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艳阳下》阿姆斯特朗自传

醉也无人管

重返艳阳下～阿姆斯特朗自传

－作者：（美）阿姆斯特朗 著，路旦俊 译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日期：2004-8-1

        作者简介：冠军车手兰斯·阿姆斯特朗，环法赛上的胜利被盛赞为“本世纪体育史上最值得纪念的时刻” 之一。1996年他创办了 “兰斯·阿姆斯特朗基金会”，一个旨在与癌症抗争的慈善机构。

         路旦俊，本书译者，男，1963年出生子江苏丹阳，1978年入长沙铁道学院，1985年赴美留学，现为中南大学副教授。主要译著有 《北行漫记》、《天堂的沦陷》、《水孩子》等。所翻译的《全国音乐院系教学总谱系列》曾获全国最佳引进图书奖。

          It’s Not About the Bike
          My Journey Back to Life
        –Lance Armstrong
         我继续向上攀登，山势变得越来越陡峭。
        那次的爬坡唤醒了我身上的某些东西。就在我向上骑的时候，我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想起了所有的转折点，我的童年，我早期的比赛，我的疾病，疾病又如何 改变了 我。也许是爬坡这种原始的行为迫使我开始面对我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在回避的那些问题。我意识到，现在是结束找借口逃脱责任的时候了。动起来，我对自己说。只 要你还能动，你就没有病。
        我继续往上骑。我看到了自己的一生，看到了其中的轨迹、良机，当然也看到了其中的目的。这个目的非常简单：我这一辈子注定要体验这漫长而艰难的爬坡。

                                                                                                                 ——兰斯·阿姆斯特朗

[ 本帖最后由 醉也无人管 于 2008-3-25 19:20 编辑 ]

赤影

生命就像环法自行车赛，不管酸甜苦辣，你要学会乐观的去面对。

寇哥

在心的震撼中阅读，受益匪浅。

王老师

深深地被感动着。
生老病死其实对每一个人都不太遥远。我们要向他那样，面对现实，笑对人生。
阿坶斯特郎永远活在我们每一个骑车人的心中。

[ 本帖最后由 王老师 于 2008-3-26 16:39 编辑 ]

卖花声

好，顶起来慢慢看！　　　　　　　　　　　　　　　　　　　

醉也无人管

后记-生命就象环法自行车赛

生命就象环法自行车赛，你知道终点在哪里，但你要一段一段地去骑过；

生命就象环法自行车赛，你知道会有很多难关，但你要一个一个去征服；

生命就象环法自行车赛，你可能不会穿上黄色领骑衫，但你同样会把沿途的美景尽收眼底；

生命就象环法自行车赛，你可能半路就会退出，但你同样能赢得掌声和鲜花；

生命就象环法自行车赛，有时上坡，有时下坡，有时风雨交加，有时艳阳高照，有时的道路狭窄崎岖，有时你的面前又会一马平川；

生命就象环法自行车赛，有时你要单打独斗，有时你需要队友的帮助；

生命就象环法自行车赛，有时你要勇往直前，当仁不让，有时你又要韬光养晦，蓄势待发。

生命就象是环法自行车赛，在你的路上，总会有风雨和坎坷，沉浸在过去的辉煌或痛苦中都无助于你取得胜利。你只有关注脚下的路，盯紧前面的目标，一站接着一站，一年接着一年，不断向前，向前，再向前……

醉也无人管

重返艳阳下～阿姆斯特朗自传（11下）

        我以为潘塔尼是位绅士，可他却不是。他对我不但不领情，而且公开说我那天不是最有实力的车手。我非常生气，在潘塔尼退出比赛前的各个赛段中与他展开了殊死较量。“很遗憾他终于原形毕露，”我对报界说。　　然后，我以他的另一个绰号“大象”称呼他；这是他最不喜欢听到的绰号，因为这个绰号在影射他的大耳朵。他更喜欢人们叫他“海盗”。潘塔尼则回击说：“如果阿姆斯特朗以为他和我之间的较量已经结束，那他大错特错了。”当潘塔尼两天后赢得了另一山地赛段――滑雪胜地库尔什瓦尔――的胜利时，他说他要向我报仇，“因此便有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结果”。
　　第十六赛段是从库尔什瓦尔到莫尔当真。比赛是在悲伤的气氛中开始的，因为比赛开始前首先为一位被大赛汽车压死的12岁少年举行了一个仪式。以这种令人心碎的方式开始比赛，车手们后来在体力上透支也就显得非常正常了。

　　 包括我和潘塔尼在内的每个人都猜到我们俩一定会在这个赛段进行你死我活的争斗，我们本来应该会的，但潘塔尼在当天第一个坡段上就毫无理智地开始发力。他后来说，他想搅乱环法赛，根本不在乎会有什么后果。他差一点达到目的，因为他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们每个人都吃尽了苦头。他以疯狂的节奏向前骑着，领先了其他人1分40秒，迫使主车群、尤其是我的队友们不停地追赶他。他们在这过程中都耗尽了精力。最后，经过两个半小时后，潘塔尼终于顶不住了。他落到了后面，最终比我们慢了13分钟。这是潘塔尼参加的最后一个赛段，第二天就因为胃疼而退出了比赛。但是我们都为此付出了代价。

　　与此同时，我也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当我们抵达当天最后一个坡段时，我的队友们因为要跟上潘塔尼的节奏都已精疲力竭地落到了后面。我在孤军奋战――而且饥肠辘辘。我意识到自己没有为这漫长而艰苦的一天吃下足够的代谢物，而现在又没有队友上来助我一臂之力。开始发力的车手接二连三地追了上来。我独自一人，而且没有了我平常惯有的爬坡体力。我尽量不惊惶失措，但我确实感到非常焦急。如果我的身体顶不住，那可能就会使我失去很多时间。赢得胜利，我是指赢得任何比赛的胜利，哪怕是5分钱套圈游戏（更不用说环法赛了），难就难在你的身心并非总能保持统一协调。大多数时候我们的身体和内心都牌互相矛盾的状态，而且对于公路自行车手来说，这一点尤其明显：当你的身体感到疲倦时，是你的意志在超越你想停下来的冲动。要么，当你的内心希望取得超出你能力的结果时，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它在干任何事情之前都需要代谢物和水。这两者偶尔也会和谐统一，这时的结果便是你身轻如燕地登上欧特卡姆；可当这两者互相对立时，结果便会是你艰难地挣扎着到达莫尔津。

　　离山顶还有6公里时，我开始落到了后面。我跟不上乌尔里希或维伦克。我的双腿无法按我的意愿那么飞快地用力，而且我张大嘴巴喘着气。埃斯卡廷超过了我，接着又有一位车手超了过去，然后又是一位。我只能在那山坡上苦苦挣扎。终于，我进入了通向终点线的下坡道，而维伦克早已获得了这个赛段的胜利。

　　我还算幸运，没有在那个山坡上完全失去我在总成绩上仍然领先优势。我最终只输给乌尔里希1分37秒，因此在总成绩上仍然领先于他约5分钟。不过，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没有输得超过3分钟，而事实上，我看到有些车手输了10分钟。那是我赛车生涯中最糟糕的一天。

　　再次获得环法赛的冠军开始显得不再是个梦想，但是有人说我那天疲惫不堪的神情证明我的状态在严重下降，说我在最后几个赛段中可能不堪一击。我知道其他车手会把目标瞄准我，会试探着看看我是否能够被战胜，尤其是在总积分上排第二名的乌尔里希。

　　我仍然没有在某个赛段中大获全胜。现在还剩下一个机会：最后一个计时赛，也就是从弗里斯堡到德国的米卢斯。乌尔里希出生于沿途将经过的梅丁根，因此一定会受到观众狂热的欢迎。那也是他战胜我并站到巴黎领奖台上的最后一个机会。我们将以最高速骑行1小时，完成58.5公里的路程。除此以外，你还不能将出现意外事故的可能完全排除在外。“只需一个人就能做出可怕的事情来，”我对新闻界说。尽管我非常想赢得一个赛段的胜利，但我最需要的还是平安抵达终点，以此来保住我在总积分上的领先地位。

乌尔里希比我早3分钟出发。他刚一出发，人群就开始欢呼，而且我觉得那欢呼声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没有片刻停顿。当我离开出发区时，那噪音几乎总是挥之不去。跟在后面的随行汽车里坐着美国邮政车队的总裁比尔?亨德森。
　　我起初边骑边看着我的心率监测仪，以确保没有超出我的体力极限，而且没有太过头。接着，约翰报告说我和乌尔里希在前11公里的用时相同。约翰给我亮了一下绿灯，示意我全力以赴去赢得胜利。

　　我加快了节奏，逐渐开始从乌尔里希手中赢得时间。约翰不停地通过耳机给我报告着情况：15公里过后，我比乌尔里希快了2秒，20公里过后比他快了5秒，33公里过后比他快了15秒。当我骑到52公里路标处时，我已经领先了他29秒。乌尔里希想反击回来，但我的速度太快，只比格里格?勒芒 1989年创造的时速54公里的纪录慢了一点点。

　　我领先乌尔里希25秒通过了终点线，而且骑出了环法赛历史上计时赛第二个最好成绩。勒芒的纪录仍然没有人打破。但是，在2000年这艰苦的环法赛中，我第一次终于感觉到自己有了一次完胜。尽管我不愿意承认，便如果我没有取得任何一个赛段的胜利就站在环法赛最后的领奖台上，我会觉得缺了点什么。

　　环法赛最漫长的赛段还在前面，但邮政车队平安地过来了。当天晚上，我们终于欢庆了一番。晚餐桌上多了啤酒和冰淇淋。那冰淇淋的味道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好了，结果我们让厨房把整个一桶冰淇淋都给了我们，然后心情地享受着。同一天晚上，基克和她父母以及路克赶到了巴黎。他们终于感到有把握可以开始庆祝了。他们一起聚集在乔治五世饭店一个包厢里，为我那些开始从奥斯丁赶来的朋友们举行晚餐。第二天早晨，车队登上了开往巴黎的东方快车，去参加象征性的最后一站比赛。

　　我冲过了终点线，四周又是一片美国国旗和德州州旗。我们是惟一一支所有9位车手都骑车进入巴黎的车队，这对于充满艰辛的环法赛来说真是一个巨大的成就。现在再也不会有人怀疑了。当我站在颁奖台上时，基克给了我一个惊喜：她给路克穿上了一件黄衫。她把路克递给我，我则让他骑在我的肩膀上。当天晚上，我们又在奥赛博物馆举行了一个盛宴，250位客人一起坐在一间屋顶画有壁画的包间里。当太阳渐渐从巴黎的地平线落下时，我又一次举起杯来向我的队友们祝酒。“我们已经学会了怎么做，”我对他们说，“我们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但最出色的祝酒词来自赏罗宾?威廉姆斯。罗宾是位狂热的自行车迷，专程赶到巴黎来看我们冲过终点线，并且想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一喜悦。他对我们车队队员说，“你们打动了我的心。”这句话让我们深受感动。

　　 该如何将2000年的胜利与1999年的胜利做一个比较呢？从体力上说，2000年环法赛更难取胜。当我那天晚上坐在那里时，我更像个精疲力竭的运动员。我想每位参赛者都为比赛终于结束而如释重负。对于一项体育赛事来说，3个星期就像房屋那样漫长，因此当比赛结束时，无论你获得的是第一名还是第一百零一名，那都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感受。那种成就感会永远改变一位车手。

　　另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是我的癌症经历不再是人人议论的话题――它变成了一个附带的话题。我不喜欢那样；我希望它能时刻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因为让人们意识到癌症的存在实在是太重要了。

　　自从这本书问世以来，人们不断问我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也就是“如果我能在癌症和赢得环法赛冠军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话，我会选择癌症”。我的意思是，如果我没有经历过与癌症的较量，我不会学到所有那一切。如果没有与癌症抗争过，我可能一次环法赛的冠军也赢不了，因为癌症教给了我一切。我绝对相信这一点。我有一种深深的有病在身的感觉，但我不仅不为此感到羞耻，而且把它看得高于一切。
比方说，我以前也刻苦地训练，从来不偷懒，但我现在则更加刻苦。我以前喜欢喝德国黑啤酒，喜欢吃墨西哥餐，但我面在严格限制我的饮食，几乎瘦到了憔悴的地步。我起初注意饮食是因为疾病的缘故，因为我要确保进入我体内的一切都能对我的身体有利，但我现在也明白，作为运动员，营养非常重要。
　　在得了癌症之后，我需要不同的感情补充，不仅仅只是愤怒。癌症迫使我对生活有了计划，而这个计划又教会我如何去为每一个更小的目标去制定计划，就像对待环法赛的每个赛段一样。

　　癌症也教会了我如何去对付失败。它教会我一点：人有时候会失去一些东西，如健康、一个家或过去的自我，但这些在人生的轨迹中有自己的价值。

　　我那年夏天还有一个目标――在悉尼奥运会上赢得金牌。虽然我没有如愿以偿，但那次经历也有着其自身的价值。我为参加夏季奥运会整整等待了4 年，因为我在前一届亚特兰大奥运会上由于不知道自己生病而成绩差强人意。我在公路赛和计时赛中分别名列第十二名和第六名，这样的成绩当时很让人失望。我只是后来才知道自己是在和十几个肺部肿瘤较量。

　　可是我现在已经康复，我希望悉尼奥运会能成为一个欢庆胜利的场合，而且悉尼奥运会恰好在10月2号结束，那正是我被诊断出患有癌症的纪念日。

　　关键是找到一个办法在环法赛结束后相对较短的时间里为奥运会调整到最佳状态。我决定不是去试图保持我的体力，而是要消耗我的体力，然后再为去悉尼奥运会重新恢复体力。我和基克回到了尼斯的家中，在那里呆了几天，然后走马灯似的去了纽约、洛杉矶和奥斯丁，为我的赞助商们出席一些赛后的见面会。等我最后终于回到尼斯时，重新恢复训练的感觉几乎就像是休息。

　　每天早晨，泰勒?汉米尔顿、弗兰基?安德鲁和我都会去尼斯城外的山中，找一些人迹罕至的道路来训练。我们可能一天骑上3个10英里或15英里的坡道，耗时6个小时。尼斯城外有许多很好的坡道，而我对它们非常了解，其中一些简直就像我家的车道一样了如指掌。

　　8月的一个下午，我们骑行在一条蜿蜒狭窄的道路上，这里从来没有任何汽车。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那些山中生活，在那些山中训练。我知道哪些道路车流较多，哪些道路没有车辆、适合骑车。我以前从来没有在那条道路上见到任何车辆――直到那一天。

　　我骑到了一个急转弯处，泰勒紧跟在我后面。我坚信那个拐弯处绝对不会有汽车出现，因为我以前在那里骑过几百次，柏油路面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车辆。我猛地冲进了那个弯道，一辆汽车向我迎面驶来。我根本来不及停车，也来不及躲闪。汽车迎面撞上了我，我飞到了空中。

　　泰勒先听到了撞击声，然后再看到我出了事。“那声音太可怕了，”他说，“我以为你死定了。”他听到了金属的撞击声，以及什么东西破裂的声音，然后他看到我头朝前飞过了汽车的发动机罩。我摔到了公路上，而且是头先着地。开车的人猛地一个急刹车，然后跳下车，跑到我跟前，惊恐未定、语无伦次地问我是否被撞伤。我起初以为自己没什么大事。我当时很清醒，身上好像也没有什么地方骨折。我那自行车的状态似乎要比我差得多。车倒在地上，成了一堆废铁和烂橡胶。车身断成了3截。我设法让车主平静了下来，然后说我们没事，我也不需要帮助。我用手机给基克打了个电话，让她开车上来接我们。我简直不敢相信会碰到迎面撞上那辆汽车的恶运。我可以告诉你那是什么样的长镜头：泰勒、弗兰基和我在那条公路旁坐了1个小时，等待着我妻子来接我们。下一辆经过这里的汽车是基克的，整个那段时间里没有一辆汽车经过那里。
第二天早晨，我预料自己会浑身疼痛，结果果然如此，而且颈部和肩膀更是疼痛难熬。我无法转动脑袋，每动一下都像刀扎一样疼痛。我们开车去了医院，与我的老朋友核磁共振仪一起度过了一点时间，结果发现第7颈椎骨骨折，也就是说，我的脖子断了。尝试了这么多年后，我终于做到了。
　　我在床上躺了几天。消息传出后，各家体育报纸开始推测我究竟还能不能去悉尼参加比赛。我对个说这完全取决于我的医生们怎么说，但真实的情况是，除非医生们说这次受伤危及到生命，否则我一定会去悉尼。我到过世界各地，但是没有去过澳大利亚，而且这辈子没有比参加奥运会更好的理由去那里。

　　稍微好一点后，我立刻回到了自行车上。我的头还不能转动得太厉害，因此我很难看到两侧的动静。不过我能够靠骑车来恢复体力。颈部慢慢好了起来，等到我生日那天我们登上去悉尼的飞机时，我已经康复了80%，而且还可以在澳大利亚继续训练一个星期，继续康复。奥运会有两个自行车项目：历时一天的公路赛和时间较短的计时赛。我感到自己在公路赛中获胜的机会并不大，因为比赛线路在平地，对那些冲刺型车手有利，但我有望在计时赛中获得金牌。

　　悉尼与我们想象中的一样美丽。碧绿的海湾似乎在拍打着摩天大楼的底座，红树丛掩映着那些古老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大桥。这届奥运会惟一令我失望的就是我的表现。我在公路赛中名列第十三，冠军是扬?乌尔里希。我倒是没有感到太难受就接受了这一结果，因为平地赛道不是我的强项。我只能比较现实地将夺得奖牌的希望寄托在计时赛上。

　　但我在计时赛中也遇到了强劲对手，结果只获得了铜牌。

　　当我独自出发时，从悉尼板球场一直蜿蜒到海滩再回来，而且要骑3圈，我已经知道我在邮政车队的队友维亚切斯拉夫?埃基莫夫创造了惊人的成绩。我开始时表现不错，第一圈结束时只落后于他1秒钟。但一圈半过后，我比他落后了3秒钟。我似乎无法使自己的身体运动得再快一点。

　　我已经在全力以赴―― 我的心率监测器已经告诉了我――可我与他的差距却越来越大。第二圈过后，我比他慢了6秒钟；到了第三圈也就是最后一圈时，我能够感觉到差距越来越大，结束时也没有有缩小差距。我在奥运会上没有创造出奇迹。我通过终点时的成绩是58分14秒，比埃基慢了34秒，比乌尔里希慢了26秒，只获得了铜牌。

　　我已经竭尽全力。如果你为一项赛事做了准备，而且竭尽全力，但你仍然没有能够获得冠军，那么你只能说，“这个冠军不属于我”。它也确实不属于我。埃基是名副其实的冠军。尽管失利让我很伤心，但我也为他高兴，因为他在环法赛上曾经不遗余力地协助过我。

　　颁奖仪式结束后，我从我的自行车旁走过，高兴地亲吻了我妻子。基克为我感到骄傲，她后来说她真希望路克能够看到我们希望他在面对失败时能够成为的那种人。这让我感到非常骄傲，就像我在她面前做过的任何事情一样。

　　 我有时候觉得癌症所做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推倒了我心中的一堵墙。在患上癌症之前，我完全用“胜利者”和“失败者”来界定自己，但我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那种僵硬的虚荣感。这有点像我的头发。我以前非常在乎自己的外表，时刻担心自己的形象，而且出门前一定要将头发梳整齐。我现在却将头发全部剃光。我妻子用一把理发推子替我修剪，结果这种发型非常容易料理，我将一辈子留这种发型。

　　自从生病以来，我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在乎别人是否喜欢我。我虽然仍然有点在乎，但随着我儿子的降生，这种在乎日趋减少。我妻子喜欢我，我希望我儿子也喜欢我。我现在希望得到他们的好评。我们要参加一个聚会。那是10月1日，第二天就是10月2日，标志着我被诊断出癌症已经整整4年。在癌症病人的世界里，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日子，而对我个人而言，它是我生命中最后重要的日子，比任何生日或者节日都更重要。任何成功与失败都无法与其相比。

　　基克将我的这个纪念日称作“抓紧时机”日，以提醒我们要时刻抓紧时机。我们每年都用这一天来庆祝我们的生存。我们提醒自己，大家所说的我战胜癌症是没有道理的。战胜癌症的是药物，是医生们。我只是幸存了下来。我们提醒自己，根据最新的癌症幸存比例，我根本活不了。

　　我将用我的余生来思考我的幸存。癌症不再耗费我的生命、我的思想或我的行为，但它所带来的变化已经扎根在我身上，永远无法改变。我已经明白，急剧运动是我生活中所必需的，就像呼吸一样重要和简单。我不相信自己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去骑车或生活。而且我已经学会了多一份思考，学会了不再口无遮拦地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尤其重要的是，我已经明白，如果某个星期非常艰难，我所要做的就是靠在沙发上思考一下。说出“这些事已经不再令我烦恼了”这句话已不再那么困难。

　　于是，在我没有能获得金牌、只得到了铜牌的那个晚上，我和基克请我们一些最好的朋友一起在悉尼港的一艘游轮上吃晚饭，而且为世界上还有其他自行车赛事这一事实而欢庆。我们为我的健康而欢庆，然后我们一家人幸福地回到了奥斯丁的家中。

　　我仍然将自行车骑进奥斯丁城外那些丘陵乡间，卡车也仍然鸣着喇叭从我身旁驶过，但现在有许多卡车司机能够通过我身上美国邮政车队的队服认出我。有些司机朝我挥手，有些想把我仔细地看清楚，当然有些也仍然想把我撞下公路。我仍然在骑车，骑进那些时隐时现的高山中，骑上那些陡峭的山坡――那里的绿色树叶在寒冷的阳光中颤抖。

醉也无人管

(11)　再创奇迹　ENCORE

        痛苦是暂时的。它可能持续一分钟、一个小时、一天或一年，但它最终会渐渐淡去，被别的不同的感觉取而代之。但是，如果我现在就急流勇退，那么这种痛苦将会伴随我的一生。这种低头认输的举动，即使是自甘放弃的最小的举措，都会一辈子陪伴着我。于是，当我产生告别赛场的念头时，我问我自己：我更希望有什么陪伴我度过一生？勇敢地面对这个问题，找到坚持下去的办法，这才是真正的回报，而且这种回报远甚于任何奖杯。我在2000年赛季将重新学会这些。

　　你现在应该已经猜到我陷入了痛苦之中。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内心感情的自然流露。在每一场比赛中，车手都会在某个时刻遇到真正的对手，并且明白这个对手就是他自己。我骑在车上最痛苦的时刻也是感到最好奇的时刻，我每次都想知道自己会如何反应。我会发现自己内心最深处的弱点呢，还是会发现内心深处的力量？至于我是否能骑到终点，则是一个永远没有定数的问题。你也许可以说痛苦是我选择来探索人类心灵的途径。

　　我并非常胜冠军，有时候我甚至只能竭尽全力骑到终点。但是，每参加一次比赛，我就感觉到对自己的生活能力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因此，我要继续骑下去，我要竭尽全力地骑下去，即使在没有这个必要时也一样。我不想长生不老，走到生命尽头时我也会死去，但在那一刻到来之前，我要一直骑着我的自行车 ――我大概会骑在车上倒下。

　　当我每年重新骑到车上，重新试图在环法赛中夺冠时，我便又一年摆脱了疾病的阴影。也许这就是第二次赢得环法赛冠军对我来说如此重要的原因 ――因为对我来说，骑车就是生存。我打算再次赢得环法赛的冠军，其中的原因是谁都不相信我能做到。人们认为我1999年重返赛场已经是个奇迹，但我自己却已不再将我和自行车生涯视作是重返赛场，而是将它视作一种证明，视作我作为一名战胜癌症的病人所做的一切的一个继续。

　　如果不在环法赛上再次获胜，任何其他的努力对我来说都像是自动认输。再创奇迹不是件容易的事，但这也正是我最喜欢朝这目标努力的原因。自从我获得1999年环法赛的冠军之后，我妻子比以前忙多了，杂事也多了起来，不过心情很愉快；我又刚刚做了父亲，而且在与抗癌斗争中更加积极，广告和公司方面的事情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对那些曾经坚定地支持过我的赞助商们。我想那些对我持怀疑态度的人一定认为让我分心的事太多，或者认为我缺乏连续两次赢得世界上最艰苦的赛事所需的体能。但是，如果说这世界上有什么话我最不愿意听，那就是说我无法做到什么事。说我无法做到某件事其实就是确保我去做它的最佳办法。

　　在2000年环法赛开始前所有的议论中，人们仍然认为我不可能获得冠军，仍然认为我只是环法赛历史上的过客，只是一个让人感动的癌症幸存者，只是第一位骑着美国造的自行车且代表美国车队赢得环法赛冠军的美国人。

