外，我仿佛处在一种迷乱之中。我不知道会继续活下去还是会离开人世，如果我能继续活下去，我不知道我该如何处理我的余生。我不知道如果重返赛场会有什么样的追求。我不知道自己是想继续骑车还是永远告别赛场还是上大学还是当一个股票经纪人。但是我爱基克。

　　“我觉得我爱上了你，”我在房间另一头说。

　　基克在镜子前停住手，说，“你觉得你爱我还是你知道你爱我？因为我需要知道真相。我真的需要知道。”

　　“我知道我爱你。”

　　“我也知道，”她说。

　　如果你希望遇到某个人并且爱上她，那就应该像我们这样，充满幸福，完美无比。我们的关系无需挑明，而是一种互相凝视、感情互相碰撞的复杂过程。有趣的是，我们从来不谈我的癌症――我们惟一提起我的疾病是我们有一次聊到了孩子的问题。我告诉她我想要孩子，并且把去圣安东尼奥的事告诉了她。

　　但是，有自己的孩子也让我们两个人都感到害怕。基克总是说，“我永远不会为某个男人牺牲自己，也不会仅仅为了一个男人就去改变自己。”她很像我，总是能把握男女之间的关系，总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总是那么独立，总是不被人伤害，总是不向任何人索取任何东西。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完全解除了防备。有天晚上，她向我坦白道，“如果你想毁了我，你完全可以，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你。所以你做事一定要小心。”

　　我们去观看环法自行车赛。我想给她描述比赛的情形，告诉她车手们之间斗智斗勇的过程，以及沿途一千万自行车迷排列在公路两旁的情形，可当她亲眼看到主车群，看到在高耸入云的比利牛斯山的映衬下，五颜六色的车手疾驶而过时，她高兴得欢呼了起来。

　　我在环法赛上还有公事，还要见赞助商，还要接受记者的采访。这时，我已经深受基克的感染，为自己获得第二次生命而欢呼，因而对自己是否复出持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
“我现在没有以前那种实力了，”我对记者们说，“也许我现在骑车只是为了锻炼。”我告诉记者们，即使我复出，“我也只是重在参与，不是为了争夺名次。”我说，“在环法赛上夺冠很可能永远实现不了了。”
　　“听我说，”我说，“自行车运动以前对我来说确实是项工作，也给我带来过回报。我曾经为它在欧洲各地生活了五六年，整天都在旅行。我现在终于有时间陪我的朋友和家人，有时间做那些我整个童年时期完全没有做过的事了。”

　　那年夏天，我重新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人。我看上去不再是一副病态，头发也完全长了出来。可是我仍然时刻担心疾病会复发，总是幻想着胸口疼痛。

　　我时常做恶梦。我的身体有奇怪的反应；我会莫名其妙地大汗淋漓。任何一点微小的压力或焦虑都会使我全身布满汗珠，油光发亮。

　　我在接受治疗时是在主动杀死癌细胞，但治疗结束后，我感到非常无助，就像我无事可做、只能等待另一只鞋子落下来一样。我这个人非常好斗，永远不服输，所以觉得还不如让他们给我进行一年的化疗。尼克斯大夫尽量安慰我。“有些人治疗后出现的问题要比治疗过程中还要多。这是很常见的。等待它复发是要比与它抗争艰难得多。”

　　每个月例行公事般的各种检查让我感觉最糟。我和基克会飞到印第安纳波利斯，住进医疗中心隔壁的旅馆。第二天，我得在早晨5点钟起来，喝下对比造影剂，为各种核磁共振、扫描和透视检查做准备。那玩意儿非常难喝，在嘴里的感觉就像某种刺鼻的东西与液态金属混合在一起一样。一次又一次在那家旅馆醒来，知道自己又得坐在另一个医生的办公室里，也许还会听到“你得了癌症”这样的字眼――那真是可怕的经历。

　　基克会醒来，坐着看我咽下各种造影剂的混合物，然后看着我倒在沙发上，一副痛苦的样子。她会在我咽下那玩意儿的时候按摩我的背部。有一次，为了让我感觉好一点，她甚至提出要尝一尝那玩意儿。她喝了一大口，然后做了个鬼脸。正如我所说的，她非常勇敢。

　　然后，我们会走到医院，接受抽血化验和核磁共振检查。医生们会把胸片集资插到观片灯上，然后打开开关，我会低下头，担心会看到那些白色的斑点。基克还看不懂X光片，所以我们两个人都万分紧张。有一次，她指着一个地方，紧张兮兮地问，“那是什么？”

　　“那是一根肋骨，”我说。
我们坐在那里时，心中都想着同一件事：我终于找到了我的毕生之爱，找到了这世界上对我最重要的人，如果现在有任何东西要将我的爱夺走，我会彻底崩溃。那是一咱让人痛苦的感受，现在想起来仍然让人感到难受。
　　但是两张X光片都没有问题，验血结果也仍然保持正常。随着一个又一个月过去，癌症复发的机会也越来越小。

　　我不再正儿八经地养病。从各种意义上来说，我可以算是康复了。一年期限日益临近，克里斯?卡米卡尔开始敦促我重新参加比赛。他最后干脆飞到了奥斯丁，与我直接面谈。他相信我需要全身地投入到自行车上去，相信我在自行车运动中还有未完成的事业，并且认为我如果离开了自行车会显得非常空虚。他对此直言不讳。

　　克里斯和比尔?斯泰普顿进行了一次长谈，“每个人都对他说，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和他谈谈复出的问题。”他认为需要有人给我一些鼓励，而我和他之间的关系的基础就是他有能力在我需要的时候给我鼓励。

　　我当然知道克里斯来访的目的。我告诉约翰?考里奥特，“卡米卡尔来到了奥斯丁，想让我东山再起，可我不知道是否想那样做。”克里斯和我一起去我喜欢的德州墨西哥餐馆吃午饭，结果我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兰斯，”克里斯说，“你成天打高尔夫是什么意思？骑自行车才是你的正业。”

　　我怀疑地摇摇头。“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害怕了？”

　　是的。我以前骑在车上精力充沛得像头公牛，如果我现在再也不是那样该怎么办？如果骑车让我旧病复发怎么办？

　　“你的那些大夫中谁也没有说你可以重返赛场，”克里斯说，“可他们谁也没有说你不能。我认为你应该试一试，参加一次比赛再说。我知道这是个未知数，也是个很大的风险，很大的挑战，很让人害怕的事。世界上没有一定的事。但是你现在获得了第二次生命，需要重新回到生活中来。”

　　我认真考虑了几天。接受化疗，然后去做一个会计是一回事。可是再次成为自行车手呢？我不知道。与化疗相比，我觉得阿尔卑斯山上最大的陡坡也变成了平地。

　　 还有一点需要考虑：我有一份伤残保险，能支付5年。但是如果我重返赛场，那份保险将自动作废。重返赛场将使我在经济上面临灭顶之灾。

克里斯在奥斯丁住了几天，认识了基克，不停地缠着我，要我复出。我对他说，我还不清楚自己该如何安排后半生的生活，但他根本不相信。他有一次转向对基克说，“你认为他应该复出吗？”

　　“我真的不所谓，”她说，“我爱的是他这个人。”

　　克里斯看着我说，“好吧，你可以和她结婚。”
最后，我终于作出了决定：我将努力重返赛场。我重新骑到车上，而这一次我的感觉良好。我告诉比尔和基克，“我想我能够做得到。”我请克里斯给我制定一个训练计划，然后我开始进行艰苦的训练。但奇怪的是，我和身体却不愿意恢复我原来的体形。我以前的体重为175磅，现在却只有158磅。我有脸比以前消瘦，你可以看到我腿上的每一根青筋。
　　比尔给科菲蒂斯车队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们我已经开始训练。“我想和你们谈谈他的比赛安排。他已经准备复出了。”科菲蒂斯车队的人建议比尔去法国和他们面谈。

　　比尔连夜飞到了巴黎，然后驱车4个小时去科菲蒂斯位于乡间的总部。他到达那时时正好赶上一顿丰盛的大餐，当时在座的有阿兰?邦杜和科菲蒂斯的总经理弗朗索瓦?米格兰。

　　米格兰首先讲了5分钟话，欢迎比尔来到法国，然后说，“我们要感谢你来到这里，但我们想让你知道，我们正行使我们终止合同的权利。我们需要向其他方向发展。”

　　比尔盯着邦杜，问他，“他的话当真？”

　　邦杜低头看着自己的盘子，只说了一个字，“是。”