　　人们议论其他每位车手，议论1999年环法赛缺席的那些伟大的车手：因伤病而没有参加比赛的德国人扬?乌尔里希，因违禁药品事件而暂时告别赛场的意大利人马科?潘塔尼。他们议论在山区赛段给对手带来威胁的法国爬坡高手理查德?维伦克。他们议论亚伯拉罕?奥兰诺，议论亚力山大?祖尔。如果他们提到我的名字，那也是在议论潘塔尼和乌尔里希时，以及议论我没有能证明在他们参赛的情况下也赢得环法赛的胜利。但是我们都将出现在2000年的环法赛上，无病无恙而且体能充沛，这将使这一年的环法赛变成10年来竞争最激烈的一场比赛。这一次，我所有的最强劲的对手都将出现在出发线上。

　　惟一真正相信我能获胜的只有我那些美国邮政车队的队友们，可在我春天遭受到我运动生涯中最惨烈的撞车事件之后，就连他们也不免怀疑我是否能成功卫冕。我们又一次采用了训练营模式，在4月和5月份花了两个星期一起骑车穿越法国那些山峰，研究我们比赛时要经过的线路。

5月5日，我们在比利牛斯山中刻苦地训练着。我们在欧特卡姆山上练习，因为那将是2000年环法赛最艰难的爬坡赛段。天很热，于是我在爬坡时摘掉了头盔，将它递给随行汽车中的一位车队助理。当我们开始以高速下坡时，我忘记了将头盔要回来。
　　突然，我的前轮撞到了一块石头上，轮胎“啪”的一声爆了。车把从我的双手飞了出去。那条道路很窄，我的自行车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向土墙撞去。我头朝前撞了上去。日光似乎炸了开来，然后便是一片漆黑。

　　墙的旁边有块草地，上面摆了张野餐桌，桌旁坐着两位法国裔加拿大游客。幸运的是，这对加拿大恰好都是医生。我在离他们不到10码远的地方撞到了墙上。

　　我蜷作一团躺在那里，飞快地瞥了一眼自己的胳膊和大腿，看看是不是断了。我意识到除了脑袋外，哪里都疼得不是太厉害。我的耳朵在嗡嗡作响，不过我可以听到那两位医生在吩咐我不要起身。我的整个右脸已经肿了起来。就在我躺在那里时，约翰掏出他的手机，呼叫了救护车，而那两位医生则将冰敷在我的头上。约翰打完电话后，那位法裔加拿大先生告诉约翰，说我是多么幸运。

　　“当我听到他的头撞到墙上的声音时，我百分之百地相信我来到这里时一定会见到一位死人。”他说。

　　我听到他这么说时，我感到有点想吐。救护人员终于赶来了。他们给我全身检查了一下，认为我应该去卢尔德市的医院进行观察。我坐着救护车去了那家医院，并且在那里过了一夜，然后回到尼斯的家中，休整两个星期。我躺在沙发上，眼眶青肿，等待着我的脑袋恢复到正常大小。基克虽然对我充满了同情，但她一想到我居然会忘记戴头盔就高兴不起来。

　　“我是一只猫，”我说，“现在已经少了两条命。”

　　1个月后，我独自一人在约翰的陪伴下回到了欧特卡姆，去完成我的训练计划。这个赛段将人非常关键，而我也想摆脱掉在摔车地点可能会感受到的任何阴影。那是一个大雨瓢泼的寒冷日子，我费劲骑了4个小时才到达山顶。约翰将随行车停在山顶，递给我一件外套和一些热巧克力。

　　“太棒了――现在要保持身体暖和，”他说。可我感到不对劲。

　　“我好像还没有弄懂这段坡道，”我说。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感到自己仍然没有完全掌握它；我并不因为自己能够征服如此艰难的赛段就感到高兴。那是一条起伏的坡道，有些地方比其他地方陡得多。要想完全明白一个爬坡赛段，你就得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感觉最困难，需要全力以赴；什么地方可以稍稍休息一下；什么地方可以冲刺。

　　“你想怎么办？”约翰问。

　　“我要再骑一遍，”我说。

　　结果，我真的又骑了一遍。我们开车回到山脚下，然后我重新开始爬坡，又是4个小时的上山路程。我可以肯定我是惟一愿意在那种天气里骑上那个山坡的人，更不用说骑两遍了。但这正是关键所在。
总而言之，这次受伤还不是可能会发生在我身上的最糟糕的事。几天后，我恢复了训练，而且很快便感觉到自己的状况好得出奇，我甚至担心最佳状态可能来得太早，结果没有足够的体能去在环法赛上取得好成绩。

　　 2000年的环法赛将逆时针环绕法国，并将包括一些我们从来没有骑过的最艰难的赛段。我们将从“未来城”出发，而且首先是10公里计时赛，然后便是一些对那些冲刺型车手非常有利的平地赛段。接下来，就我个人而言，真正的比赛从我们在第十赛段进入比利牛斯山区才真正开始。
　　抵达“未来城”的感觉非常奇特，就仿佛我几天前刚刚离开那里，而实际事件已经过了整整一年。我的时间概念似乎已经完全错乱，而下榻在前一年住过的同一家旅店则更加深了我的似曾经历过的幻觉。这从某种意义上说算是在给我打气：让我感觉自己似乎知道如何赢得环法赛的胜利。　　我的队友们也有同样的感觉；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已经是加盟邮政车队的第四个看着。我们从两辆摇摇欲坠的野营车开始，现在已经变成了一支由各种设施齐全的卡车和大客车组成的汽车队。

　　对于环法赛来说，有一点必然会出现，那就是出乎意料的事。在它长达3个星期的赛程中，一定会有突如其来的发力、令人瞠目结舌的撞车、以及意想不到的领骑者。“未来城”立刻就证明了这一点。我的好朋友，苏格兰的大卫?米拉从我手中夺走了黄色领骑衫。

　　对于所有180名参赛车手来说，这一天开始时做的第一件事情完全相同：验血。我在出发区听说有3位车手因为血细胞比容过高而被取消了比赛资格。比赛刚开始就已经有了使用违禁药品的例子――对于这个话题我早已听厌了。

　　但是真正成为人们议论焦点的是米拉。米拉23岁，四肢修长，为人懒散，爱说爱笑，潜力巨大。他喜欢心情享受，习惯于每年除夕都在不同的国家度过。他虽然是第一次参加环法赛，但你从那场计时赛中根本看不出来，因为他像浑身是劲的大力士一样骑完了整个赛段，只用了19分03秒。我原来打算重演我一年前在计时赛上取得的辉煌胜利，但当我看到大卫的成绩时，我突然意识到这要比我预料得难得多。

　　轮到我了。当我骑上第一个山坡时，我比米拉和乌尔里希的成绩快了4秒多。但是，赛道拐进了葡萄园和向日葵田，我遇到了强劲的迎面风，当我到达半路计时点时，我已经比米拉慢了3秒。我加快了节奏，在离终点还剩下4公里处时，我又比米拉的用时快了1秒。但这时的我已经筋疲力尽，最后1公里的感觉已经说不清是炎热还是疼痛了。我骑过终点线时看到终点区巨大的屏幕上打出了我的成绩。我久久地盯着我的成绩，然后又盯着米拉的成绩。他坚持到了最后，比我快了1秒钟。当大卫看到自己获胜时，激动得放声大哭。当天晚上，他穿着黄色领骑衫睡到了床上。知道获胜的是大卫多少减轻了一点我的失望之情，而知道我们邮政车队至少不必捍卫黄色领骑衫则多少让我感到松了口气。我们都很高兴让科菲蒂斯车队去操心捍卫黄色领骑衫的事。

　　环法赛开始时要兜一个大圈子，将我们带到利摩日。第一天从车上摔下来的有泰勒?汉密尔顿。不知为什么，主车群中产生了连锁反应，每个人都刹住了车。泰勒从时速60英里猛地一刹车，从车上摔了下来了。我们心跳只有一个念头：避免灾难。最可怕的威胁可能要算来自一支法国摄影小组，他们的汽车差一点在我们骑车训练时从侧面撞上我们。
我们成功地在毫发无损的情况下完成了最初的赛段，车队谁也没有因为撞车而失去时间。不过，在第一个星期中期，我们有一次差一点遇到灾难。那是从南特到圣拉扎尔赛段穿过卢瓦尔河时微妙的车队计时赛中。在车队计时赛中，每个车队的赛段计时是由车队第五名队员通过终点线的用时而决定的。然后，这个成绩被加到每位车手的总成绩上。我们5个人必须作为一个整体通过终点线，否则我就会失去大量时间，而这甚至可能对环法赛的总成绩产生影响。
　　圣拉扎尔城外有一座巨大的桥梁，桥拱相当于一个艰难的爬坡。当我们骑到桥面时，遇到了一股劲风，风力达到了每小时50英里。情况更为糟糕的是，风从侧面吹来，呼啸声大得我们根本听不到其他队员在说什么。　　当弗兰基?安德鲁大声喊叫“慢一点！”时，我们――包括骑到前面的我――什么也没有听到。我们车队正在全速通过大桥，弗兰基和泰勒最后能追上我们并和我们一起通过终点线真是个奇迹。我们获得了第二名，但我们有可能会付出这样沉重的代价：由于他们车队表现欠佳，祖尔在那一天丢了4分钟，埃斯卡廷丢了两分钟。对于他们来说，整个比赛才刚刚开始就差不多已经结束了。

　　从利摩日再到达克斯，接二连三的冲刺赛段，令人精疲力竭的49公里的时速。这些赛段全靠泰勒和我们速度型的新队友维亚切斯拉夫?埃基莫夫。有时候大雨如注，我们戴着风镜几乎什么也看不见，而且在比赛刚开始的这些日子里，主车群中仍然是常见的玩心眼和勾心斗角。昂斯车队指责我们故意挡住他们的领军车手劳伦特?加拉伯特，目的是确保我的领先地位。过了一天，加拉伯特骑在主车群前面时突然将车停在路边去“给花浇水”。环法赛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你不能在领骑车手方便时突然发力，但有人却不吃这一套，结果整个主车群勃然大怒，将他赶到了后面，似乎要教训他一下。

　　在第九赛段中，泰勒又一次碰到了连环撞车情况，结果又一次从车上摔了下来，而且因为摔在某位车手的车把上胸口严重擦伤。但平地赛段终于结束了，而且我们如愿以偿：既没有人严重受伤，也没有失去时间。我自己也如愿以偿，排名第十六，领先于其他竞争总成绩冠军的车手：领先乌尔里希45秒、祖尔4 分05秒、潘塔尼5分12秒、维伦克5分32秒。

　　现在进入了山区。前面就是山雾袅绕的比利牛斯山，气温不到10度，春天撞车以及脑震荡的经历仍然记忆犹新。第十赛段的终点是山顶小镇欧特卡姆，最后13公里全是上坡。我那天早晨在达克斯醒来时，天又下起了雨。我认为那是发力的最佳天气，因为我知道其他车手不喜欢这种天气。　　头10个赛段已经有9个赛段的比赛是在雨中进行的，因此我根本不在乎这雨会不会停。我又一次，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能承受痛苦。“这对我来说是个好日子，”我心中暗想。

　　但我的如意算盘没有把一个人考虑进来，这便是一位名叫雅维尔?奥特肖亚的巴斯克车手。他神话般地一整天都在发力。比赛开始1小时后，奥特肖亚和另两位车手在山脚下突然冲出，领先了主车群其他车手将近17分钟。我们骑到山上时，人人都开始在雨水中发拦。等我们接近欧特卡姆时，我仍然落后于奥特肖亚10分钟，而且没有任何队友助我一臂之力，因为恶劣的天气以及一整天漫长的你追我赶已经让他们疲惫不堪。

　　当欧特卡姆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告诉自己这段坡道不是一个障碍，而是一个机会。这个赛段一路领先的奥特肖亚最终一定会在这里感到疲倦，而我则希望能在这里超过他。其他车手的想法也完全一样，尤其是潘塔尼和乌尔里希，因为他们准备证明我前一年只是侥幸获胜，根本无法再创奇迹。现在正是我和他们在山区一决高低的时候。

　　潘塔尼在进入山坡1公里处首先发力，祖尔跟了上真壮观。我飞快地站起身，冲到了潘塔尼的后车轮处。我以稳定的节奏向前骑着，超过了祖尔，并且在离终点还剩10公里处超过了潘塔尼。我在车凳上坐了1分钟，然后重新站起身，追上了骑在前面的7位车手，其中包括维伦克。我冲到了他们的前面，领着他们骑了一会儿，然后再次使劲踩起了车蹬。现在，我和奥特肖亚之间已经没有了其他车手，只剩下我和他以及坡道。我开始发力。

　　约翰通过耳机不断地轻声向我通报着时间和距离：还剩下5公里，奥特肖亚还领先于我4分58秒；还剩下3公里，奥特肖亚领先于我3分21秒；还剩下2公里，他仍然领先于我2分14秒。
我想赢得这个赛段的胜利，但是在我的前面，奥特肖亚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向前骑着。他现在已经领骑了这个赛段150公里，而且我们已经在欧特卡姆之前的陡坡上骑行了半个小时，可他仍然拒绝认输，尽管他现在基本上是疲惫不堪地在机械地踩着车蹬。追上他已经不可能。
　　他领先我41秒通过终点线。我已经竭尽全力在追赶他：他在进入最后一个坡道时领先于我10分30秒，我赶回来了将近10分钟，可仍然不够。我没有心情――也没有精力――去感到失望；我只能向奥特肖亚的这一英雄壮举表示敬意。我实现了我的愿望，作为总成绩领先的黄衫穿到了我的身上，而且我从其他竞争对手那里赢得了许多时间：赢了埃斯卡廷1分20秒，祖尔3分05秒，乌尔里希3分19秒，潘塔尼5分10秒。我已经在其他环法赛冠军参赛的情况下证明了我自己，而且是在重要的欧特卡姆爬坡赛段上。虽然我没有赢得这个赛段的胜利，但我在这个赛段的表现最终将会变得像我前一年在塞斯特里尔爬坡赛段的表现一样意义重大。

　　 但是接踵而来的是世界上最艰难的爬坡赛段，要一直骑到海拔6263英尺的旺图山山顶，而且那里空气稀薄得几乎没有空气可呼吸。旺图山山顶就像布满环形山的月球景色，寸草不生，狂风肆虐。这里几乎没有空气，没有绿树。每位车手都害怕这地方。我那传奇般的朋友埃迪?墨克斯在1970年获得了旺图山赛段的胜利，但他在冲过终点线后不久就昏了过去，只好进行输氧并立刻被送到了急救车上。赛车界的每个人都知道英国车手汤米?辛普森的悲剧，他于1967年在这个赛段的爬坡过程中离开了人世。辛普森在接近山顶时倒了下去，虽然死因是酒精和安非他明再加上中暑，但这座山峰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这个赛段相对较短，只有149公里，但赛段的最后却是寻要命的21公里爬坡。我后来听说有三十多万人出来看我们征服旺图山。当我们进入第一个坡段时，我和其他6位车手骑在一起，其中包括乌尔里希、维伦克和潘塔尼――可能是当年环法赛最有实力的车手。距离山顶还有大约5公里时，潘塔尼开始发力。我站起身追了上去，并且在剩下3公里时终于和他并驾齐驱。我用蹩脚的意大利语对潘塔尼说，“Vince！”，意思是“你可以赢。它归你了。”

　　但是潘塔尼误解了我的意思。他以为我说的是“Vitesse”，即法语中的“快点”这个词。他觉得我是在和他叫板。

　　我们以相同的节奏一起骑着，与呼啸的狂风以及身体的疲惫相抗争，直到最后1公里的冲刺开始。这时，我做了一件无意之中让他更加生气的事。当终点线出现在眼前时，我们拼着劲向它冲去，我决定不去和他争夺这一站的胜利。我认为潘塔尼是位了不起的车手，因为违禁药品的争议，过去的一年非常不顺。他正在努力重新赢回自己的信心和心态。他无疑具有自行车车手的身材，粉红色的赛车手的皮肤，光秃秃的脑袋上裹着扎花印染头巾，耳朵上戴着耳环，而且给自己起了一个绰号：海盗。他那天骑得非常勇敢，因此我认为他应该获得一赛段的胜利。我放慢了速度，把这一赛段的胜利让给了他，自己则在2000年赛季中第三次名列第二。

　　这是一个让我后悔不迭的决定。

　　事后不断有人问我是否在最后阶段竭尽全力，我回答“是”。我那天非要坐在车凳上吗？你应该明白，无论是从战术上还是从与他人的关系上来说，在环法赛上赢得太多赛段的胜利都是个错误。主车群中有条不成文的规定，极其反感个人贪欲，而且我非常尊重这条规定。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帮助其他车手，不一定需要的赛段胜利可以让给别人。对于美国人来说，那听上去可能像自动弃权，但这却是很高的荣誉。我已经穿上了黄衫，如果再去争夺一个赛段的胜利就会显得贪心不足。

　　在我看来，作为总积分的领先者，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去赢得赛段的胜利是对其他车手的侮辱，可能还会危及到他们的运动生涯。赛段冠军也是了不起的胜利，能够让赞助商们高兴。主车群内有着一致的看法，即我们都是以此为生的职业车手，都有自己要承担的责任，都有自己要养活的家人。在暂时已经确保总积分的情况下，我认为我不再需要新的赛段胜利，因为那可能只会使我树敌太多，使更多的人试图在后面阻挠我夺冠。

醉也无人管

(10)　麦片盒　THE CEREAL BOX

       实际上，如果你要我在征服环法赛和征服癌症之间做一个选择，我一定会选择癌症。这听上去有些古怪，我居然更愿意戴着癌症幸存者的头衔，而不是环法自行车赛的冠军称号，这是因为癌症影响了我做一个人、一个男人、一个丈夫、一个儿子和一个父亲。

　　在巴黎冲过终点线后的最初几天里，我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当我平静下来正确地看待这一切时，我问我自己，为什么我的胜利会对人们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也许是因为疾病无所不在――我们都生过病，没有人百病不侵――而我在环法赛中的胜利是一种象征，证明你不仅可以战胜癌症，而且可以在癌症之后继续辉煌。也许正像我朋友菲尔?耐特所说，我是一外希望。

　　比尔?斯泰普顿终于说服我同意飞到纽约一天。耐克给我提供了他们的私人飞机，基克与我同行。在纽约，我们终于明白了这场胜利所带来的广泛影响。我在耐克专卖店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纽约市长来了，唐纳德?特朗普也来了。》我参加了电视节目《今日》和大卫?雷特曼的谈话节目。华尔街请我去敲响证券交易所的钟声。当我走进交易所时，所有的股票经纪人爆发出持久的掌声，让我感到非常意外。我们离开交易所时，我看到人行道上聚集了一大群人。我对比尔说，“不知道这些人在这里干什么？”

　　“他们都是为你而来的，”比尔说，“你现在开始明白了吧？”

　　后来，我和基克走进了儿童用品商店。店里的人个个顺着货架走过来和我握手，请我签名。我非常惊讶，但基克一点也不慌张。她只是开心地说，“我看我们得买一些一次性尿布和装脏尿布的桶子。”

　　对于我们来说，战胜癌症后还有一件更为平常的事：做父亲。

　　我起初很担心。我与自己的父亲一直关系不好，所以我担心我与自己孩子的关系也不会太好。

　　我试着练习做一个父亲。我买了一个抱孩子用的背带，将它套在自己身上，在家里走动。我去厨房做饭时也将它系在身上，坐在办公室里回电子邮件或打电话时也系着，甚至在后院散步时也系着它，心中想象着里面睡着一个小家伙。

　　我和基克去医院看了看那里的设备，一位护士简单介绍了基克临产的经过。

　　“孩子出生后将被放在克里丝汀的胸前，”她说，“然后我们会剪断脐带。”

　　“脐带由我来剪吧，”我说。

　　“可以，”护士笑着说，“然后，会有一位护士给孩子洗澡……”

　　“我来给孩子洗澡。”

　　“可以，”护士说，“然后，我们会抱着孩子去……”

　　“我来抱，”我说，“那是我的孩子。”

　　怀孕后期的一天下午，我和基克开着各自的汽车在办自己的事，结果发现自己跟在她的车后面往家开。我觉得她车开得太快，于是我拨通了她的车载电话。

　　“开慢点，”我说，“你怀着我的孩子呢。”
在临产前的最后几个星期里，基克喜欢告诉别人，“我就要有第二个孩子了。”
　　10月初，预产期前两星期，比尔?斯泰普顿和我去了拉斯维加斯。我要在那里发表一个演说，并且出席几个商务会谈。我给家里打电话时，基克说她浑身出虚汗，有种奇怪的感觉，但我起初并没有把这当回事，而是继续忙自己的事。事情忙完后，我和比尔急忙去赶下午回达拉斯的飞机，然后可以在傍晚转机回到奥斯丁。

　　我从达拉斯机场一个单间休息室给基克打了个电话，她说她还在出虚汗，而且已经开始子宫收缩。

　　“得了吧，”我说，“现在离孩子出生还早着呢。这很可能是虚惊一场。”

　　基克在电话另一头说，“兰斯，我不是在和你说笑话。”

　　这时，她的子宫又收缩了一次。

　　“好吧，好吧，”我说，“我马上就到家了。”

　　我们登上了去奥斯丁的飞机，坐到座位上时，斯泰普顿说，“我给你一个婚后的小建议。我不知道你妻子是不是今天晚上会生孩子，但我们飞到空中后应该再给她打个电话。”

　　飞机开始滑行，可我无法耐心地等待飞机起飞，于是我从飞机跑道上用手机拨通了她的电话。

　　 “究竟怎么样了？”我说。

　　“我现在的宫缩每次持续1分钟，间隔5分钟，而且宫缩时间越来越长。”她说。

　　“基克，你觉得孩子今晚会来到世上吗？”

　　“是的，我觉得孩子今晚就会生下来。”

　　“飞机一着陆我就给你打电话。”

　　我挂上了电话，向空姐要了两瓶啤酒。比尔和我碰了一下酒瓶，共同为孩子干杯。从达拉斯飞到奥斯丁只需要40分钟，但我的腿一路上都在颤抖。飞机一着陆，我就再次拨通了她的电话。基克通常在接电话时会用非常热情的声音说一声“你好”，但这次她的那声“你好”却非常麻木。

　　“宝贝，你感觉怎么样？”我尽量平静地问。

　　“感觉不好。”

　　“情况怎么样？‘

　　“等一下，”她说。

　　又是一次宫缩。1分钟后，她重新拿起了电话。

　　“你给大夫打电话了吗？”我问。

　　“打了。”

　　“大夫怎么说？”

　　“他说你一到家我们就去医院。”

　　“好的，”我说，“我就回家。”

　　我踩足了油门，在限速35英里的地方以105英里的时事飞驰。汽车发出刺耳的尖叫声驶进我们家的车道。我扶着基克上了车，然后小心翼翼地将车开到圣大卫医院――也就是我接爱癌症手术的那家医院。

　　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孩子的降生是个奇迹，是你经历过的最伟大的时刻，那你千万不要相信他，因为那个过程不仅恐怖，而且让你提心吊胆。那可以说是我一生当中最可怕的一夜，因为我为基克担心，为孩子担心，为我们全家担心。

　　我们后来得知，基克已经开始分娩3个小时了。产房的医护人员看了她一眼就告诉我她虚脱得非常厉害。我告诉基克，“你真是匹种马。”更糟的是，孩子“面朝上”，也就是说他的脸朝着尾椎骨，因此她后背疼得厉害。

　　由于孩子粗大的一头先出来，基克的分娩因而非常艰难。她用劲，她流血。大夫最后说，“我们得用真空吸出器。”他们拿来一个看上去几乎与浴室通管器一模一样的玩意儿，将它接到了我妻子身上。他们采用了真空吸出术，孩子立刻冒了出来。是个男孩。路克?大卫?阿姆斯特朗正式来到了人世。
医护人员将他拉出来时，他非常小，皮肤发青，身上到处都是羊水。医生将他放到基克的胸口，我们搂在一起。但是他没有哭，只是发出几声微弱的像猫一样的叫声。产房的医护人员似乎很为他没有发出更多的响声而焦急。哭呀，我心中想。又过了一会儿，但路克仍然没有哭。快点哭呀。我可以感觉到周围的气氛越来越紧张。
　　“他需要一点帮助，”有人说。

　　他们把他抱走了。

　　一位护士从基克手臂中抱过孩子，走进了隔壁的房间，里面到处都是非常复杂的设备。

　　突然，有人在奔跑。

　　“出了什么事了？”基克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我说。

　　医护人员跑进跑出，好像出现了紧急情况。我一面握着基克的手，一面探出头去，想看看隔壁房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看不到孩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儿子在那里面，但我又不想丢下基克，因为她完全吓坏了。她不停地问我，“究竟怎么回事？他们在对他做什么？”最后，我放开她的手，偷偷朝隔壁房间看了一眼。

　　他们给他带上了一个很小的氧气面罩，在给他输氧。

　　求求你了，快点哭呀！求求你了，快哭呀！

　　我惊呆了。在那一刻，只要能听到他的哭声，我什么都愿意做。我对恐惧的记忆在那产房里全都退到了次要的位置。被诊断出患有癌症时，我害怕过；接受治疗时，我害怕过；但与他们将孩子抱走后我的感觉相比，那些恐惧根本算不了什么。在那一刻，我感到自己完全束手无策，因为这次生病的不是我，而是别人。是我的儿子。

　　他们取下了氧气罩。他张开嘴，皱起脸，突然，他发出了一声响亮的“哇――！”他的哭声完全是一流水平，冠军级别。随着他的哭声，他的脸色开始改变，大家似乎都松了口气。他们把他抱回来，还给我们。我抱着他，亲吻着他。

　　我给他洗了澡，护士告诉我怎样给他打包。然后，我、基克和路克一起来到了一间病房，大得几乎像饭店里的套房。病房里有变通病床和医疗设备，但也有供来看望的人使用的沙发和茶几。我们挤在一起睡了几个小时，然后大伙便开始纷纷到来。我母亲来了，基克的父母来了，比尔和劳拉?斯泰普顿来了。我们第一天晚上搞了个匹萨饼宴会。来客们将头伸进房门，看到基克正坐在床上，一边慢慢啜着德州黑啤酒，一边慢慢吃着一块匹萨饼。

　　我和我母亲在医院走廊里一起散了一次步，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路克让我所经历的那种感觉。我现在完全能明白我母亲当初那种白发人要送黑发人的感觉。

　　我们经过了我当初住过的病房。“你还记得那病房吗？”我问。

　　我们相视而笑。
时刻萦绕在我心头的一个问题是：我幸运地活了下来，其中有多少是我个人的因素，有多少是科学的成就，有多少是奇迹？
　　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知道其他人希望从我这里找到答案，但如果我真能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不仅找到了治疗癌症的途径，而且更不重要的是，我们就能探测出生存的真正意义。我可以给人以动机、灵感、希望、勇气和建议，但我无法回答那些不可知的问题。就我个人而言，我也不需要去做那种浓度。只要能活着，能从这谜团中得到乐趣就让我心满意足了。

　　曾经有这么一个笑话：

　　某人身陷洪水中。水位上升时，他爬到了屋顶上，等待救援。有人开着摩托艇过来，对他说，“跳进来，我来救你。”

　　“不用了，谢谢，”屋顶上的人说，“上帝会救我的。”

　　但是洪水在继续上涨。几分钟后，一架救援飞机飞到了他的头顶上，飞行员抛下一根绳子。

　　“不用了，谢谢，”屋顶上的人说。“上帝会救我的。”但是，洪水越来越高，最后终于淹没了屋顶，也淹死了屋顶上这个人。

　　他来到天堂时，见到了上帝。

　　“主啊，你为什么不救我？”他哀诉道。

　　“你这蠢货，”上帝说，“我给你派去了一艘船，又派去了一架飞机。”

　　我想我们多少都有点像屋顶上的这个人。种种事情都会发生，种种事件和特殊的环境都会汇集在一起，我们无法每次都能弄明白它们的含义，也无法明白其中究竟是否有含义。但是我们能够为我们自己负责，能够勇敢。

　　我们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来对待死亡带给我们的恐惧。有些人不愿意承认　它，有些人祈祷，有些人用酒使自己麻木。我当初也曾想用这些方法，但我认为我们应该尽量直接面对它，靠勇气来武装自己。什么是勇气？勇气是让人能够坚定而毫不畏惧地面对危险的精神。

　　儿童癌症患者治愈的比例要高于成人癌症患者，我不知道这其中的原因是否就是他们天生不假思索地勇敢。有时候，孩子们似乎比成人更能对付癌症。他们都是意志非常坚定的棒小子，你根本不需要讲大道理来鼓励他们。成人对失败的含义知道得太多；他们比孩子更悲观、更容易屈从、更容易害怕。孩子们会说， “我想出去玩。快把我治好。”

　　当“惠蒂”早餐麦片公司在环法赛后决定将我印在麦片盒上时，我问他们能否在我儿子出生的同一家医院的儿童癌症病房里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就在我看望那些孩子，给他们签名时，有个很小的男孩抓住一盒早餐麦片，站在我的膝盖帝，紧紧地将盒子抱在胸前。

　　“这可以给我吗？”他问。

　　“当然可以，”我说，“给你了。”

　　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那盒子，然后又回头看看我。我估计这一定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他突然问道，“是什么形状的？”

　　“你说什么？”我问。

　　“它们是什么形状的？”

　　“呃，”我说，“这是早餐麦片，什么形状的都有。”

　　“哦，”他说，“好吧。”

　　看到了吗，对他来说，这一切不是为了癌症，而是为了早餐麦片。
如果说孩子们有能力根本不去理会那些治愈的概率和百分点，那我们也许都应该向他们学习。大家终于想到这一点，心中就会自然充满希望。对于疾病，无论是在医学上还是在感情上，我们都有两种选择：要么放弃，要么坚决抗争到底。
　　我康复后曾经问过尼克斯大夫，我当时治愈的概率究竟有多大。

　　“你当时的情况非常糟糕，”他说。他告诉我，我是他见过的最严重的病人之一。

　　我问他，“究竟严重到了什么地步？最严重的50%？”他摇摇头。

　　“最严重的20%？”他又摇了摇头。

　　“最严重的10%？”他仍然摇摇头。

　　当我说到3%时，他点了点头。

　　任何奇迹都有可能出现。大夫们可能会说你治愈的把握为90%，或50%，或只有1%，但你得有信心，你得抗争。我说的抗争是指用各种能找到的信息来武装自己，多听听不同专家的意见，弄明白究竟是什么侵入了你的体内，有什么办法可以治疗它。癌症的另一个事实是：病人对癌症懂得越多，准备得越充分，他战胜癌症的机会也就越大。

　　如果我没有能战胜癌症会怎么样？如果疾病复发，我又得了癌症怎么办？我仍然相信自己在这场抗争中有所收获，因为我在剩下的日子里会尽量做一个更加完整、更富有同情心、更加智慧因而也更加有活力的人。这场疾病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的表现过胜于我们的想象。这是我运动生涯中的任何经历都没有能教会我的。我们拥有许多还没有意识到的潜能，而这些潜能只有在危急时刻才会显露出来。

　　因此，如果说癌症让人受苦有什么目的的话，我想一定是这样的：它的目的是让人们变得更好。

　　我坚信癌症不是死亡的一种形式。我给它的新定义是：它是生活的一部分。有天下午，处在缓解期中的我，边等待着看看癌症是否会回来，便给了癌症一个新的定义：勇气，态度，永不放弃，可以治愈，启迪，记住你的病友。

　　有次聊天时，我问尼克斯大夫为什么选择当个肿瘤医生，因为这是一个非常艰难、而且常常令人伤心的领域。“也许是出于和你选择自行车一样的原因，”他说。他说，癌症可以说就是疾病中的环法赛。

　　“癌症带来的负担是巨大的，可你还会遇到什么比它更大的挑战呢？”他说。“当然，这个职业常常让人感到心酸、难过，但即使你无法治好病人，你也总能给他们一些帮助吧。如果你无法成功地将他们治好，你至少可以帮助他们控制病情。你在与人交流。肿瘤科的人情味要比任何其他我能想象到的领域更浓。你永远不会习惯，但你会渐渐钦佩人们与它抗争的过程――他们是多么坚强。”

　　“你还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幸运儿，”我的一位病友写到。

　　我将终身牢记癌症教会我的一切，永远觉得我是癌症群体的一员。我相信我有责任让我的人生比以前更辉煌，有义务去帮助其他与癌症抗争的我的同类。这是一个具有相同经历的群体。任何一个人只要听到过“你得了癌症”，并且想到，“啊，我的上帝，我要死了”，那他就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你一旦属于这个群体，就永远不会离开它。

　　因此，每当这世界显得毫无渺茫、灰暗一片时，每当人的本性显得卑鄙狭隘时，我便会掏出我的驾照，盯着上面的照片，想起拉?特蕾丝?哈内、斯科特?夏皮罗、克雷格?尼克斯、劳伦斯?爱因霍恩，以及因为形状而喜欢早餐麦片的那个小男孩。我会想到我的儿子――我第二次生命的象征――是他给了我新的生活目的，不再以我自己为中心。

　　我有时会在半夜突然醒来，相信他。我把他从摇篮中抱起来，抱着他回到我的床上，将他放在我的胸口。他的每一声哭喊都会给我带来喜悦。他会将小脑袋往后一仰，下巴抖动，小手在空中乱抓，然后放声大哭。那在我听来就像是生命在哭喊。“这就对了，”我鼓励他说，“接着哭。”

　　他哭得越响，我笑得越开心。

醉也无人管

重返艳阳下～阿姆斯特朗自传（09下）

        我们终于来到了比利牛斯山脉。
　　
        我们穿过梵高作品中经常出现的那种乡间，骑进了为大山阴影所笼罩的圣戈当。比利牛斯山脉是那些爬坡高手们有望战胜我的最后一个机会：在那些大山中，只要一天发挥不好，我就会输掉整个比赛。只要还没有冲出那些大山，我就不敢说自己一定能在环法赛中获得冠军。

　　压力越来越大。我体验过以第五十五名的成绩与大家骑完环法赛全程的滋味，但黄色领骑衫却是一种全新的感觉，一种不同的压力。如果你穿着黄色领骑衫，像我一样领骑，你真有一点树大招风的感觉。其他车手每天都在自行车上考验我，而下了车后我还要接受新的考验，因为我所接受的药检越来越严。

　　我决定正面回击那些对我的指控，便在圣戈当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尽管我曾经奄奄一息，但我并不蠢，”我说。大家都知道，健康人使用EPO和类固醇会造成血相紊乱、中风。我告诉新闻界，我赢得塞斯特里尔赛段的胜利并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因为我毕竟是前世界冠军。

　　“我可以再强调一遍，我没有使用违禁药品，”我说，“我原来以为有着我这样的背景和我这样的身体状况的车手不会使人们感到意外。我不是新手。我知道有人在紧紧盯着我，或者在窥视我，或者在挖我的材料，但你们什么也查不出来，因为根本就没有任何东西可查……他们只要稍微动动脑筋，明白自己需要敬业，而不是登载一些子虚乌有的垃圾，那么他们将意识到自己所选择的对象多么清白。”

　　我惟一能做的只有继续比赛，继续接受药检，继续应付那些问题。我们开始了比利牛斯山区第一赛段的比赛，也就是从圣戈当到皮乌因加利，沿途将穿过7座山。我曾在寒冷的天气中骑过这些道路，可当我们现在骑过一座又一座山峰时，却是尘土飞扬、酷热难当，车手们个个都向别人要水喝。下坡又陡又险，路的一侧尽是万丈悬崖。

　　这一赛段的终点离西班牙边境不远，因此所有西班牙车手都决心赢得这一赛段的胜利，尤其是那位处处紧随着我的身材修筑、面目清瘦的埃斯卡廷。在一片混乱当中，我们邮政车队分散了，我一个人在追赶埃斯卡廷。他奋力骑车。我惟一的希望就是尽量减少他追赶上来的时间。

　　当两分开座大山分开，露出当天倒数第二个山坡时，我高潮摆脱掉了祖尔，骑到了第二的位置。但是我根本无法追上埃斯卡廷，因为他领先了我有大约两分钟的距离。在最后一个坡道上，我精疲力竭，顶不住了。我早餐后就没有吃任何填肚子的东西。我落到了后面，只获得了第四名。埃斯卡廷获得了这一赛段的胜利，并且排到了总积分第二的位置，落后于我6分19秒。祖尔则落后于我7分26秒。

　　我刚冲过终点线，一位法国电视记者拦住了我：有报道说我的药检中有一样违禁药品呈阳性。那些报道当然是不实之词。我回到了车队所住的旅馆，推开一大群互相拥挤的媒体记者，举行了新的记者招待会。每次报纸上出现新一轮对我的猜测时，我惟一能做的只有强调我的清白――而报纸上每隔三四天便会对我来一轮新的妄加。
《世界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说药检结果显示我的尿样中含有微量皮质类固醇。我用过一种可的松软膏来治疗座凳擦伤，而且我在比赛开始前就向环法赛组委会说明了情况。组委会立刻发表了一项声明，证明我的清白。“《世界报》挖空心思要搞一篇违禁药品报道，他们找到了一种治疗皮肤的软膏。”我说。
　　新闻界这种没完没了的攻击让我深受伤害，也严重影响了我的士气。我为重新回到赛场做出了那么多努力，付出了那么高的代价，而现在这一切努力的价值在降低。我试图真诚、直截了当地对待那些报道，但这似乎根本不起作用。

　　我开始注意到一些奇特的地方。正是那些散布谣言、报道我使用违禁药物的人，当初在我躺在病床上时曾说我“他已经完了。他永远不会再回到赛场上”，在我想重返赛场时又说“不，我们不想给他任何机会。他永远不会有什么出色表现。”

　　眼看我在环法赛中牌领先地位，身穿着黄色领骑衫，越来越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些人便又发出了相同的信息。“这不可能，”他们说。“完全不可能。他不可能做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其中一定有什么内幕，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东西。”这些攻击我的人在这一点上可谓异口同声。

　　 幸亏我当初在病中没有听他们的话。

　　法国记者尤其怀疑我，这让我很伤心。我住在法国，我热爱这个国家。前一年环法赛出现了那么多问题后，许多顶尖车手拒绝参加1999年的环法赛，而我却参加了。其他车手担心会受到警察的为难和政府官员的调查，我却每天都在训练。法国对使用违禁药品的处罚最为严厉，但我却参加了春天在法国举行的所有比赛，而且在法国进行了环法赛的全部准备工作。按照法国法律，当地警察可以随时进我搜查。他们不必得到允许，不必敲门。他们完全可以在没有搜查证、没有任何告示的情况下在我家德智体，搜身或搜查我的汽车。

　　我告诉新闻界，“我住在法国。整个月和6月都是在法国度过的，不是参加比赛就是在训练。如果我想隐瞒什么，那至少应该另的一个国家。”

　　但是他们没有把这写进去，也没有将这番话刊登出来。

　　次日，我们来到了环法赛最著名的山峰――图马勒峰。通向山顶的公路超过10英里，高耸入云。这是我要征服的最后一个大坡，也是对我的最后一次考验。我们明白，其他车手会再次毫不留情地对我们发起冲击。我们现在已经厌倦了骑在前面，总是顶着风，总是被人追赶。但是如果我们多一天控制山区的比赛情况，那么巴黎最高领奖台上就一定会出现我们的身影。

　　我们刚到达20公里长的图马勒赛段的出发地，其他车手就开始找我们的岔子。我们一开始就骑出了很快的速度，目的就是削弱那些试图超越我们的车手。剩下8公里时，我们开始加速。法国爬坡好手维伦克追上凯文后怒气冲冲地说，“你有毛病啊？”凯文说他没有毛病。维伦克问凯文是否在使出全身的力气，凯文说，“不是，你是不是使出了全身力气呢？”凯文说着猛一发力，将他甩到了后面。在那天剩下的比赛中，维伦克两眼冒火地紧紧追赶着我们。

　　在艰难的爬坡过程中，我和埃斯卡廷互相咬紧对方。我密切注视着他的动静。在最陡的一段坡道上，他开始发力。我立刻跟了上去，祖尔紧随在后。我们3个人一起到达了山顶，展开了一场私下里的较量。我们从山顶低头看着脚下那厚厚的云层。我们开始下山时，雾越来越浓，我们几乎看不到10英尺以外的东西。在那种迷雾中飞速角逐简直是太可怕了，因为道路的另一边就是悬崖峭壁，而且路旁还没有护栏。

　　我现在惟一关心的是让我的主要对手要么与我并驾齐驱，要么落在我的后面。我们的前面又出现了第二山坡，也就是苏勒峰。埃斯卡廷再次发力，我再次紧追上去。我们又登上了一座浓雾笼罩的山峰，整个环法赛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个坡道：奥比斯克峰，长7.5公里。然后，山区的赛段就会全部结束，剩下的便是以70英里的时事下山到达终点。

　　现在骑在前面的有3位车手，个个都想获得这一赛段的胜利；跟在他们后面的是第二集团，一共有9名车手，其中包括我、埃斯卡廷和祖尔。我不在乎获得一个赛段的胜利。由于还剩下4公里，我决定还是骑稳妥一些，让其他人互相去发力争斗，而我自己则尽量避免撞车。我只有一个目标：保住我的黄色领骑衫。

　　我骑过赛段终点，下了车，尽管已经累得精疲力竭，却仍然为自己保持住了优势而高兴。但是，在车上骑了5个小时后，我现在还得面对两小时的记者招待会。我开始觉得新闻界想在精神上搞垮我，因为其他车手没有能在体力上搞垮我。媒体已经像坡道一样变成了一种障碍。

　　国际自行车联盟在那天公布了我所有的药检结果，事实证明我非常清白。而且环法赛的组织者让－玛丽?勒布朗给我投了信任的一票。他说，“阿姆斯特朗能战胜疾病，这标志着环法赛也能战胜自身的毛病。”

　　我就这样抵挡住了车上和车下的攻击，将黄色领骑衫留在了自己身上。我们已经成功地征服了山区，在经过3个星期，长达2200英里的比赛后，我现在的总时间为86小时46分20秒，列第二名的是埃斯卡廷，比我慢了6分15秒。亚里克斯?祖尔排第三，落后于我7分28秒。

　　我仍然穿着黄色领骑衫。
奇怪的是，随着巴黎越来越近，我也越来越感到紧张。我每天晚上都会突然惊醒，一身冷汗，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病了。盗汗的程度甚至比我当时生病时还要严重。我试图安慰自己，为自己的生命拼搏要比为赢得环法赛去拼搏重要得多，但这两者现在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了同一件事。
　　我们车队中感到紧张不安的不止我一个人。我们车队的机械师紧张得晚上睡觉非要将我的自行车放在他的房间里，根本不敢把它留在汽车上，因为留在汽车里就有可能变成人们破坏的对象。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疯狂的事情来阻止我获得胜利呢？第17赛段是漫长的平地，一直进入波尔多。比赛过程中，有个疯子对着主车群喷洒胡椒气，结果造成几名车手只好停到路边，呕吐起来。

　　还有一个货真价实的威胁会阻止我获得环法赛的胜利：撞车。我还剩下最后一个难关：在主题公园小镇“未来城”举行的35.4英里的个人计时赛。计时赛中有可能会发生非常糟糕的事。我有可能会摔到车下，折断一根锁骨或一根腿骨。

　　我想赢得这项计时赛。我想用我的自行车来发表最后一项声明，让新闻界和自行车界那些造谣惑众的人看看，我根本不在乎他们说我什么。我已经不再出席任何记者招待会（但是我仍然无法躲避药检；第十七赛段结束时，我又一次被抽中接受了药检）。但是，要想赢得这场计时赛就必须冒一定的风险，因为一位车手如果想创造新的最快速度，他就有可能冒一点愚蠢的风险，结果伤着自己――也许伤势会严重到他无法重新骑到车上。

　　这种情况比比皆是。看看鲍比?朱利奇在梅斯的遭遇吧，他撞车时的速度为每小时55英里，结果造成胸部血肿。我自己在那场计时赛中也差一点摔倒：我骑到一个小拐弯处时，有个孩子突然冲到了我前面。在上普罗旺斯阿尔卑斯山上，观众跳到古厄利尼前，结果造成他从车上摔了下来。祖尔如果没有在“巷道”堤坝上撞车的话，现在可能只落后于我1分钟。

比尔?斯泰普顿在计时赛的前一天晚上来旅馆看我。“兰斯，我不是教练，但我认为你应该放松一点，”他说，“你已经领先了那么多，只要骑完它就行了。千万别干傻事。”

　　聪明的骑法是避免出任何差错，不要摔倒，不要伤着自己，不要因为撞车而落后10分钟。

　　我不在乎。

　　“比尔，你以为在对谁说话呢？”我说。

　　“什么？”

　　“我明天一定要全力以赴。我要把所有的宝都押在上面。我要在环法赛上留下我的签名。

　　“好吧，”比尔无可奈何地说。“我看这个问题不用再谈了。”

　　我从梅斯赛段结束后就一直穿着黄色领骑衫，因此我不想把它让给任何人。作为一支车队，我们几乎到了完美的地步，但是作为个人，我现在也想赢得比赛的胜利。历史上只有3位车手曾在环法赛中赢得过所有计时赛的胜利，而这3位都是最伟大的车手：伯纳德?黑诺特，埃迪?墨克斯，米盖尔?安杜兰。我想跻身于他们之中。我想证明我是赛场上最有实力的车手。

　　我睡不着觉。耐克车队的斯科特?麦克伊臣来我的房间看我，斯泰普顿也来了。约翰将头探进我的房门，看到斯科特正躺在我的床上，而我仍然没有睡觉。约翰看了一下手表：晚上11点30分。“让这些人离开，赶快睡觉，”他说。

　　我母亲也飞到了“未来城”，我安排她坐在我们的一辆队车中。她想观看计时赛，因为她又有了原来那种想保护我的感觉；只要有她和我在一起，我就不会受伤。但是，计时赛也让她胆战心惊，因为她非常了解自行车运动，知道摔车的事多么容易发生。她知道这一天――也就是整个比赛的倒数第二天――对我来说要么成功要么失败，一锤子买卖。为了这一点，她必须到场。
计时赛是一个人与时钟的较量，就这么简单。整个赛段长57公里，大约需要1小时15分钟。赛段绕着法国中西部兜一个大圈，道路两旁是红瓦建筑和金黄色的田野，观众们则坐在躺椅或休闲椅上。不过，我无暇去欣赏那美丽的景色，因为我大多数时候都会处在紧张的比赛中。

　　 车手们这次按颠倒顺序出发，也就是说我将最后一个出发。我将自行车架在一个固定滚轴上，开始进行准备活动，依次检查我在赛道上将要使用的不同的变速档。
　　就在我做着准备活动时，泰勒?汉米尔顿在远处已经出发了。他的任务是不管风险多大，尽可能快地向前骑，然后把技术数据传回来，给我提供一些帮助。泰勒不仅速度很快，而且那天大多数时候都在领骑。直到最后，祖尔才冲上来，以1小时8分26秒的成绩将泰勒挤到了第二名。

　　轮到我了。我立刻冲出了出发区，穿过那些弯弯曲曲的街道。我的前面是埃斯卡廷，比我早3分钟出发。

　　我低下头，从他身边嗖的一声超了过去。道路两旁是树林和很高的杂草，但我一心想着自己的比赛，甚至都没有回头朝他看一眼。

　　在前两个计时点，我骑出了最快的速度，快到坐在后面汽车里的我母亲在弯道处加速时都往后一仰。

　　到了第三个计时点，我的成绩为50分55秒，仍然列第一。问题是我能不能将这种速度一直保持到最后一段路程。

　　骑到最后6公里时，我比祖尔快了20秒。但我现在开始为刚才的发力付出代价。我在山区付出过代价，在起伏的丘陵地区付出过代价，在平原地区付出过代价。我在失去时间，我能够感觉到。我即使能战胜祖尔，那也只会是几秒钟。在最后两个弯道上，我开始离座骑行。我在拐弯处加速，尽量小心不摔倒，而且说可能快地骑过去――结果差一点撞到路肩、摔到人行道上。

　　我沿着公路开始最后的冲刺。我咬紧牙关，数着数字，使出全身的力气。我冲过了终点。我看了一下计时器：1小时8分17秒。

　　我赢了祖尔9秒。

　　我骑到一个围起来的区域，刹住车，摔到地上，弓着身子。

　　我不仅获得了这个赛段的胜利，而且获得了环法赛的胜利。我现在可以肯定这一点。成绩与我最接近的对手祖尔落后于我7分37秒，这样的差距在进入巴黎的最后一赛段中是追不回来的。

　　我的比赛历程快要结束了。但对我来说，所经历的实际上有两段历程：参加环法赛的历程，然后才是环法赛本身的比赛历程。最初是预赛，情绪高昂；第一个星期风平浪静，但很安全。然后便是梅斯和塞斯特里尔惊心动魄的经历，以及随之而来的媒体那种让人意志消沉的攻击。现在，胜利地结束比赛又带给我一咱洗清冤屈的甜美感觉。我将穿着黄色领骑衫进入巴黎。

　　当我走上领奖台时，我母亲拍手欢呼。我边挥舞着一面小旗，边擦拭着眼角的泪花。我在这场计时赛前一直没有见到她，但颁奖仪式一结束，我就给了一个拥抱，然后带她去吃午餐。她说，“你都不敢相信国内的人怎么看待你。我知道你现在很难明白，也很难想象出来，不过我可以告诉你，美国人现在都快要疯了。我以前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
后来，我们一起回到了旅馆，旅馆大厅里挤满了记者。我们挤过人群向我的房间走去，一位法国记者想采访我母亲。“我们能谈谈吗？”他问。
　　我转过身来说，“她不会接受法国媒体的采访。”但是那家伙继续问她问题。

　　“别烦她，”我说。我用胳膊搂着她，拨开人群，回到我的房间。

　　 当天晚上，我开始明白美国国内反应是怎么回事。《人物》杂志的一位记者赶到了法国，要采访我。赞助商们一批一批地走进我们车队所住的旅馆，来看我们，和我们握手。朋友们也开始到来；他们都是坐飞机连夜赶来的。?比尔斯泰普顿请我出去吃饭，告诉我美国各大电视台的早间节目和晚上的谈话节目都想请我去做嘉宾。他认为我应该在环法赛一结束就飞回美国一天，接受电视采访。