　　“让我专程飞到这里来听你们告诉这个决定是不是有什么特殊原因？”比尔问。

　　“我们认为应该当面告诉你，”邦杜说。

　　“你们只需支付他很少的费用就能让他参加比赛。”比尔说。“只要让他参加比赛就行。他真心实意地想复出，不是口头说说而已。现在不是我们认为他会参加比赛，而是我们知道他愿意参加比赛。”

　　科菲蒂斯对我是否还能保持以前的竞技水平缺乏信心，而且如果我参加比赛后癌症复发的话，那会大大影响科菲蒂斯的公共形象。

　　一切都已经结束。比尔还想做最后的努力。“听我说，他一直是你们车队的人，你们给他支付了费用。至少你们可以给我们出个价吧？”最后，科菲蒂斯的人说他们再考虑考虑。

　　比尔不等吃完就离开了饭桌，回到车上，驱车回巴黎。他不忍心把这消息告诉我，一路上就这么忍着。最后，他看到埃菲尔铁塔帝有家小咖啡馆，便停下车，掏出手机，拨通了我的电话。

　　“什么？”我说。

　　“他们终止了你的合同。”

　　我愣了一下。“那他们为什么还要让你专程飞到那里去？”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仍然希望科菲蒂斯的老总们会改变主意。最后，科菲蒂斯打来了电话，提出给我18万美元的底薪，外加一项丰厚的奖金――如果我能记得国际自行车联盟根据车手在不同赛事中的表现所给的积分。他们开出的底薪只相当于自行车界最低的报酬，可我们得到的只有这些。
比尔还有一套备用方案。9月的第一周，加利福尼亚的安纳海姆有一个大型的年度国际自行车展，所有顶尖的车队都会派代表出席。比尔认为如果我以健康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并且宣布我准备复出，我一定能引起某个人的注意。“兰斯，我们需要出现在媒体面前，告诉大家你真心希望能重返赛场，而且告诉大家你可以为任何车队效力。”比尔说。
　　1997年9月4日，我和比尔去了国际自行车展，宣布我准备在1998赛季复出。我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对着满屋子被吸引来的报社记者和赛车专家宣布了我的计划。我介绍了科菲蒂斯车队的情况，明确表示我感到自己被抛弃了。我财政开支癌症的缘故已经离开了赛场整整一年，而科菲蒂斯却在我感觉健康、准备重新参加比赛时不信任我，我说。这样一来，整个自行车界都知道我可以自由转会了。我坐下来，等待着有人出价。

　　 没有人。

　　谁都不想要我。法国一位顶尖级的自行车经理与比尔简单交谈了几句，便一听到比尔开出的50万美元的要价，便立刻打消了念头。他说，“那可是冠军的报酬。你的要价也太高了。”另一去车队――意大利的萨科队――说他们愿意开个价，并且与比尔约好第二天面谈，结果他们谁也没有露面。比尔只好到处去找那家伙，最后在另一个会谈现场找到了他。　　比尔问他，“究竟怎么回事？”

　　那位经理说，“我们做不下来。”

　　没有一去欧洲车队愿意和我签约。比尔每打20个电话，真正回话的可能只有3个。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没有一个人真心实意地给我报价。我越来越生气，最后将气发在了比尔?斯泰普顿身上，结果使我们之间的友谊受到了严重的考验。整整一年半了，他带给我的尽是坏消息。是他告诉我我没有医疗保险，是他告诉我科菲蒂斯终止了我的合同。现在他又得告诉我没有人想要我。

　　我给我母亲打了个电话，把科菲蒂斯的事告诉了她，并且说其他车队都不愿意出价，一个也没有。我可以听到她在电话的另一头来了精神，她的声音里又有了原先的那种火药味。

　　“知道吗？”她说，“他们也只有这一招了。天哪，你要向他们证明自己，证明他们犯了一个多大的错误。”

　　我四处碰壁，遇到的人不是已经完全对我失去了信心，便是认为我已经今非昔比。一天晚上，我和基克与她上班的那家高科技公司的几个人一起去参加一个鸡尾酒会。我们在酒会上走散了，基克在屋子的另一头与公司的两位经理聊天，其中一位突然问她，“那就是你的新男朋友？”然后拿我的睾丸开起了下流的玩笑。

　　“你肯定他能让你满足吗？”他说，“他只能算是半个男人。”

　　基克惊呆了。她说，“我真不敢相信你会问这样的问题，这不是让人说笑的事。”她转身走到屋子另一头找到我，把刚才发生的事告诉了我。我气疯了。那家伙对她说那种话一定是蠢透了，不然就是在鸡尾酒会上喝多了，但我绝不放过他。我找借口说再去拿一杯酒，然后向吧台走去，经过那家伙的身旁时，我用肩膀狠狠撞了他一下。

　　克里丝汀对我的行为大为反感，结果我们俩争论了起来。我当时气得根本无法和她谈下去。我把她送到家后，回到有坐了下来，给那家伙写了封措辞辛辣的信，给他解释了睾丸癌的病因以及一些数据。我一连写了十多个开头。“我真不敢相信你竟然会对人说这种话，更想不到你会对我女朋友说那番话。”我写道。“如果你认为可以把这种疾病当作笑料，那你真是病得不轻。这对我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事，而不仅仅是我有一个睾丸，还是有两个或者五十个。”但是，我写完了之后仍然心烦意乱，于是我便在深更半夜去了基克家，与她谈了很久。她这时担心那家伙会炒了她的鱿鱼，结果我们又就原则与工作之间的关系辩论了一会儿。
比尔继续寻找一去愿意接纳我的车队。他感觉自己就像在为某位谁也不想要的二流游泳选手奔波，人们对他唯恐躲之不及。比尔毫不气馁，而且竭力不让那些非常残酷的风言风语伤害我。“得了吧，”其中一人说，“主车群中永远不会再有那家伙的身影。说他还能以那样的速度骑车可真是天大的玩笑。”
　　最后，比尔找到了一个他认为非常不错的机会――美国邮政车队。这是一支美国人出资、美国人赞助的新车队，其主要投资者是旧金山的一位金融家汤姆?威瑟尔。汤姆是我的一位老朋友，也是我的老东家――苏巴鲁－蒙哥马利车队的老板。惟一的难题是报酬。邮政车队给的底薪也很低。比尔飞到旧金山，与车队总经理马科?高斯基你来我往拉锯般地紧张谈判了好几天。我们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我几乎准备放弃了。虽然我手头仍然有科菲蒂斯的合同，但我对他们已经深恶痛绝，几乎宁愿不参加比赛也不愿意代表他们去比赛。我的伤残保险在 5年内每个月都能给我带来2万美元，加在一起将高达150万，而且不用交税。伦敦的劳伊德保险公司已经通知比尔，如果我重新参加比赛，我将自动失去这份保险。我认为，如果我准备冒险重赛场，那我就必须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否则，毁掉我的伤残保险就没有任何意义。

　　在比尔离开旧金山之前，我们决定去汤姆?威瑟尔的办公室坐坐，一方面是和他告别，另一方面是和他当面谈谈是否有可能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汤姆的办公室位于泛美大厦一个装潢异常漂亮的套间里，从那里能够看到异常美丽的景色。比尔惶恐不安地去了那里。

　　比尔坐到汤姆和马科?高斯基的对面。汤姆突然开口问道，“比尔，他想要多少报酬？”

　　“他想要21万5千美元的底薪，”比尔说，“外加奖金条款。”

　　国际自行车联盟会根据车手们在一些重大赛事中的表现而给他们一定的积分，如果我得到足够的好成绩，我就可以靠这些积分来挣到他们不愿意在薪水中支付的奖励。比尔告诉他，我的条件是150分以内每一分500美元，超过了150分的部分，每一分1000美元。

　　“你愿不愿意考虑给国际自行车联盟的积分封个顶？”汤姆问。

　　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我的赞扬，因为这意味着他们担心我的表现可能会太好，他们得支付一大笔钱。

　　“绝对不行。”比尔说。

　　汤姆以那种谈判高手的冷峻的目光紧紧盯着比尔。我们已经一连几个星期在谈判桌上没有任何结果了，而汤姆?威瑟尔也像所有其他谈判对手一样难对付，一样寸步不让。但是他也了解我，相信我。汤姆张开了嘴巴，比尔浑身紧张。

　　“我看可以，”汤姆，“就算是说定了。”

　　比尔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我们终于有了新的合同，我又是一名车手了。我在合同上签了字，然后他们举行了一个大型新闻发布会，介绍我为队员。在新闻发布会上，我说，“我并不觉得自己像一堆垃圾。我只是觉得自己还没有找到感觉。”我将于11月和12月在美国训练，然后在1月份出国参加18个月来我的第一项赛事。这意味着我又回到了从前那种带着行李箱在欧洲各地参加比赛的生活中。
但是，现在多了一个考虑的东西：基克。我去帕拉诺看望我母亲。星期六早晨，我边喝着咖啡边说，“我们今天去看看钻石吧。”我母亲立刻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她完全明白我在说什么，于是我们一整天都花在了达拉斯各家最高档的珠宝店里。
　　我回到了奥斯丁，在家里只为我和基克准备了一顿晚餐。我们坐在屋后的防波堤上，看着奥斯丁湖面上的落日。最后，我说，“我得回欧洲去，可我不想一个人那里。我要你和我一起去。”

　　太阳消失在了湖岸后面，黄昏降临到我们身上。除了从我家透出的灯光外，四周一片漆黑，一片寂静。

　　我站起身来。“我今天收到了一个东西，”我说，“我要让你看看。”

　　我把手伸进口袋，紧紧抓住那个天鹅绒小盒。

　　“走到亮处来，”我说。

　　我打开小盒，里面的钻石闪闪发光。

　　“嫁给我吧，”我说。

　　基克接受了。

　　我们从来没有谈起过我的预后。她每个月都陪我去接受体检，并且和我一起坐在那些X光片前，但我们从来不觉得要讨论未来。我们订婚后，她母亲的一位朋友说，“你怎么能让你女儿嫁给一位癌症病人？”这使得我们不得不第一次考虑这个问题。基克只是说，“知道吗，我宁可要奇妙的1年，也不要平庸的70 年。这就是我的感受。生活充满了未知。你不知道，谁都不知道。”

　　我和基克收拾好所有行装，然后一路开车去加利福尼亚的圣巴巴拉。我要在那里进入一个为期两个月的强化训练营。我们在海边租了座小房子，我们对它产生了很深的感情，决定干脆就在那里举行婚礼。我们计划在5月份举行婚礼。但在那之前，我们必须在1月份去欧洲，并且在海外度过1998年的冬春自行车赛季。

　　我重新回到了体育馆，先是进行一些基本的恢复性何勇训练，像压腿、下蹲等，然后我逐渐处长骑车训练的时间。我在圣巴巴拉训练营的表现让所有的人颇感意外。有天下午，我和弗兰基?安德鲁一起骑过几个小山坡，他说，“伙计，你简直要把大家累死，而你居然还得了癌症。”

　　我现在已经正式成了一名癌症幸存者。10月2日，我庆祝自己被诊断出癌症一周年，因为这意味着我已经度过了观察期。按照大夫们的说法，癌症复发的可能性现在已经变得非常小。一天，我收到格雷格?尼克斯发来的一个短信，“你该继续自己的生活了。”

　　可你是如何从癌症手中死里逃生的？关于这一点，谁也无法给你任何明确的解释。它究竟意味着什么？你的化疗疗程一结束，医生们就会说，“你已经治好了。回家去好好过日子吧。祝你一切顺利！”但是，在你与病魔抗争后试图重返这个世界时，并没有任何现有的体系来帮助你解决感情上的问题。

　　你不能某天早晨醒来后对自己说，“好吧，我已经战胜了癌症，现在立刻恢复我以前的正常生活了。”斯泰茜?庞兹已经向我证明了那一点。虽然我的身体康复了，我的心灵却还在恢复过程中。我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被称作“生存期”。

　　我的生活该采用什么样的形式？我现在该怎么办？反复出现的那些恶梦是怎么回事？

醉也无人管

(8)　生存期　SURVIVORSHIP

       我在病中时曾告诫过自己，永远不再骂人，不再喝啤酒，不再发脾气。我要做一个你希望见到的最了不起、最洁身自好的人。但是生活仍然在继续。事情总是发生变化，人们的愿望也总是落空。结果，你又喝了一杯啤酒，你又说了一句脏话。

　　你该如何重返正常人的生活？这就是癌症过后我所面临的问题。“要把每一天当作你一生的最后一天来过，”这句老话对我根本不管用。真实的情况是，那句老话表达了人们的一种愿望，在实际生活中根本行不通。如果我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数，我可能会做一个非常和善、无足轻重的小人，时刻只想着眼前的日子。相信我，我试着那样生活过。

　　人们总把我的复出看作一场了不起的胜利，但复出在一开始却是场灾难。如果你在极端恐惧中生活了整整一年，而且天天担心会离开人世，那么你会觉得自己有资格永远在休假中度过余生。但是你实际上无法做到，因为你得回到你的家庭中，回到你的同龄人中，回到你的工作中。但是，我身上有一部分不希望我回到原来的生活当中。

　　我们在1月份随美国邮政车队来到了欧洲。基克辞了职，把自己的小狗送给了别人，房子租了出去，收拾好了她的全部家当。我们在尼斯和摩纳哥之间的费拉角租了个公寓，然后我和车队出发去参加比赛，留下她一个人在家。自行车赛不是妻子和女朋友该去的地方。它是一种职业，与去办公室上班没有区别，而你是不会把妻子带进会议室的。

　　克里丝汀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异国他乡，没有朋友，没有家人，而且她不会说法语。但是她像往常一样立刻做出了反应：进了一所法语强化培训学校，给公寓添置了家具，把眼前的生活视作一次历险，丝毫不感到害怕。她从来没有抱怨过。我真为她感到骄傲。

　　我自己却不像她那么积极面对生活。我在赛场上的表现不尽人意，因为我得重新开始适应在欧洲各地比赛的艰苦性。我已经忘记了其中的酸甜苦辣。我上次来欧洲还是和基克一起来度假的时候，我们当时以旅游者的身份住在顶尖级旅馆中，但现在的生活又变成了吃难以下咽的饭菜、睡路边昏暗的膳宿公寓中那些破床、时刻在旅行途中。我一点也不喜欢。

　　我的内心深处并没有做好准备。如果我生存期了解得更多一点，我也许会知道重返赛场的努力肯定会夹杂着心理问题。如果某一天我的表现差强人意，我总是说，“我受的罪太多。我刚刚做过3个手术，接受过3个月的化疗，过了一年地狱般的生活，这就是我表现不太好的原因。我和身体再也不是从前的状态。”而我本该说的话是，“嗨，今天只是骑得不好而已。”
我骑在车上时，内心深处仍然对自己充满了怀疑，仍然有隐隐约约的反感。我现在的收入与以前相比少得可怜，而且我还没有新的赞助。我自嘲地将这称作“80%的癌症税”。我原来以为自己只要一骑到车上、宣布重返赛场，美国各大公司就会纷至沓来，而当它们没有出现时，我就责怪比尔。我都快要把他逼疯了，总是不停地问他为什么没有给我签下任何合同。终于有一天，我们在电话里吵了起来――我在欧洲，他在德克萨斯。我又开始抱怨他在拉赞助方面没有任何进展。
　　“你听我说，”比尔说，“我给你另找一个新的经纪人。我再也受不了了。我知道你认为我需要你给我的这份工作，右我实际上根本不需要。我不干了。”

　　我愣了一下，然后说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再拿比尔出气，但我仍然对没有人愿意赞助我耿耿于怀。欧洲车队不想要我，美国公司也不想要我。

　　我18个月以来参加的第一项职业赛事是历时5天的横穿西班牙的“露塔?德?索尔”赛。我获得了第十四名，引起了小小的轰动，可我仍然感到沮丧，感到不舒服。我以前总是骑在最前面，现在却只获得了一个第十四。而且，我非常不喜欢我在第一项赛事中引起的关注。我时刻担心自己的表现，因而时刻感到有压力，而媒体则让我分心。我真希望自己只是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赛场上，一言不发地骑车，默默地与心中的怀疑作斗争。我只想骑在主车群中，重新找回腿部的感觉。

　　两星期后，我参加了巴黎－尼斯自行车赛。这是除了环法赛以外最艰苦的分段赛之一，要在冬天恶劣的天气中连续骑上几天。正式比赛开始前还有一个“预赛” ――一个计时赛。这可以算是一种排名，预赛的结果将决定谁骑在主车群的前面。我列第十九名，这对一个刚刚从癌症中康复的人来说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但我却不那么看，因为我以前总是名列前茅。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发现外面下着雨，而且寒风刺骨，气温只有零度。我一睁开眼睛就知道自己不想在那种天气里骑车。我闷闷不乐地吃着早饭，然后与其他队员一起讨论当天的战术。我们决定，如果我们的头号国手乔治?西恩卡皮落到了后面，我们就一起等他，帮他赶上去。