　　但是，按照环法赛的传统，冠军要出席欧洲各地的一系列比赛来展示黄色领骑衫，我也想遵守这一传统。“我们现在不谈这个，”我说，“我要呆在这里去参加那些赛事。”

　　“好，”比尔说，“真是太好了！”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你这样做很蠢。”

　　“为什么？”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国内现在的情况，不知道这有多么重要。不过你很快就会知道的。整个比赛一结束，你就再也躲不了了。美国每个人都在关注着。”

　　耐克公司希望我在他们位于纽约的总店举行一个记者招待会，纽约市长会亲临现场，唐纳德?特朗普也会去。奥斯丁的市民想举行一个庆祝游行。而克公司提出用他们的私人飞机在一天之内将我接到美国再送回到欧洲，好让我参加那些赛事。我惊呆了。我这么多年来赢得过那么多比赛，可美国没有一个人关心。

　　现在每个人都关心了起来。

　　但是，我身上仍然有一部分不完全相信我会获胜这一事实。我告诉自己，还有一天的比赛。晚饭后，我将自己隔绝开来，在浴缸里泡了一会儿，使劲地擦身，然后便上床睡觉。

　　最后一个赛段从阿巴让到巴黎，全长89.2英里，基本上是一种象征性的比赛。按照传统，主车群将以比较悠闲的速度慢慢前进，直到我们看到埃菲尔铁塔并且到达凯旋门。这时，美国邮政车队将会骑到最前面，进入香榭丽舍大街。然后我们便会开始冲刺，绕着市中心骑上10圈。大家最后会列队前进，共同骑过象征着胜利的最后一圈。
我们向巴黎骑去。我一路上骑着车接受采访，与主车群中的队友和朋友聊天，甚至还吃了一个冰淇淋筒。邮政像往常一样呈完美编队前进。
　　“我什么都不用干，”我告诉一位电视记者，“全是我的队友们在发挥作用。”

　　过了一会儿，另一支电视采访队赶到了我身旁。“我要向德克萨斯沃斯要塞镇的凯丽?戴维森问一声好，”我说，“这是给你的礼物。”凯丽是位癌症小病人，我在“玫瑰自行车赛”上认识了她，之后她和她家人便成了我的好朋友。

　　最后，我们进入了市区。当我们骑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时，我感到热血沸腾。整条街道都为我们实行了交通管制，那场面简直让人感到目瞪口呆。卵石和砖块铺就的大街两旁排列着数以万计的观众，空中飘着号角声，五彩纸屑到处飞舞，临街挂满了彩旗。人群中挥舞的美国国旗之多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人群中有人举起了一块用硬纸板做成的巨大的牌子，上面写着“德克萨斯”。

　　我们沿着香榭丽舍大街继续往前骑。我渐渐发现并非所有那些都是美国的星条旗，我高兴地发现其中有一些飘舞的三角彩旗居然是德克萨斯州的孤星州旗。

　　说来也怪，比赛结束前的最后10圈冲刺居然毫无刺激，没有任何高潮，我只是尽量避免在这种时刻撞车。接着，我冲过了终点线。一切终于变成了现实。我终于成了冠军。

　　我下了车，迎接我的是一片混乱。到处都是摄影记者、保安人员、大赛官员和朋友，个个都在为我鼓掌。奥斯丁大约来了五十多个人，其中包括巴特?奈格斯，我的好朋友杰夫?加威，还有谁也没有料到的吉姆?霍伊特――故乡的朋友们说服他来到了现场。

　　我被带到领奖台上接受颁奖仪式。我接过奖杯，将它高高举过头顶。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我跳下领奖台，跑到观众席上，紧紧拥抱我妻子。摄影记者将我团团围住，我说，“我母亲在哪里？”人群立刻分开，我看到了她，将她紧紧拥抱。媒体也围住了她，有人问她是否认为我的获胜经历非常困难。

　　“兰斯的一生都充满了困难，”我母亲说。

　　接着便是整个比赛中最美好的时刻――我的车队再骑最后一圈来庆祝我们的胜利。我们独自骑行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我们一起度过了3个星期，所以我们现在慢慢地骑着，心情享受这一时刻。一个陌生人跑到大街上，递给我一面挂在旗杆上的巨大的美国国旗。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跑到我面前的――他只是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将那面旗帜塞到我手中。我举起国旗，激动得视线都模糊了。

　　最后，我回到终点区，面对媒体，忍住了泪水。“我真是太激动了，太激动了，太激动了，”我说，“我只想说一点。如果你得到第二次生命去为某件事奋斗，你一定要全力以赴。”

　　我们整个车队被迅速带走，为晚上的庆祝宴会做准备。那将是250人出席的盛宴，地点在奥赛博物馆，里面收藏着世界上一些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品。经过3个星期的苦难历程，我们无一例外地感到筋疲力尽，但我们个个都期盼着举起酒杯的那一刻。

　　我们赶到博物馆时，发现所有餐桌都布置得非常雅致，只是桌子中央的摆设有些古怪，而这是汤姆?威瑟尔建议的。

　　每张桌子的中央都摆着苹果。

　　我们举起了离开梅斯后的第一杯酒，我站起来给我的队友们敬酒。“我一直穿着黄色领骑衫，”我说，“但我觉得黄色领骑衫上惟一属于我的是拉链，是很小的一部分。黄色领骑衫的其余部分，无论是衣袖、前胸还是后背，都属于我的队友们。”

　　我的队友们举起了酒杯。

　　每个人的手中都紧紧握着一样东西。

　　一个苹果。我的周围都是闪亮的红苹果。

　　 当天晚上，我和克里丝汀住进了里兹饭店一个昂贵的大套间。我们换上饭店赠送的浴袍，打开了一瓶香槟，共度属于两个人的时光，举行我们两个人的庆祝。我们终于单独两个人在一起了，我们为套间的规模之大而傻笑。我们让饭店把晚餐送到套房来，然后我们俩就进入了梦乡。

　　我第二天早晨醒来后，将脑袋埋在枕头下，想适应一下这陌生的环境。睡在我旁边的基克睁开了眼睛，我们俩渐渐清醒了过来。她久久地望着我，我们都明白对方在想什么。

　　“哦，我的上帝，”我说，“我获得了环法赛的冠军。”

　　“不可能，”她说。

　　我们放声大笑。

醉也无人管

重返艳阳下～阿姆斯特朗自传（09中）

        我们的车队配备有两辆跟随队车和一辆行李车。其中一辆队车中坐着约翰和工作人员，车顶上架着我们的备用自行车；另一辆车上坐着我们车队的其他经理和碰巧来观看比赛的赞助商。行李车则运送所有的自行车、我们的行李和各种其他装备。如果谁的轮胎瘪了。我们能立刻得到机械师的帮助；如果我们需要水或食品，工作人员会递给我们。
　　
        约翰从车内按战术指挥我们比赛。他通过一个非常先进的对讲机告诉我们比赛进度，车手的排位状况，并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发力。邮政车队的每名车手都有一个耳机，衣领上有一个黑色的小无线电绳，身上还连着一个以及检测器，以便让约翰随时知道我们的身体在各种压力情况下的表现。

　　我的队友们每天都骑在我的前面，保护我不受到风、撞车、其他竞争对手和其他危险的干扰。我们还得时刻躲避那些过于热情的观众和摄影师，以及他们各种各样的随身物品；婴儿车、冷饮，什么东西都有。

　　在第二赛段，我们来到了一条被称作“巷道”的4公里大堤上，这里的景色简直像超现实主义绘画作品一样怪异。“巷道”是一条狭窄、黑黝黝的长堤坝，越过一片潮汐造成的沼泽。但是，略带咸味的潮水正处在涨潮中，而且漫过了堤坝，让人根本无法通过。即使在它能够通过时，它也非常滑，而且充满了危险。堤坝两边到处都是藤壶和海草。

　　主车群仍然挤做一团，仍然充满了明争暗斗，因此通过那条堤坝也就成了非常微妙的事。第一支通过的车队显然会最安全，因此邮政车队大多数车手都骑在我左右，我们冲到了前面。在这过程中，有几个队友与我们分散，结果落到了第二集团中。弗兰基和乔治顺利地保护我骑了过去，没有发生意外，但那一幕非常可怕：车轮下的堤坝非常滑，我们根本不敢摆动车轮，而且还得顶住来自侧面的强风，尽量让自行车保持直线。

　　但我们身后的车手就没有那么走运了。他们接二连三地撞成了一堆。

　　有人突然一刹车，转眼间堤坝的沥青路面上到处都躺着车手。自行车飞到了空中，车轮在疯狂地转动。车手连锁反应滚到了地上。车手们俯卧在沥青路面上，而主车群其他车手又撞到了他们身上，造成更多的车手摔了下来。我们损失了乔纳森?沃特斯，因为他脑袋着地，下巴划开了一条很宽的口子，只好退出比赛。乔纳森刚刚在前一天另一场撞车事件中躲过了灾难：他当时从车把手上来了个前空翻，结果双脚先落地。他因此在主车群中赢得了一个绰号，“猫”，但是他现在却退出了比赛。泰勒?汉米尔顿虽然骑了过来，却两膝疼痛。

　　事后证明，“巷道”是整个比赛中最关键的时刻。由于最早通过堤坝，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而在我身后躺在地上的那些人当中就包括了环法赛的夺标热门人物。迈克尔?博格德和亚里克斯?祖尔落后了六分多钟――这一差距在后面的赛段中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比赛的前10天中，我们只有一个目标――留在最前面，避开麻烦事。我在竭力寻找一个平衡：我一方面要继续保持优势，另一方面还要尽可能为即将到来的更加关键的赛段保持体力，也就是梅斯的计时赛。我暂时放弃了黄色领骑衫。

　　我们进入了环法赛最漫长赛段，比赛的道路和周围的景色一模一样。我们从南特到拉瓦勒再到亚眠，但那感觉就像我们在一直往前骑，却没有任何目的地。意大利的马里奥?奇波里尼连续赢得了4个赛段峡了环法赛纪录。我们没有与他们去争。奇波里尼是位不错的车手，但他的爬坡能力很差，我们都知道他不会对我们获得总积分冠军构成威胁。

　　我们每天晚上的活动完全相同：按摩我们那酸痛的大腿，吃晚饭，然后搜索旅馆可以收到的6个法国电视频道。约翰不准我带电脑，因为我喜欢上网与人聊到很晚。
我们终于通过了平原，驶向梅斯。
　　我骑在后面，保留体力。

　　 环法赛也被称作“试金石之赛”。如果说它前面的赛段只是将强车手与弱车手分开的话，那么那些弱车手现在就会被彻底排除在外。我们赶到了梅勘探。这里将有另一场计时赛，而且这场计时赛与简短的预赛不同，车手们有机会赢得或失去很多时间。赛段长56公里，也就是说得全力以赴地骑上一个多小时，而那些无法追回一些时间的车手就会退出比赛。因此它被人们称作“试金石之赛”。

　　基克从尼斯赶了过来。她第一个星期基本上都在家中看电视，但她在环法赛剩余的赛程中将陪她父母在欧洲旅游，暂时将无聊和紧张放到一边，但她会定期与我联系，了解一下进展。环法赛显然不是家人来访的理想场合，因为我必须与车队住在一起，但能有一天的时间看到她总比没有要强，而且我还想看看她的怀孕情况。此外，有她在梅斯，我也能意识到自己为这一刻训练得多么刻苦，研究得多么透彻。

　　计时赛举行的那天，我一早就出去看了一下赛道。我对它早已了如指掌，因为我们在训练营时专门侦察过这一赛段。整个赛段包括两条很长的坡道，一条长1.5公里，另一条长4公里。首先是一些弯道，然后便是那两条坡道，而最后的平地将会遇到强烈的迎头风。这种赛道对力量型车手有利，也就是说对那些能够使劲迎风向前的车手比较有利。光是速度快还不够，我必须在一个多小时里始终保持高速。

　　正当我在一辆固定自行车上热身时，其他车手的结果传来了。车手们分批分批地出发，间隔2分钟，在“巷道”不幸从车上摔下来的瑞士夺标热门亚里克斯?祖尔是先出发的车手之一，他的成绩为1小时9分钟多一点。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祖尔是位身材魁梧、金发碧眼的大汉，决不会向任何人低头认输，我在整个环法赛期间将对此有更多的了解。

　　赛前的夺标热门亚伯拉罕?奥兰诺就在我前面出发，但正当我在出发区等待时，我听到消息，说奥兰诺在一个小弯道中摔下了车，失去了30秒。他虽然继续上车比赛，但他的节奏已经完全被打乱。

　　轮到我了。我使劲踩着踏板冲了出去，也许太使劲了。约翰像往常一样不停地通过对讲机给我进行战术指导，给我通报情况。在前两个计时点，他报告说，我的成绩最好。

　　在第三个计时点：我领先祖尔1分40秒。

　　我看到奥兰诺就在我前面。

　　奥兰诺从来没有在计时赛中被人追上过，因此他现在开始不停地回头张望着。我奋力踩着踏板。

　　我超过了他。奥兰诺脸上的表情又是难以置信，又是惊恐。我追上了他，而且超过了他。他渐渐消失在我的车轮后。

　　这时，耳机里传来了的声音。我的节奏为每分钟100圈。“太高了，”约翰提醒我。我踩踏板太用力了。我放缓了一些。

　　我拐进了一个宽阔的下山弯道，道路两旁是大捆大捆的牧草。我现在看到前面出现了另一个身影。路旁正躺着一位车手，受了伤，在等待医护人员。我认出了科菲蒂斯车队的队服颜色。

　　是鲍比?朱利奇。

　　我一下子失去控制，车轮在弯道上滑了一下。我后来得知，他胸口和肋骨严重受伤，只好退出了比赛。

　　我立刻集中注意力。

　　一个孩子从人群中跑到了公路上。

　　我绕过了他，但我的心在怦怦直跳。

　　我飞快地重新恢复姿势，再也不打乱自己的节奏。我看到前面有另一位车手。我眯起眼睛，想看看那是谁，结果看到了一丝绿色。那是比利时车手汤姆?斯蒂尔斯的骑行服。斯蒂尔斯是位非常出色的冲刺型车手，在前面平原赛段中赢得进两站胜利，而且视作赢得总冠军的热门人物。


　　但是斯蒂尔斯比我早6分钟出发。我真骑得有那么快吗？

　　约翰通常比较镇定自若，但他看了一下时间后，冲着对讲机嚷了起来。

　　“你要打破环法赛纪录了！”他吼道。“你要打破环法赛纪录了！”

　　我超过了斯蒂尔斯。

　　我能够感觉到乳酸正渐渐渗透过我的双腿。我脸上一副痛苦的表情。我刚才太发力了，现在正为此付出代价。我骑进了比赛的最后一程，顶头风迎面吹来，我感觉到自己似乎根本无法向前。车轮每转动一圈，我就输给祖尔一点时间。在我使出全身力气向终点冲去时，时间就这么一秒一秒地过去了。

　　我终于冲过了终点线。

　　我看了一下钟：1小时8分36秒。我赢了，而且赢了祖尔58秒。
我从车上跌落到地上，累得双目都成了斗鸡眼。我从来没有这第疲惫过。但是我又一次成了环法赛的领骑者。当我将黄色领骑衫套过头上，两次感觉到那柔软的布料垂下我的后背时，我决定不再把领骑衫让给任何人。
　　我走下领奖台，把鲜花递给基克，然后紧紧拥抱她，亲吻她。我那天晚上告诉她，“我想我会赢得这个比赛。”

　　回到车队所住的旅馆时，我们邮政车队一起喝了一杯香槟。我们每个人都只啜了一小口，因为那一天的比赛已经完全消耗掉了我们的精力，一杯酒就相当于一整瓶。我们大家祝酒完毕后，约翰站了起来。

　　“好了，香槟就喝到这里，”他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喝香槟，因为我们将赢得更多赛段的胜利，要把酒留到巴黎去喝。”

　　整个车队欢呼了起来。

　　 我们进入了山区。

　　从现在起，整个赛段都将是上坡，甚至包括。阿尔卑斯山区的第一个赛段为132.7公里，终点是位于法国和意大利边境上布满瑞士农舍的小镇塞斯特里尔。我很清楚主车群都在想什么：我完蛋了。他们根本不把我身上的黄色领骑衫当回事。

　　我当时领先2分20秒，但是你在山区一天当中就有可能落后到无可奈何的地步。大家都知道我不是出色的爬坡高手，而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环法赛最艰苦、最传奇的赛段，穿过那些将车手们累垮的山峰。我肯定会遇到对手们的挑战，但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专门为这一赛段进行过多么艰苦的训练。现在该给他们露一手了。

　　这些赛段不仅需要体力，而且需要战术。我将非常需要我的两位爬坡高手队友：凯文?利文斯顿和泰勒?汉米尔顿。尾随另一辆车在山地赛段上非常重要：凯文和泰勒会在爬坡时骑在我前面，让我保存体力来对付进入塞斯特里尔的最后一个大坡；其他车手一定会试图在那里从我手中夺过黄色领骑衫。

　　“攻击”战术的过程是这样的：有些车手比其他车手更具有威胁性，如瑞士的亚里克斯?祖尔和西班牙的费南多?埃斯卡廷。这些车手在整个赛程中一直紧跟在我的后面。如果他们当中有人，比方说祖尔，想摆脱，邮政车队的一名车手，比方说凯文，就会立刻去追赶他。像祖尔这样的车手会突然摆脱主车群，然后在我们还没有回过神来之前就已经领先了两分句。这将会极大地影响我在总积分上的领先优势。

　　凯文的任务就是尾随祖尔，紧跟其后，使祖尔爬坡时更累。这被称作“压车”。当凯文“压”在祖尔的车轮上时，邮政车队的其他队友则助我上坡。他们会骑在我的前面，让我尾随其后，跟上他们。如果我们一天下来没有让人超过太多，这就叫“管理主车群”或“控制主车群”。

　　并不是每个突出主车群的人我们都去追赶。有些车手对总积分冠军并不构成威胁，我们不想在他们身上浪费精力。在那种情况下，我的队友们只是保护我。他们围在我四周，确保不让我处在会受到伤害的位置。如果我需要换瓶水，其中一人便会去队车，替我拿一瓶过来。

　　塞斯特里尔赛段上有3座大山峰，第一座叫电报峰，然后是整个环法赛中最高的山峰――特别难骑的加里比尔峰，最后是日内瓦山。再过去便是一段上坡，一直通向塞斯特里尔的终点。

　　在那天150英里的大多数时候，邮政车队简直完美得像台机器，无论是过渡还是控制局面都完美无缺。

　　西班牙人从一开始便想超过我们。埃斯卡廷在电报峰上摆出一副要突出重围的加工，但我们不为所动，坚决不过早浪费太多体力。凯文在加里比尔峰上有非常出色的表现，他让我一直尾随他到达冰雹扑打、狂风呼啸的峰顶。我跟在凯文身后时，不停地鼓励着他。“你真是太棒了，伙计，”我说，“我们后面那些家伙已经累得半死了。”

　　我们下了加里比尔山，弯道两旁都是松树。我在这里可以向大家描述一下下山的感觉。你弯腰伏在车把上，靠两个半英寸宽的小轮胎以每小时70英里的速度下山，浑身冷得发抖。另外，你还得加上弯道、急转弯、U字形大转弯和大雾。山坡上下来的泉水从我的车轮下流过。在我身后。凯文摔倒了。他想穿上一件雨衣，结果衣袖卷进了车轮。他从地上爬了起来，但他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会一直。腰酸背痛。

　　我们来到了日内瓦山前。这是我们6小时中要征服的第三座山峰。雨越下越大，雾越来越浓。常常是一阵雨刚过，紧接着又是一阵大雨。山顶上寒风刺骨，冰冷的雨水粘着我的衣服。下山的时候，天下了冰雹。我现在与车队其他队友散开了，那些想超越我的车手不停地冲上来，他们似乎认为我随时会垮下来。这让我一下子来了火。那些弱一些的车手已经落到了后面，无法跟上来。我发现自己独自面对的都是世界上一些最出色的爬坡高手。我打算要让他们尝点苦头，让他们累得连气都喘不上来。
惟一陪伴我的只有耳机里传来的约翰的声音。他就坐在后面的队车里，坐在他旁边是我们的老板汤姆?威瑟尔。
　　从日内瓦山下来时，伊凡?戈蒂和费南多?埃斯卡廷冒险在大雾中在那些急转弯上发力，一下子领先了25秒。我和另外5名车手组成了第二梯队，紧跟在他们后面。

　　我们进入了最后一个上坡，也就是通向塞斯特里尔城内的30公里漫长而艰巨的坡道。我们已经一连骑了5个半小时，每个人都在拼命挣扎。从这里开始，谁会垮掉、谁不会将会见一个分晓。

　　还剩8公里时，我落后于骑在最前面的两位车手32秒，而且与另外5名车手形成第地梯队，奋力向前骑着。其他车手都是来自不同国家的爬坡高手，其中最出色的是瑞士的祖尔，高大魁梧，不知疲倦，时刻让我提心吊胆。

　　该我出马了。

　　在一个小拐弯处，我骑到第二集团的里面，站起身，开始加速。我的自行车似乎猛地跳到了前面。我差一点冲到护卫摩托车上。

　　后面汽车中的约翰吃了一惊。他说，“兰斯，你已经拉开了距离。”然后他又说，“10英尺。”

　　约翰查看了一下电脑里显示的我的心率，以便知道我用了多少力气，我的身体还能承受多少。我的心率为180，还没有到崩溃的地步。我的感觉就像骑在平地上一样舒服。

　　他说，“兰斯，差距越来越大了。”

　　我奋力向前骑去。

　　在短短的1公里路程上，我就追回来了21秒。我现在落后领先的两位车手只有11秒。真是奇怪，但我仍然不觉得累。那种感觉就像……不费吹灰之力。

　　领先的两位车手，埃斯卡廷和戈蒂，不停地回头张望。我继续飞快地缩小与他们之间的距离。

　　我赶上了埃斯卡廷的后车轮。他回头看了我一眼，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戈蒂想加速，但我加速超过了他，与埃斯卡廷并排骑在了一起。

　　我再次发力，将节奏再加快了一点。我是在试探，看看他们的状态以及心理活动，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

　　奇怪的是，我与他们拉开了距离。他们累了吗？

　　没有反应。

　　“领先1个车身，”约翰说。

　　我继续加速。

　　“3个车身，4个车身，5个车身。”

　　约翰停了一下，然后几乎是随意地说道，“你干吗不再加快一点速度？”
　　我又加快了一点速度。

　　“领先40英尺，”他说。

　　如果你领先了一段距离，而你的对手没有作出反应，那么你就明白其中一定有问题。他们顶不住了。当他们顶不住时，你就战胜了他们。

　　我们离终点还有4英里。我用力踩着踏板。

　　“你领先了30秒！”约翰越来越激动。

　　约翰不停地通过我和耳机给我报告我的进程。他现在告诉我，祖尔在竭力追赶。又是祖尔。

　　“听着，我不管那么多了，”我冲着对讲机说，“我要结束这比赛。”

　　在意大利一家旅馆的房间里，基克一动不动地坐在电视机前。当我离座骑行，开始冲刺时，兴奋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真棒！”她大声嚷道。

　　那天晚些时候，我母亲会在德克萨斯的帕拉诺录相转播。由于时差的缘故，她不知道赛场发生的事。

　　“看哪！”她大声叫道，“他在发力！他赢了！”

　　我在奋力踏蹬时，脚下的自行车开始摇摆，我的双肩也开始因疲劳而上下抖动。我感到越来越精疲力竭，我的身体已经完全伏在了自行车上。我的鼻孔发烫，我在竭力多吸入一点空气。我张开嘴，露出牙齿，像是要对着谁咆哮。

　　离终点还有一段距离，我担心祖尔会追上我，因为我继续保持我的节奏。

　　我回头看了一眼，以为会看到祖尔就在我身后。

　　后面连个人影也没有。

　　我将目光重新转向前言。我现在可以看到终点线了――剩下的一段路全是上坡。我向山顶骑去。

　　我在骑过最后那几百码时是不是想到了癌症？不是。如果我那么说的话，我就是在说假话。但是，我认为我前两年所遭遇的一切直接或间接地在我身上产生了作用。我所经历过的一切，与癌症的较量，自行车界对我重返赛场所持的怀疑态度――所有这一切都压在我的心头，存在我的脑海中。它不是让我加快了速度就是让他们放慢了速度，我也不知道是哪一种情况。

　　我继续爬坡。我的身体感觉到了疼痛，但我也为这身体所创造的奇迹而欣喜。参加比赛并体验痛苦是很难，但这种苦远比不上躺在病床上，胸前插着一根导管，任由白金在你的静脉里燃烧，每星期5天、每天24小时呕吐。

　　那么我当时在想什么呢？我在想一件滑稽的事。我想起了《骄阳似我》中的一个镜头。马特?达蒙在那部电影中扮演一位不为人们所理解的年轻的数学天才，一位从南波士顿来的一位仇视社会的孩子，有点像我。他试图在一家酒吧中与几个出生豪门的哈佛大学学生套近乎，结果不仅在与一位不可一世的学者的智力较量中获胜，而且还赢得了一位姑娘的芳心。

　　事后，达蒙心满意足地看着他的那位手下败将说，“嗨，你喜欢苹果吗？”

　　“喜欢，”那家伙说。

　　“她已经把电话号码给了我，”达蒙得意地说，“你觉得这苹果的滋味如何？”

　　我骑在那最后几百米公路上，一面呼吸着山中稀薄的空气，一面想着那部电影，然后咧嘴笑了起来。

　　快到终点时，我冲着对讲机对着坐在队车里的两位朋友――约翰和汤姆?威瑟尔――说，“嗨，汤姆，约翰，你们喜欢苹果吗？”

　　我的耳机里传来了他们困惑的回答。

　　“我们都喜欢苹果。怎么啦？”

　　我冲着话筒大声叫道。“你觉得这苹果的滋味如何！”

　　我冲过了终点线，双手高举，两眼望着天空。

　　然后，我双手捂着脸，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在意大利那家旅馆的房间里，我妻子坐在电视机前，泪流满面。
那天晚些时候，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拉?特蕾丝?哈内、医疗中心的医护人员以及病房里所有的病人都停下了手中的事，观看着录相转播。当我骑上山坡，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时，他们都紧紧地盯着电视机。“他做到了！”拉?特蕾丝说。“他成功了！他战胜了癌症！”
　　塞斯特里尔赛段结束后，我在环法赛中领先了6分03秒。

　　 当你骑车穿过那些高山时，你的眼中并没有它们。你没有时间去留意周围的景色，不会去欣赏耸立在左右两边那些壮丽的悬崖峭壁，隐约出现的冰川，高耸入云的山峰，绿茵茵的草地。你真正注意到的是你前面的道路以及你身后的车手，因为在山道上领先根本算不了什么。

　　塞斯特里尔赛段后的次日早晨，我早早起来和队友们一起用早餐。我们每星期要吃掉25盒麦片，外加几十个鸡蛋。我先吃下一些穆兹利，然后是一盘三四个鸡蛋，最后再将一些意大利面片塞进肚子。等待我的又是一天漫长而艰难的爬坡，因此我需要我能找到的每一盎司碳水化合物能量。我们将要征服的是上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赛段。这一赛段像环法赛任何一个赛段一样充满了神秘气氛，其中包括一段海拔1,000米、长14公里的坡道，坡度达到了9度。上山的道路包括 21个让人提心吊胆的急转弯，一系列显得没完没了的之字形坡道，最后才到达山顶。上山时酷暑难当，下山时寒风刺骨，有些地方的道路只有我的车把那么宽。早在1900年，当环法赛第一次加入爬坡赛段时，有位车手着他那笨重的老式自行车完成了整个赛段。然后，他转身冲到路旁的大赛组织者，对着他们骂道，“你们都是刽子手。”

　　我想在这一赛段中避免激烈竞争。我不需要像我在塞斯特里尔赛段中那样超越其他车手，只需控制住我的主要对手就行了。亚伯拉罕?奥兰诺落后于我6分03秒；亚里克斯?祖尔现在排名第四，落后于我7分47秒；费南多?埃斯卡廷名列第八，落后于我9分钟。这一天比赛的目标是保持稳定，不能牺牲我在塞斯特里尔赛段中赢得的时间。

　　我们来到了上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赛段的大本营。我想让其他队员知道我的状态很好，因为在这些艰苦的爬坡赛段中，士气至关重要。车队每个人都有耳机连着对讲机，因此我知道他们能听到我的声音。

　　“嗨，约翰，”我说。

　　“什么事，兰斯？”他像平常一样毫无表情地说。

　　“我骑辆三轮车都能赢。没问题。”

　　我可以听到耳机里传来了大家的笑声。

　　我们一出发速度就比较快，一方面是为了尽量减少其他车手超越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减少向我们挑战的车手。首先，泰勒?汉米尔顿一路领骑，带我上了山。我借着他的力，一直和他聊天，话语直接传到他的耳机里。我们超过了奥兰诺。约翰通过耳机告诉我们，“奥兰诺落到了后面，干得漂亮。”接着，我们见到了祖尔的队友曼努尔?贝尔特兰。我大声对着泰勒说，“你准备让贝尔特兰替你出力吗？”

　　我们只剩下了10公里，大约还需要30分钟，但全是爬坡。突然，埃斯卡廷和他的队友卡洛斯?康特雷拉斯加速进入了坡道。接着，汤姆?斯蒂尔斯的一位队友帕威尔?托恩可夫也开始发力。泰勒已经精疲力竭，现再也没有任何力气，因此我只好亲自出马去追托恩可夫。祖尔尾随着贝尔特兰也赶了上来，而法国爬坡高手理查德?维伦克则赶上来尾随在我身后。他们都想把我赶尽杀绝。

　　但是我一点也不累。他们这些小动作对我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只要我不被他们甩开，他们谁也别想从我这里抢回去多少时间。我继续保持第四的位置，时刻注意周围的一切动静。到达山顶还有4公里，也就是说再被他们束缚6分半钟左右。这时，意大利车手朱塞佩?古厄利尼开始冲刺。古厄利尼曾两次这环意大利赛的第三名，但他在环法赛中的总积分落后于我15分钟，所以根本不需要向他发起反攻。我让他冲到前面去。就在这时，祖尔顶不住了，他跟不上节奏。
古厄利尼领先了我们大约20秒――突然，他不可思议地撞到了一位观众身上。比赛开始以来，观众一直是个大麻烦。他们往往会突然在主车群前横穿公路，而现在一位狂热的车迷居然举着他的“快立拍”相机冲到路中央，站在那里拍照。古厄利尼左躲右闪，想避开他，最后车把撞到了那位观众身上，他自己也摔了出去。这是环法赛中司空见惯的情况，足以证明领先并不一定就能获胜。古厄利尼没有受伤，立刻跳到车上继续比赛，但托恩可夫现在赶了上来。幸运的是古厄利尼率先冲过终点，获得了这个赛段的胜利。
　　获得了这一赛段的第四名，但我的总成绩领先奥兰诺7分42秒。祖尔尽管使出了全身解数，只追回来几秒钟，仍落后于我7分47秒。

　　这是环法赛比较典型的一天。

　　 我在穿越阿尔卑斯上时遇到了另一个敌人。我新近获得的爬坡能力引起了法国新闻界的怀疑，而法国新闻界在前一年夏天报道了违禁药品的丑闻后急于想再制造出一个轰动事件。一场悄然无声的活动开始了：“阿姆斯特朗一定服用了某种东西。”《队报》和《世界报》含沙射影地暗示：我重返赛场太像是个奇迹。

　　我知道赢得塞斯特里尔赛段的胜利肯定会引起一些猜测――任何身穿黄色领骑衫的车手都会被人怀疑使用了违禁药品，这几乎已经成了一种惯例。但是法国新闻界那种无中生有的指控让我大吃一惊：有些记者甚至认为化疗给我和自行车生涯带来了好处。他们猜测我在治疗过程中服用了某种神秘的提高运动成绩的药物。世界上任何肿瘤大夫，无论他属于哪个国家，都一定会为这种愚蠢的看法笑掉牙。

　　我实在不明白，怎么会有人认为癌症治疗居然对我有益？也许只有癌症病人才能理解治疗过程难受到什么程度。一连3个半月，大夫给我的都是人类已知毒性最大的药物，那些毒药每天蹂躏着我的身体。我仍然感到自己中过毒――即使是现在，化疗已经过去了3年，我觉得我的身体仍然没有完全清除掉那些毒药。

　　我绝对没有任何东西要隐瞒，而且药检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环法赛官员每次随意从我们车队选一个人去接受药检时所挑中的总是我，这绝不是巧合。药检是环法赛最有辱人格的方面：我刚完成一个赛段就被立刻带到一个露天帐篷，坐在椅子上，看着大夫用橡皮管勒住我的胳膊，用针所了我后抽血。我躺在那里时，一群摄影记者对着我咔嚓咔嚓拍照。我们把那些大夫称作“吸血鬼”。“吸血鬼来了，”我们会说。但是药检却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因为药检能证明我的清白。我接受了一次又一次药检，一次又一次验血。

　　在面对媒体时，我说，“我的生活、我的疾病、我的运动生涯没有任何秘密。”就我而言，这应该能结束一切谣言。我在塞斯特里尔赛段中的表现没有任何神秘的地方：我为此进行过艰苦的训练。我现在体重轻了很多，有获胜的动力，而且做了充分准备。塞斯特里尔的坡道对我来说比较容易，因为它的坡度比较适合我，而且比赛那天的条件也非常适合我――冷，潮湿，有雨。如果说我那天的表现有什么非同寻常的地方，那就是我骑车时那种超出身体以外的轻松感觉――我把那种感觉归咎于能够活下来而且参加爬坡赛所带来的兴奋。但是新闻界并没有就此罢休，于是我决定几天内不再接受他们的采访。

　　与此同时，美国邮政车队成了蓝色快车。我们进入了阿尔卑斯山与比利牛斯山之间的过渡赛段，前进在一个名叫中央高原的地方。这里的地形非常奇特，既不是山区，也不是平地，而是起伏不平的丘陵地带，结果你的双腿永远也得不到休息。我们往南向比利牛斯山驶去时，道路两旁都是波浪般起伏的向日葵田。

　　这个赛段对车手的折磨几近残酷；我们不停地上坡下坡，时刻面临其他对手的超越。整个赛段上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放慢速度恢复一下体力，其他车手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冲来。不过，我们还是控制住了大多数车手以及主车群，但那些日子不仅天气炎热，而且比赛队伍中充满了火药味。天气热得有些路面的柏油都已经熔化。

　　弗兰基、乔治、克里斯蒂安、凯文和彼德最累。弗兰基首先副食我们骑上那些起伏不平的山坡，给我们定下一个很高的速度，并且将一些车手甩到后面。弗兰基累了之后，乔治会顶上去领骑，这时又会有一些车手因跟不上我们的速度再落到后面。然后顶上去的便是泰勒，他会继续加速，将更多的对手甩到后面。最后，凯文会助我骑上那些较陡的山坡。我们就这样将对手一个个抛出赛场。
每天都有车手要超越我们。其他车手仍然认为我们比较容易对付，下定决心要把我们拖垮。我们来到了一个名叫“死者坡道”的赛段，这里有一连几英里的坡地。时刻有人突出主车群，而我们的车队却在瓦解：彼德?迈内特－内尔森膝盖疼痛，凯文由于阿尔卑斯山上气温的剧烈变化而病得毫无力气，弗兰基和乔治则因为替我领骑而耗尽了力气。每个人的脚都疼痛难熬，穿在骑行鞋里的脚因气温过高而肿胀了起来。

　　 突然，30名车手冲到了前面，我们只好去追赶他们。以前的我又复苏了――我发力追了上去。我没有等泰勒或弗兰基或任何人。我就这么冲了上去。我追上了他们，骑在了最前面，而且没有其他队友。这时，对讲机响了起来，我听到凯文在冲着我嚷嚷，“你在干什么？”我又恢复了我原来的坏习惯，盲目地发力，白白浪费力气。“快回来，”凯文提醒我，“你不需要那样做。”
　　我重新坐到车凳上，说，“好吧。”然后我放慢速度，保存体力，让邮政车队其他车手去追赶。

　　我骑在车上六七个小时都在想什么？常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而我的回答也总是让人失望。我在想着如何比赛。我不能分心，不能胡思乱想。我只想着不同赛段所采用的不同技术。我反复告诫自己，如果我想在这种比赛中永远保持领先，那么我就必须时刻用心。我为自己的领先地位而担心。我时刻留意对手们的情况，以防他们当中某个人试图超越。我还密切注意周围的动静，提防撞车。

　　整整单调乏味的5天5夜，我们穿过了法国中部，从圣艾蒂安到圣加米尔到圣弗卢尔到阿尔比到卡斯特尔再到圣戈当，骑向比利牛斯山。第十三赛段是环法赛最长、最热的一段，一连7个坡道，没有平地。弗兰基说整个线路从侧面看很像锯齿，而且骑在上面的感觉也一样。彼德?迈内特－内尔森终于因习惯的伤势而退出了比赛。有些旅馆的房间太小，弗兰基抱怨说，当他坐在抽水马桶上时，他的膝盖都撞到了卫生间的门上。与弗兰基同屋的乔治则说，房间小得他们根本无法同时打开衣箱。

　　我们骑在车上时总是感到口干舌燥、饥饿难当。饼干、馅饼、杏仁蛋糕、带葡萄干的燕麦饼干、营养棒或任何简单的碳水化合物都成了我们充饥的点心。我们在白天大口大口地喝着含糖的消渴型饮料，晚上则喝“代谢水”。

　　晚上，我们坐在餐桌旁，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不是念叨一些陈年旧事便是吹嘘自己在赢得姑娘芳心方面的骄人战线，而其中99%都为不实之词。我们的厨师威利?巴尔梅是位65岁的瑞士人，也是我的一位好朋友，无论我到哪支车队都一直跟着我。他讲的故事总让我们笑得前仰后合。威利看上去要年轻得多，能说6种语言（大概就差斯瓦西里语了）。厨房是他的天地，在我认识他的这么多年中，我还一次也没有见到他被旅馆的厨房拒绝过。他会先赶到旅馆，让旅馆的服务人员感觉自己也成了我们车队的一部分。他总是亲自为我们准备意大利面片，别人谁也休想插手。

　　我继续向前骑行，而基克则在欧洲各地为我点上蜡烛祈祷。无论是在小村庄还是在大都市，她都会找一个教堂，点燃一支蜡烛。她在罗马时甚至去梵蒂冈为我点燃了一根蜡烛。

醉也无人管

(9)　环法赛THE TOUR

        生命是漫长的――而且充满了希望。但是，“漫长”只是相对而言：当你骑在车上爬坡时，一分钟会像一个月那么长，所以没有多少比赛显得像环法赛那么漫长。究竟有多长？长得像闪闪发亮的高速公路护栏一样一直通向虚无，长得像夏天那没有篱笆、一望无际的牧场，长得像从比利牛斯山脉中某座冰天雪地、嶙峋的山峰上了望周围的3个国家一样。

　　人们很容易认为环法赛不值一提：不就是200名车手在3个星期内冒着酷暑绕着法国骑一圈吗？当然，其中还包括山脉。根本就没有理由来做这种蠢事，惟一的理由是有些人――也就是说像我这样的一些人――需要靠发现自己的耐力究竟到什么程度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我可以接受这个观点）。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受苦的比赛。

　　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可以将环法赛算作世界上最具骑士风度的运动项目。当然，它对我还意味着生计。

　　简单地介绍一下环法赛的历史：自行车是工业革命时期发明的，同时问世的还有蒸汽机和电报。第一届环法赛于1903年举行，起因是《汽车报》刊登的法国体育新闻界提出的一个挑战。参加比赛的60人中，只有21人骑到终点，但这一事件立刻引起了全法国的注意。估计有10万人排列在通向巴黎的道路两旁观看，而且这项赛事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尔虞我诈：饮料里被人加了酒，图钉和破瓶子被领先的车手扔在道路上，不让后面的车手追上他们。早期的车手必须自己带吃的和各种装备，他们的自行车只有两个齿轮，而且他们得用脚来刹车。1910年第一次加进了山地赛段，（刹车也第一次问世），主车群要骑车穿过阿尔卑斯上，尽管野兽有可能会攻击他们。1914年，环法赛开始的那一天也正是费迪南大公遇刺的同一天。比赛结束后的第五天，战争席卷了车手们刚刚征服过的同一条阿尔卑斯山脉。

　　今天的环法赛已经成了高科技的结晶。那些自行车轻得你可以用一只手将它们举过头顶，车手们配备了计算机、心率监测器，甚至对讲机。但是它最根本的考验并没有改变：谁能够最好地战胜艰辛，有精力继续往前骑？在经历过那么多磨难之后，我不由得感到自己非常适合参加环法赛。

　　1999年赛季开始前，我去印第安纳波利斯出席一个让公众关注癌症的晚宴，然后顺便去医院看望我的那些癌症朋友。斯科特?夏皮罗说，“这么说，你又开始参加分段赛了？”

　　我说是的，然后我问了他一个问题。“你认为我能在环法赛中获胜吗？”

　　“我不仅认为你能获胜，”他说，“而且我期待着你获胜。”

　　但我不停地摔下车。

　　1999年自行车赛季刚开始时，我几乎一败涂地。在当年的第二项赛事――瓦伦西亚赛中，我从车上摔了出去，差一点摔断肩膀。我只好休息了两星期，但我回到赛场后不久又摔了一次：我在法国南部的一次训练中，被一位年迈的妇女开车从侧面过来将我撞倒。在巴黎－尼斯赛事和米兰－圣雷摩赛事中，我就像恶运缠身的狗一样在恶劣的天气中挣扎，只获得非常一般的成绩。我把这算作赛季刚开始时自己还没有进入状态，然后参加下一项赛事――结果我又摔倒了。在第一个赛段的最后一个拐弯处，我冒雨冲到了前面。车轮在一块黑乎乎的油斑上一滑，我摔到了车下。

我回到了家中，问题是我的技术太粗糙，于是我花了整整两个星期来改善自己的技术，直到我认为能够重新参加比赛。当我重新回到赛场上后，我没有再从车上摔下来过，并且终于在萨尔特分段计时赛中获得了胜利。我的成绩也开始不断提高。
　　有意思的是，我在那些一日赛中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出色。我不再是以前那个好斗、静不下心来的年轻车手。我在赛场上虽然仍像以前一样认真，但我的风格和技术要比以前细腻得多，不像以前那样明显地好斗。无论是从心理上、身体上还是感情上，我都有了不同的动力――这动力便是环法赛。

　　我愿意牺牲整个赛季来为环法赛做准备。我把一切都押在这项赛事上。我没有参加任何一项春季经典宽带，也就是那些国际自行车巡回赛的核心赛事，而是精心挑选了一些能帮助我在7月份调整到最佳状态的一些赛事。没有人能够明白我的举动。在过去，那些经典赛事可以说是我的看家本领。我为什么不再参加那些我以前获胜的赛事呢？终于，有位记者走到我面前，问我是否参加任何一项春季经典赛。

　　“不参加，”我说。

　　“为什么？”

　　“我在为环法赛做准备。”

　　他冲着我傻笑着说，“哦，这么说你现在成了环法赛型车手了。”就像我在说笑话一样。

　　我只是看着他，心中在想，伙计，我们等着瞧吧。

　　不久后，我在旅馆的电梯里碰到了米盖尔?安杜兰。他也问我在干什么。

　　“我花很多时间在比利牛斯山中训练，”我说。

　　“为什么？”他问。

　　“为了环法赛。”

　　他颇感意外地扬起了眉头，但是没有说什么。

　　邮政车队的每个队员都像我一样全力以赴于环法赛。邮政车队的队员名单如下：弗兰基?安德鲁是位身材魁梧、强壮有力的冲刺型车手，也是我们的队长，经验丰富，颇有成就，从我十多岁时就了解我。凯文?利文斯顿和泰勒?汉米尔顿是我们两位出色的年轻爬坡高手；乔治?西恩卡皮是美国职业赛冠军，也是另一位像弗兰基一样的冲刺型高手；克里斯?范德威尔德是位出色的全能型车手；帕斯卡尔?德拉米、乔纳森?沃特斯和彼德?迈内特－内尔森则是我们最忠诚的“仆人”，会毫无怨言地一连高速骑上几个小时。

　　将我们组合在一起的是我们的经理约翰?布鲁伊内尔。布鲁伊内尔是位面无表情的比利时人，以前曾参加过环法赛。约翰知道要想赢得环法赛的胜利，我们都需要做些什么准备；他在自己的运动生涯中曾获得过两个赛段的胜利。在1993年，他创下了当时环法赛上速度最快的分段赛纪录；在1995年，他超过安杜兰，第一个冲进列日，获得了赛段胜利。在那次比赛中，只有他和安杜兰骑在最前面。他一直跟在安杜兰的身后，快到终点时才冲刺，超过了安杜兰。他是位非常聪明、非常有实力的车手，知道如何战胜那些更为强大的对手，而且他把这种百战百胜的战术带到了我们车队。
约翰提议我们办一个训练营。我们听从他的安排，毫无怨言，分别在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中训练了一个星期。我们熟悉环法赛的山地地形，练习我们将要面对的山坡，在各种天气中每天坚持骑7个小时。我们在山地赛段练习时，我尤其注重与凯文和泰勒的密切合作，因为他们是我们车队的爬坡高手，我将主要靠他们帮助我征服那些山坡。在大多数其他车手进行修整或者参加经典赛的时候，我们却在恶劣的条件中练习爬坡。
约翰和我的一个笑话。那是1月份在比利牛斯山上，雨水每天都像撒尿一样下个不停。每天那些辛苦的爬坡练习不免让我情绪低落，而约翰则坐在暖和的汽车里跟在后面，而且通过对讲机和我交谈。
　　有一天，我打开对讲机，说道，“约翰。”

　　“是我。兰斯，你有什么事？”

　　“我明年还是参加经典赛吧。”

　　从那天起，我每天都这么说。不久，约翰便知道了我要说什么。

　　“约翰。”

　　“让我猜一猜，兰斯，”他会毫无表情地说，“你明年要参加经典赛。”

　　“对。”

　　如果不是在阿尔卑斯山或者比利牛斯山上训练，我就会独自训练。我无论做什么都有自己的目的。我和基克日复一日地只想着两件事：环法赛和有一个健康的孩子。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也是不必要的分心事。但我们这种单纯的专注中有着一种平静。

　　我全力以赴。我像坐在数学、科学、化学和营养学课堂上一样解决环法赛这个难题。我用电脑来计算我的体重与自行车重量之间的平衡，分析自行车在不同赛段中仍然可以挖掘出的速度，试着找到能让我比所有其他车手更快地到达终点线的方程式。我保留着仔细做出的反应我训练情况的电脑曲线图，校定距离、蹬腿力度和极点。

　　就连吃东西也变成了数学化。我用计量器来计算我的代谢物摄入量。我在厨房备了一台小秤，每天吃多少面片和面包都要称一下。然后，我要计算蹬腿力度与我摄入的热量之间的比例，这样我就能精确地知道每天该吃多少东西，消耗掉多少卡路里。只要摄入的热量小于消耗的热量，我就能减轻体重。

　　癌症给我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益处：癌症完全改变我的体形。我现在比以前削瘦了很多。在我以前的照片中，我看上去像个橄榄球员，脖子粗，上半身魁梧，这使我骑在车上像有着用不完的力气。但自相矛盾的是，我的力气在山地上又妨碍了我提高速度，因为将那样的体重拉上山耗费太多的力气。我现在几乎到了消瘦的地步，结果我骑在车上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感。我的身体瘦了，但我的精神更加饱满。

　　 人们怀疑我能够成为一名出色的环法赛车手，主要是因为我的爬坡能力。冲刺是我的强项，但爬坡是我的弱点。埃迪?墨克斯多年来一直要我减轻体重，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体重减轻5磅在爬坡时就能轻松得多――而我的体重减轻了15磅。这正是我所需要的。我成了爬坡能手。

　　我每天早晨起来后吃的早餐都一样，穆兹利加面包和水果，除非某一天的训练时间特别长。如果是那样，我就会吃一盘炒鸡蛋白。在我吃饭的时候，基克给我的水瓶罐水，然后我在8点钟离开家门，与凯恩和泰勒一起训练。在大多数日子里，我都不吃午饭，会一直骑到下午3点。回到家后，我会冲个澡，躺下来睡到晚饭准备好。我会在傍晚时分起来，称一下面片的重量，和基克一起吃晚饭。

　　我们什么都不干，哪里都不去。我们只是吃饭，然后上床睡觉，以便让我第二天早晨能够起来继续训练。这就是我一连几个月的生活。有时候，基克的一些朋友会说，“哦，你们住在法国南部，真是太棒了！”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怎么生活。
在我训练的时候，基克会出去办一些事，或者在阳台上休息。她觉得尼斯是孕妇最理想的地方，因为她可以散步到那些露天市场去买新鲜水果和蔬菜。我们在晚上会翻看介绍怀孕知识的书籍，记录孩子的成长。起初只有针头那么大，然后如柠檬般大小。基克第一次很难扣上牛仔裤钮扣的时候，那真是个大日子。
　　基克和我都全身心地投入在我们要实现的目标上。自行车运动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基克对此充满了敬意。“祝你今天工作顺利，”我每天早晨离开家时，她都会这么说。如果我们俩对这种生活方式不是这种同样忠心耿耿，那么它不可能成功。如果她感到无聊、感到被欺骗或者感到不满，我们就不会平静地度过那几个月。她完全可以成为一名队中的“仆人”，她与我的训练就是这样密不可分。

　　凯文能够看得出来，因为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而且在尼斯也有一套公寓。他和我不同，在欧洲回到家时没有人迎接他。当他从一场比赛或从训练营回来时，迎接他的只有空空荡荡的公寓，有时候甚至还有变质的牛奶。我有干净的衣服，干净的家，有猫，有狗，有我想吃的一切。但是基克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我以前在欧洲总是不舒服，而且总是感到孤独，而现在结婚后，我开始爱上了这种生活。