　　在出发区，我坐在一辆汽车里，尽量保持体温，心中在想着自己是多么不愿意在那里。如果你在一开始就有这种想法，那么最后的结果自然也就好不到哪里在。我一走进车外的寒风中，心情就变得更加糟糕。我沉着脸戴上护腿，竭力不让雨水淋到我露在外面的皮肤上。

　　比赛一开始是一段平坦的长赛段。雨水从侧面打来，而从侧面刮来的风让人觉得气温远低于零上2度。没有什么比在雨中骑一段漫长而平坦的道路更让人士气低落。起码在爬坡时，你的体温会稍微高一点，因为你得发力，但在平坦的道路上，你只会冷到骨头里。什么样的鞋罩都不管用。什么样的衣服都不够。在过去，我之所以能获胜就是因为我比其他选手更能忍受艰苦的条件。可是这一天不行。
西恩卡皮的轮胎瘪了。
　　我们都停了下来。主车群丢下我们向前冲去。等我们重新上路时，我们已经比领先的选手慢了20分钟，而在那种大风中，我们需要花费数倍的努力才能把落下的时间补回来。我在雨中向前骑着。

　　从侧面吹来寒风穿透了我的衣服，我很难在沿着公路前进时稳住车。突然，我把手举到车把上面，挺直腰，将车拐到路旁。

　　我停了下来。我要退出比赛。我要放弃这项赛事。我取下我的号码布。我想，我可不想这样度过我的一生，我快要冻僵了，浑身湿透，名誉扫地。

　　弗兰基?安德鲁就骑在我的后面，他记得我挺直身子将车拐到路旁时脸上的神情。他能够看出，我可能有一阵子――甚至是永远――不会再骑车了。弗兰基后来告诉我，他当时的第一个念头便是“他完了”。

　　等车队其他队员在这一赛段结束后回到旅馆时，我已经开始收拾行李。“我不干了，”我告诉弗兰基，“我再也不参加比赛了。我要回家。”我不在乎我的队友们是否能理解。我说了声再见，把行李包甩到肩上，扬长而去。

　　放弃比赛与我身体上的感觉没有任何关系。我仍然很强壮，我只是不想留在赛场上。我只是不知道自己在剩下的岁月里是否只想这样在寒冷中忍着疼痛去骑车。

　　我把电话打到基克的手机上时，她正在放学后采购食品。“我今晚回来，”我说。她听不清，因为信号不太好。我听到她在说，“你说什么？出什么事了？”

　　“我回头再告诉你，”我说。

　　“你受伤了吗？”她以为我摔倒了。

　　“没有，我没有受伤，”我说，“今天晚上见。”

　　几小时后，基克在机场接我。我们起初话都不多，坐到车上开车回家时，我终于开口道，“听我说，我只是非常不开心。”

　　“为什么？”她问。

　　“我不知道自己还剩下多少时间，但我不想将所有这些时间都花在自行车上。”我说。“我恨它。我恨这里的比赛条件。我恨离开你。我恨这里的生活方式。我不想呆在欧洲。我已经在露塔?德?索尔赛中证明了我自己。我已经证明了我可以重返赛场参加比赛。我现在不再需要向自己证明什么，或者向癌症群体证明什么，所以就这样吧。”

　　我担心她会说，“那我的学校、我的工作怎么办？你为什么要让我搬到这里来？”可她从来没有那么说过。她只是平静地说，“好吧。”

　　在回费拉角的飞机上，我看到哈雷?达维森的广告非常精辟地道出了我的感受。那广告上说，“如果我能重新开始生活，我会……”，下面列出了几样东西，比如，“多看一些日落”。我把那广告递给她说，“重返赛场的问题就出在这里。我的生活不应该是这样。”

　　“我们先好好睡一觉，过几天再做决定，”她说。

　　第二天，基克继续回语言学校上课，我则呆在家里无所事事。我独自在公、公寓里坐了一整天，甚至不愿意朝我的自行车看一眼。基克的学校有严格规定，上课时候不准接电话。我给她打了3次电话。“我受不了无所事事地坐在这里，”我说，“我已经和旅行社联系过了。就这么着吧。我们这就走。”

　　基克说，“我在上课。”

　　“我来接你。念那个学校只是浪费时间。”

　　基克走出教室，坐到外面的长凳上哭了起来。她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在为消除语言障碍而努力。她建起了我们的家，弄清楚了如何买东西，而且掌握了如何使用这里的货币。她还学会了如何遵守交通规则，如何在法国付过桥费。现在这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我赶到学校接她时，她还在哭。我吃了一惊。“你为什么要哭？”
　　“因为我们要离开这里了，”她说。

　　“你什么意思？你在这里没有朋友，没有工作，也不会说这里的语言。你干吗想呆在这里？”

　　“因为我刚刚开始着手解决这些，我想把它做完。如果你认为我们需要回家，那我们走吧。”

　　那天晚上又是疯狂地收拾行李，基克像我们刚刚抵达这里打开行李一样精力充沛地干着。我们在24小时里干的活比大多数人在两个星期里干的活还要多。我们把凯文?利文斯顿叫了过来，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了他，有毛巾、银餐具、灯、罐、锅、碗碟、吸尘器。我告诉凯文，“我们永远不回来了，不会再用得着这些东西。”凯文并没有对我改变主意――他更了解我。他只是默不作声。我可以从凯文的脸上看出，他并不认为我的决定正确，但他什么也不愿意说。他一直在为我的复出担心。“多注意身体，”他说，“多保重。”他在我与癌症抗争的整个过程中一直陪伴着我，所以他惟一关心的是我的健康。当我把一个纸箱子给他搬到车上时，他非常全身心，我觉得他快要哭了。“拿着吧，”我说，把一个个装着厨房用品的纸箱递给他。“全拿去。”

　　那是一场恶梦，我对当时那一幕惟一的美好记忆是基克――她在我的迷乱之际表现得那么平静。如果她冲着我大发脾气，我一点也不会怪她；她放弃了工作，搬到了法国，牺牲了一切，而几乎是一夜之间我又准备回奥斯丁，永远离开赛场。但是她仍然支持我。她对我表示了理解和支持，而且对我极度耐心。

　　回到美国后，每个人都想知道我的下落。卡米卡尔的电话早晨8点钟响起的时候，他正在家中。打来电话的是一位法国记者。“兰斯?阿姆斯特朗在哪里？”那位记者问。克里斯说，“他在参加巴黎－尼斯自行车赛。”那位记者用蹩脚的英语说，“不，他停了。”克里斯挂上了电话。1分钟后，电话又响了―― 是另一位法国记者。

　　克里斯打电话给比尔?斯泰普顿，但比尔说他没有我的消息。奥楚也没有。克里斯分别给我的手机和公寓打了电话，但是没有人接。他在电话上留了言，但我没有给他回话。我很少这样做过。

　　最后，我从机场给克里斯打了个电话。我说，“我马上就坐飞机回来。我再也不想参加比赛了。我不需要那些破旧的旅馆，那种恶劣的天气，那种难以下咽的伙食。这给我带来了什么呢？”

　　克里斯说，“兰斯，你做什么都行，但千万别胡来。”他平静地说道，想尽量给我拖时间。“不要接受采访。什么也不要宣布。千万别说你要永远退出赛场。”他提醒我。

　　与克里斯交谈完后，我给比尔打了个电话。“我做到了，伙计，”我说，“我向他们证明我能够东山再起，我做到了。”

　　比尔很冷静。“好吧，”他说。他已经和克里斯交谈过，知道了所有情况。他和克里斯一样，也在故意和我拖时间。

　　比尔建议我先不要急着宣布退役。“兰斯，我们等一个星期左右再说，现在一切都太混乱。”

　　“不，你不明白，我现在就想退役。”

　　“兰斯，”比尔说，“我知道你想退役，没问题，但有些事情我们必须先讨论一下。我们先缓几天再说。”

　　 接下来，我拨通了奥楚的电话。我们的交谈非常具有代表性。

　　“我退出了巴黎－尼斯赛。”我说。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要退役，再也不想回到赛场上了。”