　　有时候我也会碰到爆胎的情况，而且恰好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这时，我便会给家里打电话，基克就会来找我。有时候，她会在下午开车来到山中，给我带来“给他力”和吃的东西。她已经对自行车项目了如指掌，因此能够给我们提供帮助。她知道我需要什么，以及什么时候需要，哪些日子里训练情况不佳，什么时候应该和我聊聊，什么时候不去烦我。

　　在那些真正艰苦的训练日里，她会坐立不安地等待着看看进展如何，因为她知道我的准备工作多么细心，完成训练计划对我多么重要。如果训练情况不佳，她能够理解我的失望和我的牢骚。

　　4月底，我参加了一项重要的经典一日赛――阿姆斯特丹电讯黄金赛，来测量一下我的状况。我一出发就觉得自己像变了一个人，骑在车上比以前有力。那天大多数时候我都在与荷兰车手迈克尔?博格德展开激烈竞争，他被认为是世界上顶尖车手之一。

　　剩下最后10英里时，我骑在前面，博格德紧跟在我身后。我现在已经知道，或者至少认为自己知道，我会在终点前的最后冲刺中战胜他。我对此可以拿我的健康打赌。我就这样充满了信心。

　　我开始了最后的冲刺――接着，博格德冲了上来。他与我并驾齐驱，我们一起冲过最后几百码――结果我输了，只输了1厘米，还不到车胎的宽度。

　　我身心交瘁。我一直认定自己能赢，但真正给我最大的打击是博格德被普遍认为是环法赛的夺标热门人物。我们并排站在领奖台上时，我脑子里只想着一件事：这个结果对我的环法赛训练计划意味着什么。我突然倾过身去对迈克尔说，“我要在7月份向你报这一箭之仇。”

　　他不解地看着我，“你在说什么？现在才4月。”
我重新回到训练场上。我你从来没有骑过车一样发疯般地训练，翻越我能见到的每一座山丘。尼斯周围大约有50个非常不错但也非常艰苦的坡道，而且每条坡道的长度都超过10公里。它的难度在于车手不是每隔一会儿爬一个坡，而是要反复不断地爬坡。我会在一天当中练习3种不同的坡道，一连骑上六七个小时。一段 12英里长的坡道要花费大约一个小时，所以你可以想想我的训练是什么样了。
　　别人在休息的时候，我在骑车；有时甚至在我的队友们休息的时候，我也在骑车。有个日子我赢得特别清楚。那是5月3日，欧洲那种阴冷的春日，气温很低。我朝阿尔卑斯山骑去，约翰开车跟在我的后面。这时，天上下起了冻雨，气温也降到了零度。我不在乎。我们站在公路旁，看着四周的景色以及恶劣的天气。约翰说我们那一天休息算了，但我说，“不，我要骑。”我独自一人一连骑了7个小时。要想在环法赛中获胜，我就必须在其他人不愿意骑车的时候愿意骑车。

　　尼斯最艰苦的赛段是“圣母山口”，一段非常著名的8英里坡道，比尼斯城要高。从我们家几乎都能看到它，就在那些高耸入云的山丘后面。“圣母山口”太艰难，你不可能时刻去那里训练，但它却是比赛状态的一个很好的测验。大多数人一个赛季去那里训练一到两次。我每个月去骑一次。

　　汤姆?罗明戈多年来一直是世界上顶尖车手之一。他当年住在摩纳哥时，就将“圣母山口”当做他的训练测验，并且一直保持着征服它的最快纪录 ――31分30秒。凯文?利文斯顿可以说是我们邮政车队最佳的爬坡车手，有次仅用了32分钟。我在1998年赛季重返赛场的开始阶段，征服“圣母山口”需要36分钟。但是我知道，要想赢得环法赛，我就必须大大缩短这个时间。

　　“我要突破31分钟，”我有一天告诉凯文。

　　这对一个当时甚至连35分钟都达不到的人来说，这不免有些在说大话。

　　“你疯了。”凯文说。

　　但是我将时间缩短到了34分，然后是33分。终于，我有天下午骑出了32分30秒的成绩。环法赛开始前，我和凯文最后一次去骑“圣母山口”。

　　那天非常闷热，而且潮湿，几乎没有什么风。我们向海拔3000英尺、被云雾笼罩的山顶骑去。剩下最后一英里时，凯文的轮胎爆了。在他停下来换轮胎时，我继续向前骑。我到达山顶时，朝车把上的计时器看了一眼。

　　我等凯文赶上来。当他气喘吁吁、为爆了车胎而恼火地赶到山顶时，我让他看了我电脑上的时间。这个时间对环法赛意义重大。“天哪，”凯文说，“这太可怕了。”

　　基克知道我每次去骑“圣母山口”都会是个重大的日子。我在吃早饭时就已经绷着脸，集中注意力了。我回到家时，她在大门口等着我，急于知道结果如何，想知道我是高兴还是沮丧。奥楚正好来看我们，也在焦急地等待着。

　　我笨手笨脚地进了屋，脸色严峻。

　　“怎么样？”她问。

　　“天气糟透了，”我说。

　　“啊，”她说。

　　“是啊，”我说，“我只骑出了30分47秒。”

　　她一下子搂住了我的脖子，奥楚拍了一下我的后背。

　　“吉米，我已经准备好了，”我说。
几天后，奥楚回到了美国。他告诉每一个愿意听他说话的人：我将赢得环法赛冠军。
　　我开始为环法赛收拾行李。我心里非常紧张，强迫自己去注意每一个细节。我和基克把我所有的东西摆出来，然后将它们小心整齐地放进箱子里。我坚持要按某种方式打包。我骑车时穿的短裤都被卷在一起，整齐地排成一条直线。我的鞋盒必须放在正确的地方。手套要塞在某个特别的角落，护肘则放在另一具角落。一切都必须井然有序，这样我一眼就能看出我为各种天气准备了各种衣服。

　　我们赶到巴黎参加环法赛的预赛，其中包括一系列体检和违禁药品检测，以及聆听环法赛组织者的长篇大论。每位车手都得到了一本环法赛“圣经” ――一本指南，上面列出了整个线路和各个赛段，其中有路线图，以及补给区在什么地方。我们开始安装自行车，更换车把手，看看鞋底的防滑钉是否与踏板相吻合。有些车手对车的状况比其他车手随便一些，但我非常仔细。车队的其他人都叫我“毫米先生”。

　　在赛前的媒体宣传中，我们的美国邮政车队被认为是一支无望夺魁的车队。谁也不认为我们会有机会获胜。人们谈论的核心人物是新科世界冠军亚伯拉罕?奥兰诺。人们谈论迈克尔?博格德，他在阿姆斯特丹电讯赛中战胜了我。人们谈论瑞士的亚力山大?祖尔和西班牙的费南多?埃斯卡廷。人们谈论那些因成为违禁药品调查牺牲品而没有参加比赛的人。我只是个配角，只是一位感人的美国癌症幸存者。似乎只有一个人认为我有能力获胜。比赛开始前不久，有人问米盖尔?安杜兰，他认为谁有可能获胜。也许是因为他还记得我们在电梯里的那次交谈，也许是因为他知道我训练多么刻苦，他回答说，“阿姆斯特朗。”

　　环法赛的第一分段赛是一个简单的预赛――在福厄山镇举行的一个计时赛。这座小镇有座褐色城堡和一个中世纪主题公园。预赛有些像排名体系，目的是将那些速度较快的车手与速度较慢的车手分开来，同时决定谁骑在主车群的前面。比赛虽然只有8公里，却是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的较量。你必须从一开始就冲刺，充分发挥你的各项优势，否则你还没有开始就已经落到了后面。那些想参加总积分比赛的车手必须在预赛中排进前三名或前四名。

　　整个赛段首先是5公里冲刺，然后是一个大山丘，700米长的一段坡道――你必须竭尽全力。过了一个大弯道后，前面又是平坦的冲刺，直到终点。这样的对像我这样的力量型车手非常有利，同样也非常适合了不起的安杜兰。安杜兰曾经骑出过8分12秒的纪录。

　　总而言之，整个计时赛应该不超过9分钟，最大的难点是那座山丘。你不想把所有力气都花在前5公里冲刺中，然后在爬坡时一败涂地。而且还要制定出战术：我在爬坡时应该用大的链环还是用小的链环？我们就这个问题争论了两天。

　　约翰在给我们布置战术时非常平静，但也非常精确。他把整个比赛分成出发段和提速段，并给我制定了精确的战术。他甚至知道我在第一段冲刺时的心率：190。

　　车手们分批出发，每一批车手之间的间隔时间为3分钟。记者们从赛道上蜂拥而归。我的队友弗兰基?安德鲁牺牲自己做了一个试验：他在爬坡时用了大链环。这是个错误的决定。等他骑到山顶时，他己累得筋疲力尽，没有能恢复体力。

　　奥兰诺骑出了8分11秒的好成绩，打破了纪录。接着，祖尔又骑出了8分07秒，又打破了奥兰诺刚刚创造的纪录。

　　轮到我了。当我骑得好的时候，我的身体在自行车上似乎一动不动，只有两条腿像活塞一样上下运动。约翰从后面的队车中可以看到我的肩膀几乎根本不晃动，这意味着我没有浪费任何多余的力气，所有力量都用在了车上，推动它向前。

　　我从耳机里能够听到约翰在不断地给我报时间，给我指导。

　　“你从坐垫上站起来了，”约翰说，“坐下。”

　　我一心想着发力，没有意识自己已经站了起来。我重新坐到坐凳上，集中精力骑车，只想着骑车的技术和科学性。我不知道自己总共用了多少时间，只是奋力踩着踏板。

　　我冲过了终点线。我看了一下钟。
“8分02秒。”
　　我想，一定是弄错了。

　　我成了环法赛的领骑者。在我的运动生涯中，我第一次穿上将我与其他车手区别开来的黄色领骑衫。

　　回到营地时，我的队友们个个拥抱我，将我抱得最紧的是约翰。ESPN电视台的记者过来采访我，而我只有勉强接受采访。我感到口干，担心会在直播节目中晕倒。我说不出话来，话到嘴边就是说不出来。“真是没想到，”我嘶哑着嗓子说，“没想到。”

　　我看到安杜兰在人群外面。他推开人群走到我跟前，热情地和我握手，与我拥抱。

　　在环法赛中真的没有时间去庆祝分段赛的胜利。你首先会被领去接受药物检查，然后便是颁奖仪式，接过黄色领骑衫穿在身上。尽管我为环法赛做了精心准备，却没有料到会有这种时刻。对于穿上黄色领骑衫、感觉那布料从我上滑下来的这种激动之情，我没有任何准备。

　　基克在尼斯的家中从电视里看着我身穿黄色领骑衫走上领奖台。她在屋里高兴得又是尖叫又是跳跃，结果让胎儿抖动不已，也让狗狂叫不息。最后，我终于走下了领奖台，上了我们车队的野营车。我在那里拨通了她的电话。“宝贝，”我说。

　　我只能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了“哦，我的上帝啊！哦，我的上帝啊！哦，我的上帝啊！”然后她放声大哭。最后，她说道，“宝贝，你做到了。”

　　我还有第二个非常美好的胜利时刻。就在我穿过终点区时，我碰到了科菲蒂斯车队。科菲蒂斯车队所有的人都站在那里，那些在医院病房里认定我在世不多而离我而去的人。

　　“这是给你们的，”我说着就从他们身边走了过去。

　　 我们出发越过法国北部的平原。我是第一位效力于美国车队、骑着美国自行车、在环法赛中领骑的美国人。那天早晨，我看了一下日期：7月4日。

　　我突然感到一阵紧张。黄色领骑衫是一种责任。现在不是我向别人发起冲击，而是别人向我发起冲击。我以前还从来没有处在过捍卫黄色领骑衫的地位。

　　环法赛的最初几个赛段都是冲刺者们发力的平原。我们风驰电掣般地骑过那些平坦而单调的公路，一路上玩着速度控制游戏。精神高度紧张，主车群中到处都是小动作、明争暗斗、侥幸脱险以及环法赛中司空见惯的撞车现象。

　　车把手相撞，臀部相碰，车辆撞在一起。如果骑在主车群前面，这种小动作就会少一些，所以我们都尽量骑在最前面，但所有车队也都想骑到前面，而道路只有那么宽。由于有近200名车手在争取好位置，撞车也就成了难免的事。最初几天的主要战术便是躲避麻烦――但这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这场你争我夺的战斗中，由于大家都在运动状态中，你可能还没有回过神来就遭人暗算。在前一年的比赛中，凯文在那些平地赛段中摔了两次，山道赛段还没有开始就落后了15 分钟。

醉也无人管

(8)　生存期　SURVIVORSHIP

       我在病中时曾告诫过自己，永远不再骂人，不再喝啤酒，不再发脾气。我要做一个你希望见到的最了不起、最洁身自好的人。但是生活仍然在继续。事情总是发生变化，人们的愿望也总是落空。结果，你又喝了一杯啤酒，你又说了一句脏话。

　　你该如何重返正常人的生活？这就是癌症过后我所面临的问题。“要把每一天当作你一生的最后一天来过，”这句老话对我根本不管用。真实的情况是，那句老话表达了人们的一种愿望，在实际生活中根本行不通。如果我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数，我可能会做一个非常和善、无足轻重的小人，时刻只想着眼前的日子。相信我，我试着那样生活过。

　　人们总把我的复出看作一场了不起的胜利，但复出在一开始却是场灾难。如果你在极端恐惧中生活了整整一年，而且天天担心会离开人世，那么你会觉得自己有资格永远在休假中度过余生。但是你实际上无法做到，因为你得回到你的家庭中，回到你的同龄人中，回到你的工作中。但是，我身上有一部分不希望我回到原来的生活当中。

　　我们在1月份随美国邮政车队来到了欧洲。基克辞了职，把自己的小狗送给了别人，房子租了出去，收拾好了她的全部家当。我们在尼斯和摩纳哥之间的费拉角租了个公寓，然后我和车队出发去参加比赛，留下她一个人在家。自行车赛不是妻子和女朋友该去的地方。它是一种职业，与去办公室上班没有区别，而你是不会把妻子带进会议室的。

　　克里丝汀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异国他乡，没有朋友，没有家人，而且她不会说法语。但是她像往常一样立刻做出了反应：进了一所法语强化培训学校，给公寓添置了家具，把眼前的生活视作一次历险，丝毫不感到害怕。她从来没有抱怨过。我真为她感到骄傲。

　　我自己却不像她那么积极面对生活。我在赛场上的表现不尽人意，因为我得重新开始适应在欧洲各地比赛的艰苦性。我已经忘记了其中的酸甜苦辣。我上次来欧洲还是和基克一起来度假的时候，我们当时以旅游者的身份住在顶尖级旅馆中，但现在的生活又变成了吃难以下咽的饭菜、睡路边昏暗的膳宿公寓中那些破床、时刻在旅行途中。我一点也不喜欢。

　　我的内心深处并没有做好准备。如果我生存期了解得更多一点，我也许会知道重返赛场的努力肯定会夹杂着心理问题。如果某一天我的表现差强人意，我总是说，“我受的罪太多。我刚刚做过3个手术，接受过3个月的化疗，过了一年地狱般的生活，这就是我表现不太好的原因。我和身体再也不是从前的状态。”而我本该说的话是，“嗨，今天只是骑得不好而已。”
我骑在车上时，内心深处仍然对自己充满了怀疑，仍然有隐隐约约的反感。我现在的收入与以前相比少得可怜，而且我还没有新的赞助。我自嘲地将这称作“80%的癌症税”。我原来以为自己只要一骑到车上、宣布重返赛场，美国各大公司就会纷至沓来，而当它们没有出现时，我就责怪比尔。我都快要把他逼疯了，总是不停地问他为什么没有给我签下任何合同。终于有一天，我们在电话里吵了起来――我在欧洲，他在德克萨斯。我又开始抱怨他在拉赞助方面没有任何进展。
　　“你听我说，”比尔说，“我给你另找一个新的经纪人。我再也受不了了。我知道你认为我需要你给我的这份工作，右我实际上根本不需要。我不干了。”

　　我愣了一下，然后说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再拿比尔出气，但我仍然对没有人愿意赞助我耿耿于怀。欧洲车队不想要我，美国公司也不想要我。

　　我18个月以来参加的第一项职业赛事是历时5天的横穿西班牙的“露塔?德?索尔”赛。我获得了第十四名，引起了小小的轰动，可我仍然感到沮丧，感到不舒服。我以前总是骑在最前面，现在却只获得了一个第十四。而且，我非常不喜欢我在第一项赛事中引起的关注。我时刻担心自己的表现，因而时刻感到有压力，而媒体则让我分心。我真希望自己只是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赛场上，一言不发地骑车，默默地与心中的怀疑作斗争。我只想骑在主车群中，重新找回腿部的感觉。

　　两星期后，我参加了巴黎－尼斯自行车赛。这是除了环法赛以外最艰苦的分段赛之一，要在冬天恶劣的天气中连续骑上几天。正式比赛开始前还有一个“预赛” ――一个计时赛。这可以算是一种排名，预赛的结果将决定谁骑在主车群的前面。我列第十九名，这对一个刚刚从癌症中康复的人来说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但我却不那么看，因为我以前总是名列前茅。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发现外面下着雨，而且寒风刺骨，气温只有零度。我一睁开眼睛就知道自己不想在那种天气里骑车。我闷闷不乐地吃着早饭，然后与其他队员一起讨论当天的战术。我们决定，如果我们的头号国手乔治?西恩卡皮落到了后面，我们就一起等他，帮他赶上去。

　　在出发区，我坐在一辆汽车里，尽量保持体温，心中在想着自己是多么不愿意在那里。如果你在一开始就有这种想法，那么最后的结果自然也就好不到哪里在。我一走进车外的寒风中，心情就变得更加糟糕。我沉着脸戴上护腿，竭力不让雨水淋到我露在外面的皮肤上。

　　比赛一开始是一段平坦的长赛段。雨水从侧面打来，而从侧面刮来的风让人觉得气温远低于零上2度。没有什么比在雨中骑一段漫长而平坦的道路更让人士气低落。起码在爬坡时，你的体温会稍微高一点，因为你得发力，但在平坦的道路上，你只会冷到骨头里。什么样的鞋罩都不管用。什么样的衣服都不够。在过去，我之所以能获胜就是因为我比其他选手更能忍受艰苦的条件。可是这一天不行。
西恩卡皮的轮胎瘪了。
　　我们都停了下来。主车群丢下我们向前冲去。等我们重新上路时，我们已经比领先的选手慢了20分钟，而在那种大风中，我们需要花费数倍的努力才能把落下的时间补回来。我在雨中向前骑着。

　　从侧面吹来寒风穿透了我的衣服，我很难在沿着公路前进时稳住车。突然，我把手举到车把上面，挺直腰，将车拐到路旁。

　　我停了下来。我要退出比赛。我要放弃这项赛事。我取下我的号码布。我想，我可不想这样度过我的一生，我快要冻僵了，浑身湿透，名誉扫地。

　　弗兰基?安德鲁就骑在我的后面，他记得我挺直身子将车拐到路旁时脸上的神情。他能够看出，我可能有一阵子――甚至是永远――不会再骑车了。弗兰基后来告诉我，他当时的第一个念头便是“他完了”。

　　等车队其他队员在这一赛段结束后回到旅馆时，我已经开始收拾行李。“我不干了，”我告诉弗兰基，“我再也不参加比赛了。我要回家。”我不在乎我的队友们是否能理解。我说了声再见，把行李包甩到肩上，扬长而去。

　　放弃比赛与我身体上的感觉没有任何关系。我仍然很强壮，我只是不想留在赛场上。我只是不知道自己在剩下的岁月里是否只想这样在寒冷中忍着疼痛去骑车。

　　我把电话打到基克的手机上时，她正在放学后采购食品。“我今晚回来，”我说。她听不清，因为信号不太好。我听到她在说，“你说什么？出什么事了？”

　　“我回头再告诉你，”我说。

　　“你受伤了吗？”她以为我摔倒了。

　　“没有，我没有受伤，”我说，“今天晚上见。”

　　几小时后，基克在机场接我。我们起初话都不多，坐到车上开车回家时，我终于开口道，“听我说，我只是非常不开心。”

　　“为什么？”她问。

　　“我不知道自己还剩下多少时间，但我不想将所有这些时间都花在自行车上。”我说。“我恨它。我恨这里的比赛条件。我恨离开你。我恨这里的生活方式。我不想呆在欧洲。我已经在露塔?德?索尔赛中证明了我自己。我已经证明了我可以重返赛场参加比赛。我现在不再需要向自己证明什么，或者向癌症群体证明什么，所以就这样吧。”

　　我担心她会说，“那我的学校、我的工作怎么办？你为什么要让我搬到这里来？”可她从来没有那么说过。她只是平静地说，“好吧。”

　　在回费拉角的飞机上，我看到哈雷?达维森的广告非常精辟地道出了我的感受。那广告上说，“如果我能重新开始生活，我会……”，下面列出了几样东西，比如，“多看一些日落”。我把那广告递给她说，“重返赛场的问题就出在这里。我的生活不应该是这样。”

　　“我们先好好睡一觉，过几天再做决定，”她说。

　　第二天，基克继续回语言学校上课，我则呆在家里无所事事。我独自在公、公寓里坐了一整天，甚至不愿意朝我的自行车看一眼。基克的学校有严格规定，上课时候不准接电话。我给她打了3次电话。“我受不了无所事事地坐在这里，”我说，“我已经和旅行社联系过了。就这么着吧。我们这就走。”

　　基克说，“我在上课。”

　　“我来接你。念那个学校只是浪费时间。”

　　基克走出教室，坐到外面的长凳上哭了起来。她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在为消除语言障碍而努力。她建起了我们的家，弄清楚了如何买东西，而且掌握了如何使用这里的货币。她还学会了如何遵守交通规则，如何在法国付过桥费。现在这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我赶到学校接她时，她还在哭。我吃了一惊。“你为什么要哭？”
　　“因为我们要离开这里了，”她说。

　　“你什么意思？你在这里没有朋友，没有工作，也不会说这里的语言。你干吗想呆在这里？”

　　“因为我刚刚开始着手解决这些，我想把它做完。如果你认为我们需要回家，那我们走吧。”

　　那天晚上又是疯狂地收拾行李，基克像我们刚刚抵达这里打开行李一样精力充沛地干着。我们在24小时里干的活比大多数人在两个星期里干的活还要多。我们把凯文?利文斯顿叫了过来，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了他，有毛巾、银餐具、灯、罐、锅、碗碟、吸尘器。我告诉凯文，“我们永远不回来了，不会再用得着这些东西。”凯文并没有对我改变主意――他更了解我。他只是默不作声。我可以从凯文的脸上看出，他并不认为我的决定正确，但他什么也不愿意说。他一直在为我的复出担心。“多注意身体，”他说，“多保重。”他在我与癌症抗争的整个过程中一直陪伴着我，所以他惟一关心的是我的健康。当我把一个纸箱子给他搬到车上时，他非常全身心，我觉得他快要哭了。“拿着吧，”我说，把一个个装着厨房用品的纸箱递给他。“全拿去。”

　　那是一场恶梦，我对当时那一幕惟一的美好记忆是基克――她在我的迷乱之际表现得那么平静。如果她冲着我大发脾气，我一点也不会怪她；她放弃了工作，搬到了法国，牺牲了一切，而几乎是一夜之间我又准备回奥斯丁，永远离开赛场。但是她仍然支持我。她对我表示了理解和支持，而且对我极度耐心。

　　回到美国后，每个人都想知道我的下落。卡米卡尔的电话早晨8点钟响起的时候，他正在家中。打来电话的是一位法国记者。“兰斯?阿姆斯特朗在哪里？”那位记者问。克里斯说，“他在参加巴黎－尼斯自行车赛。”那位记者用蹩脚的英语说，“不，他停了。”克里斯挂上了电话。1分钟后，电话又响了―― 是另一位法国记者。

　　克里斯打电话给比尔?斯泰普顿，但比尔说他没有我的消息。奥楚也没有。克里斯分别给我的手机和公寓打了电话，但是没有人接。他在电话上留了言，但我没有给他回话。我很少这样做过。

　　最后，我从机场给克里斯打了个电话。我说，“我马上就坐飞机回来。我再也不想参加比赛了。我不需要那些破旧的旅馆，那种恶劣的天气，那种难以下咽的伙食。这给我带来了什么呢？”

　　克里斯说，“兰斯，你做什么都行，但千万别胡来。”他平静地说道，想尽量给我拖时间。“不要接受采访。什么也不要宣布。千万别说你要永远退出赛场。”他提醒我。

　　与克里斯交谈完后，我给比尔打了个电话。“我做到了，伙计，”我说，“我向他们证明我能够东山再起，我做到了。”

　　比尔很冷静。“好吧，”他说。他已经和克里斯交谈过，知道了所有情况。他和克里斯一样，也在故意和我拖时间。

　　比尔建议我先不要急着宣布退役。“兰斯，我们等一个星期左右再说，现在一切都太混乱。”

　　“不，你不明白，我现在就想退役。”

　　“兰斯，”比尔说，“我知道你想退役，没问题，但有些事情我们必须先讨论一下。我们先缓几天再说。”