　　“今天先别急着做决定。”
我和基克不停地倒着时差，终于飞回了奥斯丁。从我们走进家门好一刻起，我们家的电话铃声就没有断过。不断有人在找我，想知道我为什么突然失踪了。最后，一切渐渐平息了下来。我和基克睡了整整一天时差，然后在市中心的办公室里见到了比尔。
　　我说，“我不是来和你谈是否再参加比赛的，那已经不需要再讨论了。我不干了，我不在乎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比尔看着基克，而基克只是看着他，耸了耸肩。他们俩都知道我当时心情不好，最好不要和我理论。这时的基克又是疲倦又是失望，默不作声地坐在那里，但当她看着比尔时，有样东西传达给了对方。基克的眼神传达了一个信息：对他耐心点，他在有些不正常。

　　比尔沉默了大约20秒钟后才开口。他说，“我们至少要发布一个声明，而且要正式宣布。我们按正常手续来做吧。”

　　“就在报上发表一条消息可以吗？”我说。

　　“恐怕不行。”

　　“为什么？”

　　“你知道那些赛事，那些什么露塔赛呀，巴黎赛呀，什么的？”比尔说，“美国人谁也没有听说过，这里甚至都没有人知道你已经复出。所以，你当然要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宣布你已经退役。我知道你认为自己重返赛场获得了巨大成功，我同意你的看法。我是说，你能做到这一步就已经是个奇迹。战胜癌症本身就是个奇迹。可是别人谁也不知道。”

　　“我在露塔?德?索尔赛中获得了第十四名，”我为自己辩护道。

　　“兰斯，”比尔说，“看样子你只会成为一个得过癌症、再也骑不了车的人。情况就是这样。”

　　又是长时间的停顿。坐在我身旁的基克已经是眼泪汪汪。

　　“嗯，”我说，“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斯泰普顿巧妙地对付我：他列举了我在正式退役前还要做的数不清的事情。“我明白你想退役，”比尔辩，“可你打算如何退役呢？”他问我是否想搞一个直播新闻发布会，接着又说我们需要先和赞助商们谈一谈。然后他说，“起码你该参加一场告别赛吧。”我不能连一场美国告别赛都不参加就永远离开赛场。

　　“干吗不参加6月份举行的全国冠军赛，把那当成你的告别赛呢？”他说，“你可以在那项赛事中获胜，你知道你能做到。那才叫复出，那才是人们会知道的事。”

　　“我不知道，”我说，“我不想再骑车了。”

　　比尔耐心地说服我推迟宣布退役。他每提出一个新的难处，就给自己赢得了更多的时间。他说，我至少不能在玫瑰自行车赛之前退役，而那将是5月份的事。

　　最后，比尔渐渐说服了我。我告诉他，我会等一等再宣布退役的事，但是我想先何处几天。

　　我的邮政车队非常耐心。汤姆?威瑟尔愿意等待。但几天变成了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又变成了一个月。我连自行车都没有拆包，让它继续留在车库里的行李包中，落满灰尘。

　　 我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我每天去打高尔夫，滑冰，去喝啤酒，然后就躺在沙发上，轮流搜索着电视频道。

　　我去“居伊”餐馆吃德州墨西哥餐，将训练时要注意的饮食要点抛之脑后。我只要从欧洲回来，不管时差多么厉害，我一定会直接从机场去“居伊”餐馆，要上一份加了果酸酱的面卷饼，再要上几杯到格丽塔鸡尾酒或德州黑啤酒。我现在几乎顿顿在那里吃。我不打算再让自己受罪，我得到了第二次生命，一定要充分利用它。
可这种生活索然无味，既不能使我感到轻松，也不能让我感到自由或快乐。它只是一种迫不得已的生活。我试图再现我和基克去欧洲度假时我曾经有过的心情，但这次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真相是我为自己感到丢脸。我对自己缺乏信心，也为我在巴黎－尼斯赛事中的表现感到难堪。儿子，你永远不放弃。可是我放弃了。
　　我当时的表现完全不像我，其中的原因就是生存期问题。那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现在怎么办？”的例子。我曾经有过工作，有过自己的生活，然后我病了。疾病完全打破了我的生活。当我试图重新回到我原来的生活中时，我缺乏方向，一切都已变了样――我应付不了。

　　我恨自行车，可我又在想，我还能干什么别的事呢？去某个办公室打杂？我不知道自己还擅长于什么。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因此我只好暂时逃避，逃避我该担负起的责任。

　　我现在知道，从癌症中幸存下来不仅仅牵涉到身体的康复。我的心和我的灵魂也需要康复。

　　除了基克外，没有人理解这一点。她完全有理由为我打乱她的计划而痛苦或对我大发雷霆，但她保持着镇静。在我每天外出打高尔夫时，她一个人呆在家里，没有狗做伴，没有工作，一面翻看着报纸上的招聘广告，一面琢磨着我们该如何养活自己。我母亲非常理解基克的心情，所以会常常打来电话，专门和基克说话。她会问，“你怎么样？”

　　但是，在我一连几个星期只知道打高尔夫、喝酒、吃墨西哥餐之后，基克终于忍不下去了。总得有人和我谈谈。有天早晨，我们正坐在版面的露台上喝咖啡。我放下咖啡杯，说，“好了，我们晚上再见。我得去打高尔夫球了。”

　　“兰斯，”基克说，“我今天该做什么？‘

　　“你说什么？“

　　“你没有问我今天干什么。你没有问我想干什么，或者问我是不是介意你去打高尔夫。你只是说你要去做什么你关心过我该做什么吗？”

　　“哦，对不起，“我说。

　　“我今天该干什么？”她说，“我该干什么？你告诉我。”

　　我一时哑口无言，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得做出决定，”她对我说，“你需要决定是否真的永远告别赛场，整天就这样打高尔夫、喝啤酒、吃墨西哥餐混日子。如果真是这样，可以。我爱你，不管你是什么，我都会嫁给你。可我需要知道你的决定，这样我才能安排好自己的生活，才能出去找份工作来供你打高尔夫。你得告诉我。”

　　“可如果你不准备永远告别赛场，那么你就不能再这样乱吃乱喝，整天无所事事，你需要好好想想，因为你这样悬而不决不是你兰斯的做法。你不是原来的兰斯。我现在都弄不清楚你是谁。我爱你，但你需要好好想想。”
她说这番话的时候并没有生气。她说得完全正确：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只是在游手好闲。在那一瞬间，我从她的里看到了退役后的我，而我不喜欢那形象。她是不会虚度一生的，我不能责怪她。
　　她平静地说道，“告诉我，我们是否要住在奥斯丁。如果真是这样，我就去找个工作，因为我不能在你去的高尔夫时就这样坐在家里。我无聊极了。”

　　要在平常，谁也别想这样和我说话。但她说话的野牛那么可爱，丝毫没有争吵的意思。基克知道如果有人冲我发脾气时我会变得多么固执；那是我由来已久的对别人指手划脚的反应。我不喜欢有人关心我，而每当有人关心我的事情时，我都会回击，不管这种回击是身体上、逻辑上还是感情上的。但是，她说这番话的时候，我没有感到受到攻击，也没有感到要为自己辩护，或者感到受到伤害，或者被人吹毛求疵。我只是能感觉到其中的真诚。她的那番话虽然听上去有讥讽的味道，却非常深邃。我从桌子旁站起身来。

　　 “好吧，”我说，“让我考虑考虑。”

　　我还是去打高尔夫了，因为我知道基克并不反对我打高尔夫。问题不是高尔夫，关键是重新找回我自己。

　　基克、斯泰普顿、卡米卡尔和奥楚背着我联合了起来，时刻悄悄讨论如何让我重返赛场。虽然我仍然说我准备退役，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自己也开始动摇了。比尔说服我参加最后一项比赛――5月份在费城举行的美国职业冠军赛。

　　克里斯?卡米卡尔飞到了奥斯丁。他看了一眼我的车库，见我的自行车仍然在包里，便摇了摇头。克里斯的感觉和基克一样，认为我需要从主观上决定自己是否属于赛场。“你又获得了生命，现在需要恢复以前的生活，”他反复说道。但是他知道我还没有做好重返赛场的充分准备，所以他给自己来奥斯丁找的借口是为美国冠军赛安排一个训练计划。此外，第二届“玫瑰自行车赛”在即，那虽然是围着奥斯丁市中心骑车的非正式比赛，但需要我至少身体情况良好。“你不能这样出去，”克里斯指着我的肚子说，“你不想让你的基金会丢脸吧。”

　　克里斯坚决认为，不管我对退役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首先需要强化训练8到10天来恢复体力――我需要离开奥斯丁到别处训练。“我们出城去，”他说。“你在这里无法集中精力，分心的事太多，高尔夫太多。”