　　 接下来，我拨通了奥楚的电话。我们的交谈非常具有代表性。

　　“我退出了巴黎－尼斯赛。”我说。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要退役，再也不想回到赛场上了。”

　　“今天先别急着做决定。”
我和基克不停地倒着时差，终于飞回了奥斯丁。从我们走进家门好一刻起，我们家的电话铃声就没有断过。不断有人在找我，想知道我为什么突然失踪了。最后，一切渐渐平息了下来。我和基克睡了整整一天时差，然后在市中心的办公室里见到了比尔。
　　我说，“我不是来和你谈是否再参加比赛的，那已经不需要再讨论了。我不干了，我不在乎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比尔看着基克，而基克只是看着他，耸了耸肩。他们俩都知道我当时心情不好，最好不要和我理论。这时的基克又是疲倦又是失望，默不作声地坐在那里，但当她看着比尔时，有样东西传达给了对方。基克的眼神传达了一个信息：对他耐心点，他在有些不正常。

　　比尔沉默了大约20秒钟后才开口。他说，“我们至少要发布一个声明，而且要正式宣布。我们按正常手续来做吧。”

　　“就在报上发表一条消息可以吗？”我说。

　　“恐怕不行。”

　　“为什么？”

　　“你知道那些赛事，那些什么露塔赛呀，巴黎赛呀，什么的？”比尔说，“美国人谁也没有听说过，这里甚至都没有人知道你已经复出。所以，你当然要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宣布你已经退役。我知道你认为自己重返赛场获得了巨大成功，我同意你的看法。我是说，你能做到这一步就已经是个奇迹。战胜癌症本身就是个奇迹。可是别人谁也不知道。”

　　“我在露塔?德?索尔赛中获得了第十四名，”我为自己辩护道。

　　“兰斯，”比尔说，“看样子你只会成为一个得过癌症、再也骑不了车的人。情况就是这样。”

　　又是长时间的停顿。坐在我身旁的基克已经是眼泪汪汪。

　　“嗯，”我说，“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斯泰普顿巧妙地对付我：他列举了我在正式退役前还要做的数不清的事情。“我明白你想退役，”比尔辩，“可你打算如何退役呢？”他问我是否想搞一个直播新闻发布会，接着又说我们需要先和赞助商们谈一谈。然后他说，“起码你该参加一场告别赛吧。”我不能连一场美国告别赛都不参加就永远离开赛场。

　　“干吗不参加6月份举行的全国冠军赛，把那当成你的告别赛呢？”他说，“你可以在那项赛事中获胜，你知道你能做到。那才叫复出，那才是人们会知道的事。”

　　“我不知道，”我说，“我不想再骑车了。”

　　比尔耐心地说服我推迟宣布退役。他每提出一个新的难处，就给自己赢得了更多的时间。他说，我至少不能在玫瑰自行车赛之前退役，而那将是5月份的事。

　　最后，比尔渐渐说服了我。我告诉他，我会等一等再宣布退役的事，但是我想先何处几天。

　　我的邮政车队非常耐心。汤姆?威瑟尔愿意等待。但几天变成了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又变成了一个月。我连自行车都没有拆包，让它继续留在车库里的行李包中，落满灰尘。

　　 我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我每天去打高尔夫，滑冰，去喝啤酒，然后就躺在沙发上，轮流搜索着电视频道。

　　我去“居伊”餐馆吃德州墨西哥餐，将训练时要注意的饮食要点抛之脑后。我只要从欧洲回来，不管时差多么厉害，我一定会直接从机场去“居伊”餐馆，要上一份加了果酸酱的面卷饼，再要上几杯到格丽塔鸡尾酒或德州黑啤酒。我现在几乎顿顿在那里吃。我不打算再让自己受罪，我得到了第二次生命，一定要充分利用它。
可这种生活索然无味，既不能使我感到轻松，也不能让我感到自由或快乐。它只是一种迫不得已的生活。我试图再现我和基克去欧洲度假时我曾经有过的心情，但这次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真相是我为自己感到丢脸。我对自己缺乏信心，也为我在巴黎－尼斯赛事中的表现感到难堪。儿子，你永远不放弃。可是我放弃了。
　　我当时的表现完全不像我，其中的原因就是生存期问题。那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现在怎么办？”的例子。我曾经有过工作，有过自己的生活，然后我病了。疾病完全打破了我的生活。当我试图重新回到我原来的生活中时，我缺乏方向，一切都已变了样――我应付不了。

　　我恨自行车，可我又在想，我还能干什么别的事呢？去某个办公室打杂？我不知道自己还擅长于什么。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因此我只好暂时逃避，逃避我该担负起的责任。

　　我现在知道，从癌症中幸存下来不仅仅牵涉到身体的康复。我的心和我的灵魂也需要康复。

　　除了基克外，没有人理解这一点。她完全有理由为我打乱她的计划而痛苦或对我大发雷霆，但她保持着镇静。在我每天外出打高尔夫时，她一个人呆在家里，没有狗做伴，没有工作，一面翻看着报纸上的招聘广告，一面琢磨着我们该如何养活自己。我母亲非常理解基克的心情，所以会常常打来电话，专门和基克说话。她会问，“你怎么样？”

　　但是，在我一连几个星期只知道打高尔夫、喝酒、吃墨西哥餐之后，基克终于忍不下去了。总得有人和我谈谈。有天早晨，我们正坐在版面的露台上喝咖啡。我放下咖啡杯，说，“好了，我们晚上再见。我得去打高尔夫球了。”

　　“兰斯，”基克说，“我今天该做什么？‘

　　“你说什么？“

　　“你没有问我今天干什么。你没有问我想干什么，或者问我是不是介意你去打高尔夫。你只是说你要去做什么你关心过我该做什么吗？”

　　“哦，对不起，“我说。

　　“我今天该干什么？”她说，“我该干什么？你告诉我。”

　　我一时哑口无言，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得做出决定，”她对我说，“你需要决定是否真的永远告别赛场，整天就这样打高尔夫、喝啤酒、吃墨西哥餐混日子。如果真是这样，可以。我爱你，不管你是什么，我都会嫁给你。可我需要知道你的决定，这样我才能安排好自己的生活，才能出去找份工作来供你打高尔夫。你得告诉我。”

　　“可如果你不准备永远告别赛场，那么你就不能再这样乱吃乱喝，整天无所事事，你需要好好想想，因为你这样悬而不决不是你兰斯的做法。你不是原来的兰斯。我现在都弄不清楚你是谁。我爱你，但你需要好好想想。”
她说这番话的时候并没有生气。她说得完全正确：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只是在游手好闲。在那一瞬间，我从她的里看到了退役后的我，而我不喜欢那形象。她是不会虚度一生的，我不能责怪她。
　　她平静地说道，“告诉我，我们是否要住在奥斯丁。如果真是这样，我就去找个工作，因为我不能在你去的高尔夫时就这样坐在家里。我无聊极了。”

　　要在平常，谁也别想这样和我说话。但她说话的野牛那么可爱，丝毫没有争吵的意思。基克知道如果有人冲我发脾气时我会变得多么固执；那是我由来已久的对别人指手划脚的反应。我不喜欢有人关心我，而每当有人关心我的事情时，我都会回击，不管这种回击是身体上、逻辑上还是感情上的。但是，她说这番话的时候，我没有感到受到攻击，也没有感到要为自己辩护，或者感到受到伤害，或者被人吹毛求疵。我只是能感觉到其中的真诚。她的那番话虽然听上去有讥讽的味道，却非常深邃。我从桌子旁站起身来。

　　 “好吧，”我说，“让我考虑考虑。”

　　我还是去打高尔夫了，因为我知道基克并不反对我打高尔夫。问题不是高尔夫，关键是重新找回我自己。

　　基克、斯泰普顿、卡米卡尔和奥楚背着我联合了起来，时刻悄悄讨论如何让我重返赛场。虽然我仍然说我准备退役，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自己也开始动摇了。比尔说服我参加最后一项比赛――5月份在费城举行的美国职业冠军赛。

　　克里斯?卡米卡尔飞到了奥斯丁。他看了一眼我的车库，见我的自行车仍然在包里，便摇了摇头。克里斯的感觉和基克一样，认为我需要从主观上决定自己是否属于赛场。“你又获得了生命，现在需要恢复以前的生活，”他反复说道。但是他知道我还没有做好重返赛场的充分准备，所以他给自己来奥斯丁找的借口是为美国冠军赛安排一个训练计划。此外，第二届“玫瑰自行车赛”在即，那虽然是围着奥斯丁市中心骑车的非正式比赛，但需要我至少身体情况良好。“你不能这样出去，”克里斯指着我的肚子说，“你不想让你的基金会丢脸吧。”

　　克里斯坚决认为，不管我对退役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首先需要强化训练8到10天来恢复体力――我需要离开奥斯丁到别处训练。“我们出城去，”他说。“你在这里无法集中精力，分心的事太多，高尔夫太多。”

　　我们考虑去什么地方合适。亚利桑那？太热了。科罗拉多？海拔太高。我说，“还记得北卡罗来纳那座嬉皮士小镇――布尼吗？”

　　布尼位于阿巴拉契亚高山上，杜邦赛的线路经过那里，曾经给我留下过美好的印象。我曾在那里两次赢得过杜邦赛的冠军。我曾无数个下午在那里最高的山峰――也是杜邦赛最关键的爬坡赛段――白桦山上骑车、吃苦。那地方山势陡峭，但景色怡人。布尼其实是座大学城，里面住着的都是附近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的学生和教授。大学里有专门的训练设施，林中有许多可供租用的木屋，因此非常方便。

　　我上网租了个木屋。接下来，我决定邀请我的老朋友鲍伯?罗尔当我的陪练。鲍伯38岁，热情开朗，以前是位公路车手，接下来转成了山地车手。有他陪我10天到是件开心的事。

醉也无人管

重返艳阳下～阿姆斯特朗自传（07下）

        我立刻就知道自己遇到了知己。基克能管好她自己；她很坚强、很独立、很讲道理、没有娇生惯养的脾气。虽然她从小到大都生活在金钱窝里――她父亲是《财富》杂志评选出的500强中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她习惯于自己养活自己，从不指望父母会给她留下什么。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我心中暗想。
　　
        与她在一起，我感到很安全。尽管我头发还没有长出来，尽管我没有眉毛，她却仍然喜欢我，而且根本不在乎我的头发、我的伤疤和我的身体状况。基克成了我的发型师。她会把我的头抱在她怀里，用一把理发推子轻轻地修剪我的头发，直到我看上去像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宇航员。

　　以前与人谈情说爱时，别人总是听我的，但和基克在一起时情况就不一样了。有时候她听我的，有时候我听她的，更多的时候都是她要我去哪里就去哪里，现在仍然如此，不管是朝北、向南、往西还是任何方向。那年夏天，基克计划去欧洲。她还从来没有出过国，她大学时的一位朋友当时正作为交换学生住在西班牙，而且邀请她去作客。“你为什么要去西班牙？”我说，“西班牙到处是灰。”

　　“闭嘴，”基克说，“别坏了我的兴致。我已经为这趟旅行存了好几年钱。”

　　她要离开一个月，我觉得自己根本接受不了。惟一的办法只有跟她一起去。反正我要在环法赛上露个面，作为对我的赞助商的敬意，同时也表明我仍然可能重返赛场。于是，我把时间安排在和基克的欧洲之行同时进行。我也很想从旁观者的角度去观看环法赛，希望这能重新唤醒我复出的欲望。我说和她一起去，她同意了。

　　那是一种复苏。我感觉就像我从来没有到过欧洲一样，而事实是我可能确实没有。我只是骑在车上、以每小时40英里的速度见识欧洲，但我没有以一个旅游者的身份去观察它，更没有在恋爱过程中去看它。我们去了所有的地方。我趁机卖弄了一下我的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

　　我在20多岁时并没有心情享受生活。我忙着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从15岁起就一直忙着为生计而奋斗，无暇做大我数20多岁的人所做的事，无暇像基克和她大学同学那样寻找乐趣。我几乎是完全跳过了我生命中的那一段时光，但是我现在终于有机会重新体验它了。我仍然无法断定我的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不知道我还剩下多少时光，不知道是一天还是两年还是永远。活一天快乐一天吧，我对自己说，抓住每一天。不管还剩下多少时光，都要心情地用好每一天。基克和我发现对方都持这种相同的观点。

　　我从来没有热情地拥抱过生活。我的生活中有成就，有我奋斗的过程，但我从来没有特别从中得到享受。“你有天分。”基克说。“你可以教我怎样真正热爱生活，因为你有九死一生的体会，你看到过生活的另一面。你可以教给我。”

　　然而，教会我生活的是她。她什么都想看，而我只好带她去；但是在这过程中，我自己也学会了睁开眼睛。在意大利，我们坐在路边的咖啡馆里，吃着撒了碎帕尔玛干酪的火腿。基克逗我说，“在认识你之前，我只知道帕尔玛干酪都是装在绿色罐头里的。”
我们去了圣塞巴斯蒂安，我的第一场职业比赛就在那里。我还记得当时大雨如注，当我最后一个到达终点时，人们都在嘲笑我。这次重返圣塞巴斯蒂安后，我久久地盯着那些装饰着花砖的屋顶和沿着比斯开湾铺展出去的城市，发现与我所说的到处是灰截然不同，这个世界上没有比西班牙更美丽的古老的一面。
　　在潘普洛纳，我们看到了狂奔的公牛。基克说，“我们今晚别睡觉吧。”

　　我说，“干什么？”

　　“玩啊。难道你就从来没有一夜不睡觉、日出时才回家的经历吗？”

　　“没有，”我说。

　　“你是什么意思？你从来没有一夜不睡觉吗？”她说，“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你究竟怎么啦？”

　　我们那一晚整夜没有睡觉。我们去了潘普洛纳的每一家夜总会和舞厅，然后在太阳升起时走回旅馆，看着太阳渐渐爬上天空，照亮灰色的石条街道，最后变成一片金黄。基克似乎觉得我比较敏感，也比较浪漫――虽然我的朋友们几乎谁也不会相信。克里斯?卡米卡尔总是说我“像个冰山，露出水面的是山顶，可藏在水下的东西太多。”基克对此坚信不已。

我在摩纳哥告诉她我爱她。

　　我们正在换衣服去旅馆的餐厅用餐，突然两个人都沉静了下来。到那时为止，一切都只是暗流。可现在，当我在房间的另一头望着她时，我非常清楚自己心中的感觉，那是缠绵、交织在一起的爱情。我只能清楚地看到基克，除些之外，我仿佛处在一种迷乱之中。我不知道会继续活下去还是会离开人世，如果我能继续活下去，我不知道我该如何处理我的余生。我不知道如果重返赛场会有什么样的追求。我不知道自己是想继续骑车还是永远告别赛场还是上大学还是当一个股票经纪人。但是我爱基克。

　　“我觉得我爱上了你，”我在房间另一头说。

　　基克在镜子前停住手，说，“你觉得你爱我还是你知道你爱我？因为我需要知道真相。我真的需要知道。”

　　“我知道我爱你。”

　　“我也知道，”她说。

　　如果你希望遇到某个人并且爱上她，那就应该像我们这样，充满幸福，完美无比。我们的关系无需挑明，而是一种互相凝视、感情互相碰撞的复杂过程。有趣的是，我们从来不谈我的癌症――我们惟一提起我的疾病是我们有一次聊到了孩子的问题。我告诉她我想要孩子，并且把去圣安东尼奥的事告诉了她。

　　但是，有自己的孩子也让我们两个人都感到害怕。基克总是说，“我永远不会为某个男人牺牲自己，也不会仅仅为了一个男人就去改变自己。”她很像我，总是能把握男女之间的关系，总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总是那么独立，总是不被人伤害，总是不向任何人索取任何东西。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完全解除了防备。有天晚上，她向我坦白道，“如果你想毁了我，你完全可以，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你。所以你做事一定要小心。”

　　我们去观看环法自行车赛。我想给她描述比赛的情形，告诉她车手们之间斗智斗勇的过程，以及沿途一千万自行车迷排列在公路两旁的情形，可当她亲眼看到主车群，看到在高耸入云的比利牛斯山的映衬下，五颜六色的车手疾驶而过时，她高兴得欢呼了起来。

　　我在环法赛上还有公事，还要见赞助商，还要接受记者的采访。这时，我已经深受基克的感染，为自己获得第二次生命而欢呼，因而对自己是否复出持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
“我现在没有以前那种实力了，”我对记者们说，“也许我现在骑车只是为了锻炼。”我告诉记者们，即使我复出，“我也只是重在参与，不是为了争夺名次。”我说，“在环法赛上夺冠很可能永远实现不了了。”
　　“听我说，”我说，“自行车运动以前对我来说确实是项工作，也给我带来过回报。我曾经为它在欧洲各地生活了五六年，整天都在旅行。我现在终于有时间陪我的朋友和家人，有时间做那些我整个童年时期完全没有做过的事了。”

　　那年夏天，我重新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人。我看上去不再是一副病态，头发也完全长了出来。可是我仍然时刻担心疾病会复发，总是幻想着胸口疼痛。

　　我时常做恶梦。我的身体有奇怪的反应；我会莫名其妙地大汗淋漓。任何一点微小的压力或焦虑都会使我全身布满汗珠，油光发亮。

　　我在接受治疗时是在主动杀死癌细胞，但治疗结束后，我感到非常无助，就像我无事可做、只能等待另一只鞋子落下来一样。我这个人非常好斗，永远不服输，所以觉得还不如让他们给我进行一年的化疗。尼克斯大夫尽量安慰我。“有些人治疗后出现的问题要比治疗过程中还要多。这是很常见的。等待它复发是要比与它抗争艰难得多。”

　　每个月例行公事般的各种检查让我感觉最糟。我和基克会飞到印第安纳波利斯，住进医疗中心隔壁的旅馆。第二天，我得在早晨5点钟起来，喝下对比造影剂，为各种核磁共振、扫描和透视检查做准备。那玩意儿非常难喝，在嘴里的感觉就像某种刺鼻的东西与液态金属混合在一起一样。一次又一次在那家旅馆醒来，知道自己又得坐在另一个医生的办公室里，也许还会听到“你得了癌症”这样的字眼――那真是可怕的经历。

　　基克会醒来，坐着看我咽下各种造影剂的混合物，然后看着我倒在沙发上，一副痛苦的样子。她会在我咽下那玩意儿的时候按摩我的背部。有一次，为了让我感觉好一点，她甚至提出要尝一尝那玩意儿。她喝了一大口，然后做了个鬼脸。正如我所说的，她非常勇敢。

　　然后，我们会走到医院，接受抽血化验和核磁共振检查。医生们会把胸片集资插到观片灯上，然后打开开关，我会低下头，担心会看到那些白色的斑点。基克还看不懂X光片，所以我们两个人都万分紧张。有一次，她指着一个地方，紧张兮兮地问，“那是什么？”

　　“那是一根肋骨，”我说。
我们坐在那里时，心中都想着同一件事：我终于找到了我的毕生之爱，找到了这世界上对我最重要的人，如果现在有任何东西要将我的爱夺走，我会彻底崩溃。那是一咱让人痛苦的感受，现在想起来仍然让人感到难受。
　　但是两张X光片都没有问题，验血结果也仍然保持正常。随着一个又一个月过去，癌症复发的机会也越来越小。

　　我不再正儿八经地养病。从各种意义上来说，我可以算是康复了。一年期限日益临近，克里斯?卡米卡尔开始敦促我重新参加比赛。他最后干脆飞到了奥斯丁，与我直接面谈。他相信我需要全身地投入到自行车上去，相信我在自行车运动中还有未完成的事业，并且认为我如果离开了自行车会显得非常空虚。他对此直言不讳。

　　克里斯和比尔?斯泰普顿进行了一次长谈，“每个人都对他说，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和他谈谈复出的问题。”他认为需要有人给我一些鼓励，而我和他之间的关系的基础就是他有能力在我需要的时候给我鼓励。

　　我当然知道克里斯来访的目的。我告诉约翰?考里奥特，“卡米卡尔来到了奥斯丁，想让我东山再起，可我不知道是否想那样做。”克里斯和我一起去我喜欢的德州墨西哥餐馆吃午饭，结果我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兰斯，”克里斯说，“你成天打高尔夫是什么意思？骑自行车才是你的正业。”

　　我怀疑地摇摇头。“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害怕了？”

　　是的。我以前骑在车上精力充沛得像头公牛，如果我现在再也不是那样该怎么办？如果骑车让我旧病复发怎么办？

　　“你的那些大夫中谁也没有说你可以重返赛场，”克里斯说，“可他们谁也没有说你不能。我认为你应该试一试，参加一次比赛再说。我知道这是个未知数，也是个很大的风险，很大的挑战，很让人害怕的事。世界上没有一定的事。但是你现在获得了第二次生命，需要重新回到生活中来。”

　　我认真考虑了几天。接受化疗，然后去做一个会计是一回事。可是再次成为自行车手呢？我不知道。与化疗相比，我觉得阿尔卑斯山上最大的陡坡也变成了平地。

　　 还有一点需要考虑：我有一份伤残保险，能支付5年。但是如果我重返赛场，那份保险将自动作废。重返赛场将使我在经济上面临灭顶之灾。

克里斯在奥斯丁住了几天，认识了基克，不停地缠着我，要我复出。我对他说，我还不清楚自己该如何安排后半生的生活，但他根本不相信。他有一次转向对基克说，“你认为他应该复出吗？”

　　“我真的不所谓，”她说，“我爱的是他这个人。”

　　克里斯看着我说，“好吧，你可以和她结婚。”
最后，我终于作出了决定：我将努力重返赛场。我重新骑到车上，而这一次我的感觉良好。我告诉比尔和基克，“我想我能够做得到。”我请克里斯给我制定一个训练计划，然后我开始进行艰苦的训练。但奇怪的是，我和身体却不愿意恢复我原来的体形。我以前的体重为175磅，现在却只有158磅。我有脸比以前消瘦，你可以看到我腿上的每一根青筋。
　　比尔给科菲蒂斯车队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们我已经开始训练。“我想和你们谈谈他的比赛安排。他已经准备复出了。”科菲蒂斯车队的人建议比尔去法国和他们面谈。

　　比尔连夜飞到了巴黎，然后驱车4个小时去科菲蒂斯位于乡间的总部。他到达那时时正好赶上一顿丰盛的大餐，当时在座的有阿兰?邦杜和科菲蒂斯的总经理弗朗索瓦?米格兰。

　　米格兰首先讲了5分钟话，欢迎比尔来到法国，然后说，“我们要感谢你来到这里，但我们想让你知道，我们正行使我们终止合同的权利。我们需要向其他方向发展。”

　　比尔盯着邦杜，问他，“他的话当真？”

　　邦杜低头看着自己的盘子，只说了一个字，“是。”

　　“让我专程飞到这里来听你们告诉这个决定是不是有什么特殊原因？”比尔问。

　　“我们认为应该当面告诉你，”邦杜说。

　　“你们只需支付他很少的费用就能让他参加比赛。”比尔说。“只要让他参加比赛就行。他真心实意地想复出，不是口头说说而已。现在不是我们认为他会参加比赛，而是我们知道他愿意参加比赛。”

　　科菲蒂斯对我是否还能保持以前的竞技水平缺乏信心，而且如果我参加比赛后癌症复发的话，那会大大影响科菲蒂斯的公共形象。

　　一切都已经结束。比尔还想做最后的努力。“听我说，他一直是你们车队的人，你们给他支付了费用。至少你们可以给我们出个价吧？”最后，科菲蒂斯的人说他们再考虑考虑。

　　比尔不等吃完就离开了饭桌，回到车上，驱车回巴黎。他不忍心把这消息告诉我，一路上就这么忍着。最后，他看到埃菲尔铁塔帝有家小咖啡馆，便停下车，掏出手机，拨通了我的电话。

　　“什么？”我说。

　　“他们终止了你的合同。”

　　我愣了一下。“那他们为什么还要让你专程飞到那里去？”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仍然希望科菲蒂斯的老总们会改变主意。最后，科菲蒂斯打来了电话，提出给我18万美元的底薪，外加一项丰厚的奖金――如果我能记得国际自行车联盟根据车手在不同赛事中的表现所给的积分。他们开出的底薪只相当于自行车界最低的报酬，可我们得到的只有这些。
比尔还有一套备用方案。9月的第一周，加利福尼亚的安纳海姆有一个大型的年度国际自行车展，所有顶尖的车队都会派代表出席。比尔认为如果我以健康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并且宣布我准备复出，我一定能引起某个人的注意。“兰斯，我们需要出现在媒体面前，告诉大家你真心希望能重返赛场，而且告诉大家你可以为任何车队效力。”比尔说。
　　1997年9月4日，我和比尔去了国际自行车展，宣布我准备在1998赛季复出。我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对着满屋子被吸引来的报社记者和赛车专家宣布了我的计划。我介绍了科菲蒂斯车队的情况，明确表示我感到自己被抛弃了。我财政开支癌症的缘故已经离开了赛场整整一年，而科菲蒂斯却在我感觉健康、准备重新参加比赛时不信任我，我说。这样一来，整个自行车界都知道我可以自由转会了。我坐下来，等待着有人出价。