　　我们考虑去什么地方合适。亚利桑那？太热了。科罗拉多？海拔太高。我说，“还记得北卡罗来纳那座嬉皮士小镇――布尼吗？”

　　布尼位于阿巴拉契亚高山上，杜邦赛的线路经过那里，曾经给我留下过美好的印象。我曾在那里两次赢得过杜邦赛的冠军。我曾无数个下午在那里最高的山峰――也是杜邦赛最关键的爬坡赛段――白桦山上骑车、吃苦。那地方山势陡峭，但景色怡人。布尼其实是座大学城，里面住着的都是附近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的学生和教授。大学里有专门的训练设施，林中有许多可供租用的木屋，因此非常方便。

　　我上网租了个木屋。接下来，我决定邀请我的老朋友鲍伯?罗尔当我的陪练。鲍伯38岁，热情开朗，以前是位公路车手，接下来转成了山地车手。有他陪我10天到是件开心的事。

醉也无人管

(9)　环法赛THE TOUR

        生命是漫长的――而且充满了希望。但是，“漫长”只是相对而言：当你骑在车上爬坡时，一分钟会像一个月那么长，所以没有多少比赛显得像环法赛那么漫长。究竟有多长？长得像闪闪发亮的高速公路护栏一样一直通向虚无，长得像夏天那没有篱笆、一望无际的牧场，长得像从比利牛斯山脉中某座冰天雪地、嶙峋的山峰上了望周围的3个国家一样。

　　人们很容易认为环法赛不值一提：不就是200名车手在3个星期内冒着酷暑绕着法国骑一圈吗？当然，其中还包括山脉。根本就没有理由来做这种蠢事，惟一的理由是有些人――也就是说像我这样的一些人――需要靠发现自己的耐力究竟到什么程度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我可以接受这个观点）。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受苦的比赛。

　　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可以将环法赛算作世界上最具骑士风度的运动项目。当然，它对我还意味着生计。

　　简单地介绍一下环法赛的历史：自行车是工业革命时期发明的，同时问世的还有蒸汽机和电报。第一届环法赛于1903年举行，起因是《汽车报》刊登的法国体育新闻界提出的一个挑战。参加比赛的60人中，只有21人骑到终点，但这一事件立刻引起了全法国的注意。估计有10万人排列在通向巴黎的道路两旁观看，而且这项赛事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尔虞我诈：饮料里被人加了酒，图钉和破瓶子被领先的车手扔在道路上，不让后面的车手追上他们。早期的车手必须自己带吃的和各种装备，他们的自行车只有两个齿轮，而且他们得用脚来刹车。1910年第一次加进了山地赛段，（刹车也第一次问世），主车群要骑车穿过阿尔卑斯上，尽管野兽有可能会攻击他们。1914年，环法赛开始的那一天也正是费迪南大公遇刺的同一天。比赛结束后的第五天，战争席卷了车手们刚刚征服过的同一条阿尔卑斯山脉。

　　今天的环法赛已经成了高科技的结晶。那些自行车轻得你可以用一只手将它们举过头顶，车手们配备了计算机、心率监测器，甚至对讲机。但是它最根本的考验并没有改变：谁能够最好地战胜艰辛，有精力继续往前骑？在经历过那么多磨难之后，我不由得感到自己非常适合参加环法赛。

　　1999年赛季开始前，我去印第安纳波利斯出席一个让公众关注癌症的晚宴，然后顺便去医院看望我的那些癌症朋友。斯科特?夏皮罗说，“这么说，你又开始参加分段赛了？”

　　我说是的，然后我问了他一个问题。“你认为我能在环法赛中获胜吗？”

　　“我不仅认为你能获胜，”他说，“而且我期待着你获胜。”

　　但我不停地摔下车。

　　1999年自行车赛季刚开始时，我几乎一败涂地。在当年的第二项赛事――瓦伦西亚赛中，我从车上摔了出去，差一点摔断肩膀。我只好休息了两星期，但我回到赛场后不久又摔了一次：我在法国南部的一次训练中，被一位年迈的妇女开车从侧面过来将我撞倒。在巴黎－尼斯赛事和米兰－圣雷摩赛事中，我就像恶运缠身的狗一样在恶劣的天气中挣扎，只获得非常一般的成绩。我把这算作赛季刚开始时自己还没有进入状态，然后参加下一项赛事――结果我又摔倒了。在第一个赛段的最后一个拐弯处，我冒雨冲到了前面。车轮在一块黑乎乎的油斑上一滑，我摔到了车下。

我回到了家中，问题是我的技术太粗糙，于是我花了整整两个星期来改善自己的技术，直到我认为能够重新参加比赛。当我重新回到赛场上后，我没有再从车上摔下来过，并且终于在萨尔特分段计时赛中获得了胜利。我的成绩也开始不断提高。
　　有意思的是，我在那些一日赛中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出色。我不再是以前那个好斗、静不下心来的年轻车手。我在赛场上虽然仍像以前一样认真，但我的风格和技术要比以前细腻得多，不像以前那样明显地好斗。无论是从心理上、身体上还是感情上，我都有了不同的动力――这动力便是环法赛。

　　我愿意牺牲整个赛季来为环法赛做准备。我把一切都押在这项赛事上。我没有参加任何一项春季经典宽带，也就是那些国际自行车巡回赛的核心赛事，而是精心挑选了一些能帮助我在7月份调整到最佳状态的一些赛事。没有人能够明白我的举动。在过去，那些经典赛事可以说是我的看家本领。我为什么不再参加那些我以前获胜的赛事呢？终于，有位记者走到我面前，问我是否参加任何一项春季经典赛。

　　“不参加，”我说。

　　“为什么？”

　　“我在为环法赛做准备。”

　　他冲着我傻笑着说，“哦，这么说你现在成了环法赛型车手了。”就像我在说笑话一样。

　　我只是看着他，心中在想，伙计，我们等着瞧吧。

　　不久后，我在旅馆的电梯里碰到了米盖尔?安杜兰。他也问我在干什么。

　　“我花很多时间在比利牛斯山中训练，”我说。

　　“为什么？”他问。

　　“为了环法赛。”

　　他颇感意外地扬起了眉头，但是没有说什么。

　　邮政车队的每个队员都像我一样全力以赴于环法赛。邮政车队的队员名单如下：弗兰基?安德鲁是位身材魁梧、强壮有力的冲刺型车手，也是我们的队长，经验丰富，颇有成就，从我十多岁时就了解我。凯文?利文斯顿和泰勒?汉米尔顿是我们两位出色的年轻爬坡高手；乔治?西恩卡皮是美国职业赛冠军，也是另一位像弗兰基一样的冲刺型高手；克里斯?范德威尔德是位出色的全能型车手；帕斯卡尔?德拉米、乔纳森?沃特斯和彼德?迈内特－内尔森则是我们最忠诚的“仆人”，会毫无怨言地一连高速骑上几个小时。

　　将我们组合在一起的是我们的经理约翰?布鲁伊内尔。布鲁伊内尔是位面无表情的比利时人，以前曾参加过环法赛。约翰知道要想赢得环法赛的胜利，我们都需要做些什么准备；他在自己的运动生涯中曾获得过两个赛段的胜利。在1993年，他创下了当时环法赛上速度最快的分段赛纪录；在1995年，他超过安杜兰，第一个冲进列日，获得了赛段胜利。在那次比赛中，只有他和安杜兰骑在最前面。他一直跟在安杜兰的身后，快到终点时才冲刺，超过了安杜兰。他是位非常聪明、非常有实力的车手，知道如何战胜那些更为强大的对手，而且他把这种百战百胜的战术带到了我们车队。
约翰提议我们办一个训练营。我们听从他的安排，毫无怨言，分别在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中训练了一个星期。我们熟悉环法赛的山地地形，练习我们将要面对的山坡，在各种天气中每天坚持骑7个小时。我们在山地赛段练习时，我尤其注重与凯文和泰勒的密切合作，因为他们是我们车队的爬坡高手，我将主要靠他们帮助我征服那些山坡。在大多数其他车手进行修整或者参加经典赛的时候，我们却在恶劣的条件中练习爬坡。
约翰和我的一个笑话。那是1月份在比利牛斯山上，雨水每天都像撒尿一样下个不停。每天那些辛苦的爬坡练习不免让我情绪低落，而约翰则坐在暖和的汽车里跟在后面，而且通过对讲机和我交谈。
　　有一天，我打开对讲机，说道，“约翰。”

　　“是我。兰斯，你有什么事？”

　　“我明年还是参加经典赛吧。”

　　从那天起，我每天都这么说。不久，约翰便知道了我要说什么。

　　“约翰。”

　　“让我猜一猜，兰斯，”他会毫无表情地说，“你明年要参加经典赛。”

　　“对。”

　　如果不是在阿尔卑斯山或者比利牛斯山上训练，我就会独自训练。我无论做什么都有自己的目的。我和基克日复一日地只想着两件事：环法赛和有一个健康的孩子。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也是不必要的分心事。但我们这种单纯的专注中有着一种平静。

　　我全力以赴。我像坐在数学、科学、化学和营养学课堂上一样解决环法赛这个难题。我用电脑来计算我的体重与自行车重量之间的平衡，分析自行车在不同赛段中仍然可以挖掘出的速度，试着找到能让我比所有其他车手更快地到达终点线的方程式。我保留着仔细做出的反应我训练情况的电脑曲线图，校定距离、蹬腿力度和极点。

　　就连吃东西也变成了数学化。我用计量器来计算我的代谢物摄入量。我在厨房备了一台小秤，每天吃多少面片和面包都要称一下。然后，我要计算蹬腿力度与我摄入的热量之间的比例，这样我就能精确地知道每天该吃多少东西，消耗掉多少卡路里。只要摄入的热量小于消耗的热量，我就能减轻体重。

　　癌症给我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益处：癌症完全改变我的体形。我现在比以前削瘦了很多。在我以前的照片中，我看上去像个橄榄球员，脖子粗，上半身魁梧，这使我骑在车上像有着用不完的力气。但自相矛盾的是，我的力气在山地上又妨碍了我提高速度，因为将那样的体重拉上山耗费太多的力气。我现在几乎到了消瘦的地步，结果我骑在车上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感。我的身体瘦了，但我的精神更加饱满。

　　 人们怀疑我能够成为一名出色的环法赛车手，主要是因为我的爬坡能力。冲刺是我的强项，但爬坡是我的弱点。埃迪?墨克斯多年来一直要我减轻体重，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体重减轻5磅在爬坡时就能轻松得多――而我的体重减轻了15磅。这正是我所需要的。我成了爬坡能手。

　　我每天早晨起来后吃的早餐都一样，穆兹利加面包和水果，除非某一天的训练时间特别长。如果是那样，我就会吃一盘炒鸡蛋白。在我吃饭的时候，基克给我的水瓶罐水，然后我在8点钟离开家门，与凯恩和泰勒一起训练。在大多数日子里，我都不吃午饭，会一直骑到下午3点。回到家后，我会冲个澡，躺下来睡到晚饭准备好。我会在傍晚时分起来，称一下面片的重量，和基克一起吃晚饭。

　　我们什么都不干，哪里都不去。我们只是吃饭，然后上床睡觉，以便让我第二天早晨能够起来继续训练。这就是我一连几个月的生活。有时候，基克的一些朋友会说，“哦，你们住在法国南部，真是太棒了！”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怎么生活。
在我训练的时候，基克会出去办一些事，或者在阳台上休息。她觉得尼斯是孕妇最理想的地方，因为她可以散步到那些露天市场去买新鲜水果和蔬菜。我们在晚上会翻看介绍怀孕知识的书籍，记录孩子的成长。起初只有针头那么大，然后如柠檬般大小。基克第一次很难扣上牛仔裤钮扣的时候，那真是个大日子。
　　基克和我都全身心地投入在我们要实现的目标上。自行车运动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基克对此充满了敬意。“祝你今天工作顺利，”我每天早晨离开家时，她都会这么说。如果我们俩对这种生活方式不是这种同样忠心耿耿，那么它不可能成功。如果她感到无聊、感到被欺骗或者感到不满，我们就不会平静地度过那几个月。她完全可以成为一名队中的“仆人”，她与我的训练就是这样密不可分。

　　凯文能够看得出来，因为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而且在尼斯也有一套公寓。他和我不同，在欧洲回到家时没有人迎接他。当他从一场比赛或从训练营回来时，迎接他的只有空空荡荡的公寓，有时候甚至还有变质的牛奶。我有干净的衣服，干净的家，有猫，有狗，有我想吃的一切。但是基克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我以前在欧洲总是不舒服，而且总是感到孤独，而现在结婚后，我开始爱上了这种生活。

　　有时候我也会碰到爆胎的情况，而且恰好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这时，我便会给家里打电话，基克就会来找我。有时候，她会在下午开车来到山中，给我带来“给他力”和吃的东西。她已经对自行车项目了如指掌，因此能够给我们提供帮助。她知道我需要什么，以及什么时候需要，哪些日子里训练情况不佳，什么时候应该和我聊聊，什么时候不去烦我。

　　在那些真正艰苦的训练日里，她会坐立不安地等待着看看进展如何，因为她知道我的准备工作多么细心，完成训练计划对我多么重要。如果训练情况不佳，她能够理解我的失望和我的牢骚。

　　4月底，我参加了一项重要的经典一日赛――阿姆斯特丹电讯黄金赛，来测量一下我的状况。我一出发就觉得自己像变了一个人，骑在车上比以前有力。那天大多数时候我都在与荷兰车手迈克尔?博格德展开激烈竞争，他被认为是世界上顶尖车手之一。

　　剩下最后10英里时，我骑在前面，博格德紧跟在我身后。我现在已经知道，或者至少认为自己知道，我会在终点前的最后冲刺中战胜他。我对此可以拿我的健康打赌。我就这样充满了信心。

　　我开始了最后的冲刺――接着，博格德冲了上来。他与我并驾齐驱，我们一起冲过最后几百码――结果我输了，只输了1厘米，还不到车胎的宽度。

　　我身心交瘁。我一直认定自己能赢，但真正给我最大的打击是博格德被普遍认为是环法赛的夺标热门人物。我们并排站在领奖台上时，我脑子里只想着一件事：这个结果对我的环法赛训练计划意味着什么。我突然倾过身去对迈克尔说，“我要在7月份向你报这一箭之仇。”

　　他不解地看着我，“你在说什么？现在才4月。”
我重新回到训练场上。我你从来没有骑过车一样发疯般地训练，翻越我能见到的每一座山丘。尼斯周围大约有50个非常不错但也非常艰苦的坡道，而且每条坡道的长度都超过10公里。它的难度在于车手不是每隔一会儿爬一个坡，而是要反复不断地爬坡。我会在一天当中练习3种不同的坡道，一连骑上六七个小时。一段 12英里长的坡道要花费大约一个小时，所以你可以想想我的训练是什么样了。
　　别人在休息的时候，我在骑车；有时甚至在我的队友们休息的时候，我也在骑车。有个日子我赢得特别清楚。那是5月3日，欧洲那种阴冷的春日，气温很低。我朝阿尔卑斯山骑去，约翰开车跟在我的后面。这时，天上下起了冻雨，气温也降到了零度。我不在乎。我们站在公路旁，看着四周的景色以及恶劣的天气。约翰说我们那一天休息算了，但我说，“不，我要骑。”我独自一人一连骑了7个小时。要想在环法赛中获胜，我就必须在其他人不愿意骑车的时候愿意骑车。

　　尼斯最艰苦的赛段是“圣母山口”，一段非常著名的8英里坡道，比尼斯城要高。从我们家几乎都能看到它，就在那些高耸入云的山丘后面。“圣母山口”太艰难，你不可能时刻去那里训练，但它却是比赛状态的一个很好的测验。大多数人一个赛季去那里训练一到两次。我每个月去骑一次。

　　汤姆?罗明戈多年来一直是世界上顶尖车手之一。他当年住在摩纳哥时，就将“圣母山口”当做他的训练测验，并且一直保持着征服它的最快纪录 ――31分30秒。凯文?利文斯顿可以说是我们邮政车队最佳的爬坡车手，有次仅用了32分钟。我在1998年赛季重返赛场的开始阶段，征服“圣母山口”需要36分钟。但是我知道，要想赢得环法赛，我就必须大大缩短这个时间。

　　“我要突破31分钟，”我有一天告诉凯文。

　　这对一个当时甚至连35分钟都达不到的人来说，这不免有些在说大话。

　　“你疯了。”凯文说。

　　但是我将时间缩短到了34分，然后是33分。终于，我有天下午骑出了32分30秒的成绩。环法赛开始前，我和凯文最后一次去骑“圣母山口”。

　　那天非常闷热，而且潮湿，几乎没有什么风。我们向海拔3000英尺、被云雾笼罩的山顶骑去。剩下最后一英里时，凯文的轮胎爆了。在他停下来换轮胎时，我继续向前骑。我到达山顶时，朝车把上的计时器看了一眼。

　　我等凯文赶上来。当他气喘吁吁、为爆了车胎而恼火地赶到山顶时，我让他看了我电脑上的时间。这个时间对环法赛意义重大。“天哪，”凯文说，“这太可怕了。”

　　基克知道我每次去骑“圣母山口”都会是个重大的日子。我在吃早饭时就已经绷着脸，集中注意力了。我回到家时，她在大门口等着我，急于知道结果如何，想知道我是高兴还是沮丧。奥楚正好来看我们，也在焦急地等待着。

　　我笨手笨脚地进了屋，脸色严峻。

　　“怎么样？”她问。

　　“天气糟透了，”我说。

　　“啊，”她说。

　　“是啊，”我说，“我只骑出了30分47秒。”

　　她一下子搂住了我的脖子，奥楚拍了一下我的后背。

　　“吉米，我已经准备好了，”我说。
几天后，奥楚回到了美国。他告诉每一个愿意听他说话的人：我将赢得环法赛冠军。
　　我开始为环法赛收拾行李。我心里非常紧张，强迫自己去注意每一个细节。我和基克把我所有的东西摆出来，然后将它们小心整齐地放进箱子里。我坚持要按某种方式打包。我骑车时穿的短裤都被卷在一起，整齐地排成一条直线。我的鞋盒必须放在正确的地方。手套要塞在某个特别的角落，护肘则放在另一具角落。一切都必须井然有序，这样我一眼就能看出我为各种天气准备了各种衣服。

　　我们赶到巴黎参加环法赛的预赛，其中包括一系列体检和违禁药品检测，以及聆听环法赛组织者的长篇大论。每位车手都得到了一本环法赛“圣经” ――一本指南，上面列出了整个线路和各个赛段，其中有路线图，以及补给区在什么地方。我们开始安装自行车，更换车把手，看看鞋底的防滑钉是否与踏板相吻合。有些车手对车的状况比其他车手随便一些，但我非常仔细。车队的其他人都叫我“毫米先生”。

　　在赛前的媒体宣传中，我们的美国邮政车队被认为是一支无望夺魁的车队。谁也不认为我们会有机会获胜。人们谈论的核心人物是新科世界冠军亚伯拉罕?奥兰诺。人们谈论迈克尔?博格德，他在阿姆斯特丹电讯赛中战胜了我。人们谈论瑞士的亚力山大?祖尔和西班牙的费南多?埃斯卡廷。人们谈论那些因成为违禁药品调查牺牲品而没有参加比赛的人。我只是个配角，只是一位感人的美国癌症幸存者。似乎只有一个人认为我有能力获胜。比赛开始前不久，有人问米盖尔?安杜兰，他认为谁有可能获胜。也许是因为他还记得我们在电梯里的那次交谈，也许是因为他知道我训练多么刻苦，他回答说，“阿姆斯特朗。”

　　环法赛的第一分段赛是一个简单的预赛――在福厄山镇举行的一个计时赛。这座小镇有座褐色城堡和一个中世纪主题公园。预赛有些像排名体系，目的是将那些速度较快的车手与速度较慢的车手分开来，同时决定谁骑在主车群的前面。比赛虽然只有8公里，却是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的较量。你必须从一开始就冲刺，充分发挥你的各项优势，否则你还没有开始就已经落到了后面。那些想参加总积分比赛的车手必须在预赛中排进前三名或前四名。

　　整个赛段首先是5公里冲刺，然后是一个大山丘，700米长的一段坡道――你必须竭尽全力。过了一个大弯道后，前面又是平坦的冲刺，直到终点。这样的对像我这样的力量型车手非常有利，同样也非常适合了不起的安杜兰。安杜兰曾经骑出过8分12秒的纪录。

　　总而言之，整个计时赛应该不超过9分钟，最大的难点是那座山丘。你不想把所有力气都花在前5公里冲刺中，然后在爬坡时一败涂地。而且还要制定出战术：我在爬坡时应该用大的链环还是用小的链环？我们就这个问题争论了两天。

　　约翰在给我们布置战术时非常平静，但也非常精确。他把整个比赛分成出发段和提速段，并给我制定了精确的战术。他甚至知道我在第一段冲刺时的心率：190。

　　车手们分批出发，每一批车手之间的间隔时间为3分钟。记者们从赛道上蜂拥而归。我的队友弗兰基?安德鲁牺牲自己做了一个试验：他在爬坡时用了大链环。这是个错误的决定。等他骑到山顶时，他己累得筋疲力尽，没有能恢复体力。

　　奥兰诺骑出了8分11秒的好成绩，打破了纪录。接着，祖尔又骑出了8分07秒，又打破了奥兰诺刚刚创造的纪录。

　　轮到我了。当我骑得好的时候，我的身体在自行车上似乎一动不动，只有两条腿像活塞一样上下运动。约翰从后面的队车中可以看到我的肩膀几乎根本不晃动，这意味着我没有浪费任何多余的力气，所有力量都用在了车上，推动它向前。

　　我从耳机里能够听到约翰在不断地给我报时间，给我指导。

　　“你从坐垫上站起来了，”约翰说，“坐下。”

　　我一心想着发力，没有意识自己已经站了起来。我重新坐到坐凳上，集中精力骑车，只想着骑车的技术和科学性。我不知道自己总共用了多少时间，只是奋力踩着踏板。

　　我冲过了终点线。我看了一下钟。
“8分02秒。”
　　我想，一定是弄错了。

　　我成了环法赛的领骑者。在我的运动生涯中，我第一次穿上将我与其他车手区别开来的黄色领骑衫。

　　回到营地时，我的队友们个个拥抱我，将我抱得最紧的是约翰。ESPN电视台的记者过来采访我，而我只有勉强接受采访。我感到口干，担心会在直播节目中晕倒。我说不出话来，话到嘴边就是说不出来。“真是没想到，”我嘶哑着嗓子说，“没想到。”

　　我看到安杜兰在人群外面。他推开人群走到我跟前，热情地和我握手，与我拥抱。

　　在环法赛中真的没有时间去庆祝分段赛的胜利。你首先会被领去接受药物检查，然后便是颁奖仪式，接过黄色领骑衫穿在身上。尽管我为环法赛做了精心准备，却没有料到会有这种时刻。对于穿上黄色领骑衫、感觉那布料从我上滑下来的这种激动之情，我没有任何准备。

　　基克在尼斯的家中从电视里看着我身穿黄色领骑衫走上领奖台。她在屋里高兴得又是尖叫又是跳跃，结果让胎儿抖动不已，也让狗狂叫不息。最后，我终于走下了领奖台，上了我们车队的野营车。我在那里拨通了她的电话。“宝贝，”我说。

　　我只能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了“哦，我的上帝啊！哦，我的上帝啊！哦，我的上帝啊！”然后她放声大哭。最后，她说道，“宝贝，你做到了。”

　　我还有第二个非常美好的胜利时刻。就在我穿过终点区时，我碰到了科菲蒂斯车队。科菲蒂斯车队所有的人都站在那里，那些在医院病房里认定我在世不多而离我而去的人。

　　“这是给你们的，”我说着就从他们身边走了过去。

　　 我们出发越过法国北部的平原。我是第一位效力于美国车队、骑着美国自行车、在环法赛中领骑的美国人。那天早晨，我看了一下日期：7月4日。

　　我突然感到一阵紧张。黄色领骑衫是一种责任。现在不是我向别人发起冲击，而是别人向我发起冲击。我以前还从来没有处在过捍卫黄色领骑衫的地位。

　　环法赛的最初几个赛段都是冲刺者们发力的平原。我们风驰电掣般地骑过那些平坦而单调的公路，一路上玩着速度控制游戏。精神高度紧张，主车群中到处都是小动作、明争暗斗、侥幸脱险以及环法赛中司空见惯的撞车现象。

　　车把手相撞，臀部相碰，车辆撞在一起。如果骑在主车群前面，这种小动作就会少一些，所以我们都尽量骑在最前面，但所有车队也都想骑到前面，而道路只有那么宽。由于有近200名车手在争取好位置，撞车也就成了难免的事。最初几天的主要战术便是躲避麻烦――但这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这场你争我夺的战斗中，由于大家都在运动状态中，你可能还没有回过神来就遭人暗算。在前一年的比赛中，凯文在那些平地赛段中摔了两次，山道赛段还没有开始就落后了15 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