　　 没有人。

　　谁都不想要我。法国一位顶尖级的自行车经理与比尔简单交谈了几句，便一听到比尔开出的50万美元的要价，便立刻打消了念头。他说，“那可是冠军的报酬。你的要价也太高了。”另一去车队――意大利的萨科队――说他们愿意开个价，并且与比尔约好第二天面谈，结果他们谁也没有露面。比尔只好到处去找那家伙，最后在另一个会谈现场找到了他。　　比尔问他，“究竟怎么回事？”

　　那位经理说，“我们做不下来。”

　　没有一去欧洲车队愿意和我签约。比尔每打20个电话，真正回话的可能只有3个。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没有一个人真心实意地给我报价。我越来越生气，最后将气发在了比尔?斯泰普顿身上，结果使我们之间的友谊受到了严重的考验。整整一年半了，他带给我的尽是坏消息。是他告诉我我没有医疗保险，是他告诉我科菲蒂斯终止了我的合同。现在他又得告诉我没有人想要我。

　　我给我母亲打了个电话，把科菲蒂斯的事告诉了她，并且说其他车队都不愿意出价，一个也没有。我可以听到她在电话的另一头来了精神，她的声音里又有了原先的那种火药味。

　　“知道吗？”她说，“他们也只有这一招了。天哪，你要向他们证明自己，证明他们犯了一个多大的错误。”

　　我四处碰壁，遇到的人不是已经完全对我失去了信心，便是认为我已经今非昔比。一天晚上，我和基克与她上班的那家高科技公司的几个人一起去参加一个鸡尾酒会。我们在酒会上走散了，基克在屋子的另一头与公司的两位经理聊天，其中一位突然问她，“那就是你的新男朋友？”然后拿我的睾丸开起了下流的玩笑。

　　“你肯定他能让你满足吗？”他说，“他只能算是半个男人。”

　　基克惊呆了。她说，“我真不敢相信你会问这样的问题，这不是让人说笑的事。”她转身走到屋子另一头找到我，把刚才发生的事告诉了我。我气疯了。那家伙对她说那种话一定是蠢透了，不然就是在鸡尾酒会上喝多了，但我绝不放过他。我找借口说再去拿一杯酒，然后向吧台走去，经过那家伙的身旁时，我用肩膀狠狠撞了他一下。

　　克里丝汀对我的行为大为反感，结果我们俩争论了起来。我当时气得根本无法和她谈下去。我把她送到家后，回到有坐了下来，给那家伙写了封措辞辛辣的信，给他解释了睾丸癌的病因以及一些数据。我一连写了十多个开头。“我真不敢相信你竟然会对人说这种话，更想不到你会对我女朋友说那番话。”我写道。“如果你认为可以把这种疾病当作笑料，那你真是病得不轻。这对我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事，而不仅仅是我有一个睾丸，还是有两个或者五十个。”但是，我写完了之后仍然心烦意乱，于是我便在深更半夜去了基克家，与她谈了很久。她这时担心那家伙会炒了她的鱿鱼，结果我们又就原则与工作之间的关系辩论了一会儿。
比尔继续寻找一去愿意接纳我的车队。他感觉自己就像在为某位谁也不想要的二流游泳选手奔波，人们对他唯恐躲之不及。比尔毫不气馁，而且竭力不让那些非常残酷的风言风语伤害我。“得了吧，”其中一人说，“主车群中永远不会再有那家伙的身影。说他还能以那样的速度骑车可真是天大的玩笑。”
　　最后，比尔找到了一个他认为非常不错的机会――美国邮政车队。这是一支美国人出资、美国人赞助的新车队，其主要投资者是旧金山的一位金融家汤姆?威瑟尔。汤姆是我的一位老朋友，也是我的老东家――苏巴鲁－蒙哥马利车队的老板。惟一的难题是报酬。邮政车队给的底薪也很低。比尔飞到旧金山，与车队总经理马科?高斯基你来我往拉锯般地紧张谈判了好几天。我们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我几乎准备放弃了。虽然我手头仍然有科菲蒂斯的合同，但我对他们已经深恶痛绝，几乎宁愿不参加比赛也不愿意代表他们去比赛。我的伤残保险在 5年内每个月都能给我带来2万美元，加在一起将高达150万，而且不用交税。伦敦的劳伊德保险公司已经通知比尔，如果我重新参加比赛，我将自动失去这份保险。我认为，如果我准备冒险重赛场，那我就必须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否则，毁掉我的伤残保险就没有任何意义。

　　在比尔离开旧金山之前，我们决定去汤姆?威瑟尔的办公室坐坐，一方面是和他告别，另一方面是和他当面谈谈是否有可能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汤姆的办公室位于泛美大厦一个装潢异常漂亮的套间里，从那里能够看到异常美丽的景色。比尔惶恐不安地去了那里。

　　比尔坐到汤姆和马科?高斯基的对面。汤姆突然开口问道，“比尔，他想要多少报酬？”

　　“他想要21万5千美元的底薪，”比尔说，“外加奖金条款。”

　　国际自行车联盟会根据车手们在一些重大赛事中的表现而给他们一定的积分，如果我得到足够的好成绩，我就可以靠这些积分来挣到他们不愿意在薪水中支付的奖励。比尔告诉他，我的条件是150分以内每一分500美元，超过了150分的部分，每一分1000美元。

　　“你愿不愿意考虑给国际自行车联盟的积分封个顶？”汤姆问。

　　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我的赞扬，因为这意味着他们担心我的表现可能会太好，他们得支付一大笔钱。

　　“绝对不行。”比尔说。

　　汤姆以那种谈判高手的冷峻的目光紧紧盯着比尔。我们已经一连几个星期在谈判桌上没有任何结果了，而汤姆?威瑟尔也像所有其他谈判对手一样难对付，一样寸步不让。但是他也了解我，相信我。汤姆张开了嘴巴，比尔浑身紧张。

　　“我看可以，”汤姆，“就算是说定了。”

　　比尔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我们终于有了新的合同，我又是一名车手了。我在合同上签了字，然后他们举行了一个大型新闻发布会，介绍我为队员。在新闻发布会上，我说，“我并不觉得自己像一堆垃圾。我只是觉得自己还没有找到感觉。”我将于11月和12月在美国训练，然后在1月份出国参加18个月来我的第一项赛事。这意味着我又回到了从前那种带着行李箱在欧洲各地参加比赛的生活中。
但是，现在多了一个考虑的东西：基克。我去帕拉诺看望我母亲。星期六早晨，我边喝着咖啡边说，“我们今天去看看钻石吧。”我母亲立刻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她完全明白我在说什么，于是我们一整天都花在了达拉斯各家最高档的珠宝店里。
　　我回到了奥斯丁，在家里只为我和基克准备了一顿晚餐。我们坐在屋后的防波堤上，看着奥斯丁湖面上的落日。最后，我说，“我得回欧洲去，可我不想一个人那里。我要你和我一起去。”

　　太阳消失在了湖岸后面，黄昏降临到我们身上。除了从我家透出的灯光外，四周一片漆黑，一片寂静。

　　我站起身来。“我今天收到了一个东西，”我说，“我要让你看看。”

　　我把手伸进口袋，紧紧抓住那个天鹅绒小盒。

　　“走到亮处来，”我说。

　　我打开小盒，里面的钻石闪闪发光。

　　“嫁给我吧，”我说。

　　基克接受了。

　　我们从来没有谈起过我的预后。她每个月都陪我去接受体检，并且和我一起坐在那些X光片前，但我们从来不觉得要讨论未来。我们订婚后，她母亲的一位朋友说，“你怎么能让你女儿嫁给一位癌症病人？”这使得我们不得不第一次考虑这个问题。基克只是说，“知道吗，我宁可要奇妙的1年，也不要平庸的70 年。这就是我的感受。生活充满了未知。你不知道，谁都不知道。”

　　我和基克收拾好所有行装，然后一路开车去加利福尼亚的圣巴巴拉。我要在那里进入一个为期两个月的强化训练营。我们在海边租了座小房子，我们对它产生了很深的感情，决定干脆就在那里举行婚礼。我们计划在5月份举行婚礼。但在那之前，我们必须在1月份去欧洲，并且在海外度过1998年的冬春自行车赛季。

　　我重新回到了体育馆，先是进行一些基本的恢复性何勇训练，像压腿、下蹲等，然后我逐渐处长骑车训练的时间。我在圣巴巴拉训练营的表现让所有的人颇感意外。有天下午，我和弗兰基?安德鲁一起骑过几个小山坡，他说，“伙计，你简直要把大家累死，而你居然还得了癌症。”

　　我现在已经正式成了一名癌症幸存者。10月2日，我庆祝自己被诊断出癌症一周年，因为这意味着我已经度过了观察期。按照大夫们的说法，癌症复发的可能性现在已经变得非常小。一天，我收到格雷格?尼克斯发来的一个短信，“你该继续自己的生活了。”

　　可你是如何从癌症手中死里逃生的？关于这一点，谁也无法给你任何明确的解释。它究竟意味着什么？你的化疗疗程一结束，医生们就会说，“你已经治好了。回家去好好过日子吧。祝你一切顺利！”但是，在你与病魔抗争后试图重返这个世界时，并没有任何现有的体系来帮助你解决感情上的问题。

　　你不能某天早晨醒来后对自己说，“好吧，我已经战胜了癌症，现在立刻恢复我以前的正常生活了。”斯泰茜?庞兹已经向我证明了那一点。虽然我的身体康复了，我的心灵却还在恢复过程中。我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被称作“生存期”。

　　我的生活该采用什么样的形式？我现在该怎么办？反复出现的那些恶梦是怎么回事？

醉也无人管

(7)　基克　KIK

        爱情和癌症很难搅合到一起，但在我身上，它们却几乎同时出现。我当时的情况显然不是遇到我未来妻子的理想状态――然而当时的情况正是这样。两个人为什么要结为夫妇呢？自然是为了未来。问题是我究竟政治家没有未来。

　　我已经没有癌细胞了，但也不能说从此就不会再有。我正处在一个称作缓解期的焦虑状态中，心里总是惦记着复发。我会在晚上突然醒过来，想象着胸口疼痛难熬，然后我会在黑暗中躺在床上，浑身大汗淋漓，听着自己的呼吸声，相信肿瘤又回来了。第二天早晨，我会直接去找大夫，要求他给我做了一个胸透来打消自己的恐惧。

　　“化疗要么发挥从盘和，要么根本不起作用，”爱因霍恩大夫曾经说过，“如果化疗发挥作用，那么病人便能过上没有癌症的正常生活。如果化疗不起作用，癌症就会复发，病人通常只能再活三四个月的时间。”事情就这么简单。

　　在另外一方面，继续我以前的生活却没有这么简单。我在1996年12月13日结束化疗，一个月后认识了克里丝汀?理查德。那是在宣布设立我的癌症基金会以及举办“玫瑰自行车赛”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当时只简单地聊了几句。她身材苗条，金发碧眼，是奥斯丁一家广告和公共关系公司的财务主管，被公司派来协助宣传这一活动。我知道人人都希望我说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就眼前一亮，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当时只是觉得她非常精明，人长得漂亮。她后来告诉我，她对我的第一印象也同样不足挂齿。我只是个“讨人喜欢的光头小伙子，总是带着笑容”。我们要等到春天才会产生较深的感情，而且要一直等到夏天才会对这份感情作出反应。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当时都有自己的恋人，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的第一次长谈却是一场争吵。

　　争吵是在电话中开始的。她所代表的那家公司是“玫瑰自行车赛”的主要冠名赞助商，而她觉得我没有努力去搞好与那家公司的关系。有天下午，她对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发了火。这小妞是什么人物？我想，然后拨通了她的电话。她刚一开口，我就说道，“我是兰斯?阿姆斯特朗，你对我的工作人员那么说话是什么意思？”我在电话里冲着她发起了脾气。基克在电话的另一头眨巴眨巴眼睛，心中想：这家伙神气得像个大人物。

　　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我们来回争吵着。

　　“我们这样交谈显然不会有任何结果，”她突然说道。

　　“你说对了，会有任何结果，”我毫不示弱地说。

　　“听我说，”她说，“我们需要去喝杯啤酒来好好谈谈这件事。我现在能对你说的只有这些。”

　　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好吧，我们一起喝啤酒。”

我邀请她在城里的一个酒吧和我以及几个朋友一起喝酒。我想我们俩都没有料到自己会被对方吸引住。由于疾病的缘故，我当时仍然皮肤苍白，浑身疲倦，但她好像根本不在意。她比我想象的要有趣，也比较随和，非常聪明。我请她参加每周一次在我家举行的基金会会议，她同意了。
　　对于当时正处在过渡期中的我来说，创办一个基金会似乎是最完美的安排：我已经结束了化疗，暂时打退了癌症，但我必须想一想接下来该做什么。做一件与我的自行车职业不相干的事正合我意。我认为自己现在首先是癌症生存者，然后才是运动员。大多数运动员都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仿佛世界上的问题与他们毫不相干。我们的财富、我们狭隘的目标以及我们的名流感觉将我们与社会隔绝了开来。但是，一名运动员也完全可以为社会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这种贡献便是重新定义人能够做到什么。我们让人们重新思考人的极限，让人们明白看似无法做到的事其实只是心中的一道障碍。疾病在这一点上倒是有点像运动员的表现：我们对人的能力知道得太少。我觉得非常有必要把这信息传达给大家。

　　那年冬春之交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我认识了一位名叫杰夫?加威的人。他是奥斯丁一位著名的实业家，后来成了我的朋友，但起初只是希望他能指导我们这个基金会。我们一位共同的熟人介绍我们认识，杰夫邀请我与他共进午餐。我穿着短裤和体恤衫，开车去了他的办公室。那顿午餐吃了很久，大家漫无目的地聊着，而且谈起了自行车运动――杰夫是位狂热的业余自行车手，每年夏天都会骑车沿着著名的圣地亚哥公路穿过西班牙。杰夫的双亲均死于癌症，他本人也在寻找一个慈善项目来对付癌症。几星期后，我请杰夫和我一起用午餐，我在饭桌上问杰夫是否愿意负责这个基金会。他同意了，这样，他就成了我们的首席执行官。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基克和我一起忙着基金会的事。我起初只是觉得她是个漂亮姑娘，反应敏捷。渐渐地，我发现自己总是在注意她那美丽的金色长发，以及她如何将最随意的衣服穿出品位来。然后，我注意到了她那高露洁牙膏广告般的笑容。每次看到她那笑容，我都会心旷神怡。我也喜欢她与我顶嘴。在这段时间里，基克也开始在业余时间里查阅关于我的报道，借口是为商业目的做研究。但是，我们俩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感觉。

　　我们在3月正式启动了“玫瑰自行车赛”。这项活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筹集到了20万美元。“桂竹香”乐队举行了一场音乐会，朋友和同事们从世界各地赶过来参加比赛，其中包括米盖尔?安杜兰、埃迪?墨克斯和埃里克?黑顿。

　　有一个人的捐款我将永远不会忘记。我当时正坐在桌子旁给人签名，前面排了很长一条队伍，一直延伸到街角，所以我正在飞快地签着名字。我一个接一个地签名，很少抬头看看走到我面前的人是谁。

　　一本支票薄飞到我脸上，摊开落以了桌子上。

　　“你想要多少钱？”一个声音说道上。

　　我头也不抬地说，“混蛋。”

　　然后，我大笑起来，摇了摇头。我听出了那声音。那是失去联系多年的吉姆?霍伊特，我在帕拉诺时的老伙计。是他给了我第一辆自行车，也是他拿走了我心爱的卡马罗汽车。他正站在我的面前，陪伴他的是他妻子隆达。自从10年前我们闹翻了之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过他们。我紧紧盯着吉姆的眼睛。
到1997年春，我仍然还不能出去喝玛格丽塔鸡尾酒。病情的不明朗仍然时刻让我忧心忡忡。“情况会怎么样？”我问尼克斯大夫。“我会死还是会活下去？究竟怎么样？”
　　我觉得自己应该重新回到自行车赛场上，但我对自己的身体仍然吃不准。我一遍遍地计算着我的经济情况，为每一笔抵押贷款担心，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靠骑车挣到一个子儿。我觉得我至少可以试着参加一些比赛；我仍然可以要求科菲蒂斯履行第二年的合同。只要我能参加4项赛事，我就能减轻经济上的压力。我告诉比尔，“我们联络一些赛事吧。”

　　出院一个月后，我飞到法国出席了科菲蒂斯的一个新闻发布会。车队官员看到我露面时都大吃一惊，但我想让他们看到我并不是他们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看到的那个脸色苍白、只能躺在床上的病人。我告诉科菲蒂斯车队的人，我想在春天回来，甚至和其他队友一起训练几天。他们似乎很高兴。

　　我开始认真地训练，每天骑4小时车，在我以前特别钟爱的一些道路上骑上100英里，从奥斯丁骑到温布里、滴水泉城、新瑞典等小镇。这些小镇四周只有一望无际的棉田，远处有一些拖拉机和教堂的尖顶。但我不喜欢我的感觉。我有时会骑上一个小时左右，算是很小的运动量，但我仍然会精疲力竭，仍然要睡上很长一段时间。我骑车时的速度不算太快，心率约每分钟130下，但我往往第一天感觉良好，第二天感觉软弱无力。

　　我有一种再熟悉不过的说不清楚的虚弱感觉：我意识到那就是我被诊断出癌症前的感受，胃部似乎有硬块。接着，我又得了感冒。我睡不着常见，一晚上都害怕得动不了，认定癌症已经复发。在得病之前，我从来没有感冒过；如果说我什么地方不舒服的话，那一定是癌症。

第二天早晨，我赶紧去找约曼大夫，请他给我检查一下，认定他会告诉我疾病复发了。但那只是一般的感染，我身体的免疫力还比较弱，没有能战胜它。我的免疫系统受到了化疗的影响，我属于大夫们所说的“嗜中性的”：我的白细胞计数仍然很低，这意味着我很容易感染细菌。

　　我的胸片也没有完全显示癌症已彻底消失。我的腹部仍然有一个斑点。大夫们不知道那是什么，只好决定先观察一段时间。我紧张得焦躁不安。

　　情况就是这样。尼克斯大夫建议我先休息一年，我同意了；我在1997年不会全力以赴地骑车。我仍然在康复过程中，尼克斯解释说，我的免疫系统还没有完全从化疗中恢复过来，也就是说化疗的副作用比我想象得要严重得多。尼克斯说，我和身体不适并不意味着我缺乏毅力，它只表明疾病对我损害到了什么程度。

　　我的朋友和同事也和我一样感到不安。“听我说，”奥楚说，“无论你做什么决定，一定要让大夫们知道你在做什么。如果是训练，那也要让他们知道你的训练量是多少。你要把详情告诉他们，让他们决定你应该练到什么份上。”

　　我不得不承认，我可能永远没有资格再参加最高水平的比赛，而我的身体也许再也适应不了全天训练所需的精力了。
克里斯?卡米卡尔给我打来了电话，问我情况怎么样。
　　“克里斯，我很害怕，”我说，“我害怕训练。我害怕如果我训练得太过头，癌症可能会复发。”

　　 说来也怪，得病期间要比恢复期间容易多了――至少在化疗期间我有事可做，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坐着等它回来。

　　在有些日子里，我会称自己为赛车手，而在另外一些日子里，我却不能。有天下午，我和比尔一起去当地的一家乡村俱乐部打高尔夫。在第五洞第五杆，比尔打出了一记非常漂亮的6号铁头球棒击，有机会提前两杆入洞。“希望我将来也能打出这样漂亮的球，”我羡慕地说。

　　比尔说，“你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练习才能打出这么漂亮的球来。”

　　“比尔，你没有听懂我的话，”我说，“我已经退休了。”

　　我和比尔常常这样争论，而我总是摇摆不定――今天我会计划举行隆重的复出仪式，明天我又会告诉他我的运动生涯已经结束。

　　站在第一发球区时，我说，“我们现在是朋友，因为我再也不需要经纪人了。我永远不会重返赛场。”几分钟的后，我站在下一个发球区时，我又会挥舞着球杆说，“我什么时候开始参加比赛？我们该怎么办？你的计划是什么？”而到了下一个发球区，我又会改变我的主意。

　　“我希望你不是因为我还能赚钱而继续和我泡在一起，”我说，“因为我再也不骑车了。”

　　比尔知道我喜欢信口开河，所以常常拿这和我开玩笑，或者干脆不理我。他会说，“好吧，好吧，我们明天再谈这件事吧。”

　　接着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更加重了我心中的矛盾：比尔的助手、我们的好朋友斯泰茜?庞兹被确诊出肺癌。斯泰茜在我生病期间曾经给过我巨大的帮助，也是创办基金会的主要功臣。她是位55岁的德州美女，时刻烟卷不离口，说话时声音沙哑，举止优雅。斯泰茜是那种会说你是世界上最大的蠢贷、要你永远不要再打电话来、让你知趣的人，但你在挂上电话后会想，“那是最可爱的女士。”

　　斯泰茜不像我那么走运，因为肺癌是不治之症。我们都非常悲痛，但我们惟一能做的只有鼓励她，尽量尽量使她舒服一点。我母亲碰巧看到两根带十字架的漂亮银链，便买了下来给我。我自己戴了一根，把另一根送给了斯泰茜。她像我一样什么神啊上帝啊都不相信，但我说，“斯泰茜，我想把这个十字架送给你，我也戴着一根。这将是我们之间的纽带。你可以在接受治疗时戴着它，或者什么时候想戴就戴着它。我会永远戴着我的那一根。”我们戴着十字架，不是将它视作一种宗教象征，而是将它视作一种全人类的象征――象征着我们因癌症而建立起来的亲属关系。

　　斯泰茜的病情迅速恶化。有一天，她突然说，“如果化疗对我没有任何用途，我就不接受化疗了。”约曼大夫想尽量给她进行治疗，但化疗根本不起作用。化疗不仅无法拯救她的生命，而且让她倍感难受。最后，她终于拒绝接受化疗，约曼大夫说她只剩下几个星期的时间。

　　斯泰茜有个儿子叫保罗，是个海军，当时正出海在外。我们想让他回来见他母亲最后一面，但似乎谁也没有任何办法让他离开军舰。我们分别给众议员、参议员以及所有能想到的人打过电话，但没有任何作用。最后，我决定走走关系。我认识一位四星上将查尔斯?博伊德，他原来一直驻扎在德国，最近刚刚退伍，住在华盛顿。我拨通他的电话后说，“博伊顿将军，我想请你帮个忙。”
我给他讲了斯泰茜的情况，然后说，“这位女士快不行了，她儿子在某艘军舰上服役。”博伊德将军打断我的话说，“兰斯，你不用再说了。两年前我妻子就死于癌症。我来想想办法吧。”第二天，保罗就踏上了回家之路。这就是“癌症群体”这个称呼的含义。
　　但是，在保罗赶到家之前，斯泰茜在一家私人疗养院住了几天。比尔产、我和我母亲等一帮人去那里看望她，结果发现那里条件非常差，人满为患，护士根本忙不过来。斯泰茜说，“痛死我了。我晚上按铃，可他们就是不给我拿止痛药来。”我感到毛骨悚然。

　　我说，“斯泰茜，我们这么办吧。我们帮你把东西收拾好，然后离开这里。你就住在家里，我给你请一个专职护士。”


　　疗养院的一位负责人说，“你们不能让也出院。”

　　我说，“她现在就出院。”

　　我对比尔说，“把车倒过来，把车门打开。”然后我们扬长而去。斯泰茜最后几个星期是在家中度过的。她儿子赶了回来，我们找了个家庭护士来帮他照料她。她竭尽全力与癌症抗争，比大夫们预言的多挺了几个星期。她是在1月份被诊断出患有癌症的，而我当时刚刚结束化疗。她在2月离开工作，到了3月份就已经病入膏肓。然后，她就这样离开了我们，让我们个个感到心碎。

　　我情绪低落，一方面仍然为我自己的健康感到担心，另一方面也为自己幸运地仍然活着而有一种负疚感。斯泰茜去世后很久，重返赛场也没有能变成我的一项重要追求，而且我认为那在当时也不太现实。斯蒂夫?刘易斯从帕拉诺过来看我，注意到了我身上的明显变化。我是那么瘦，那么白，颧骨鼓在外面，一副意气消沉的样子。我给斯蒂夫看了我肺部了X光片，对他说，“我真的认为我死定了。”

　　我仍然在努力摆脱我可能会失去生命这个念头，所以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我根本无法决定是否该复出，也无法决定如何处理与科菲蒂斯车队的关系。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或者自己有可能做什么，所以不由自主地深得自行车运动也变得无关紧要。

　　斯蒂夫望着我麝香环法赛一个赛段时拍的照片，说，“你什么时候能再这样赢一次？”

　　“我能肯定我再也做不到了，”我说，“那对你的身体要求太高。”

　　“你在开玩笑，”斯蒂夫大吃一惊。

　　“我永远不会再参加那项赛事了，”我说。

　　斯蒂夫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从没有听说过我会放弃任何东西。“我想我已经失去它了，”我说，“我现在骑在车上感觉很不好。”我告诉他，我害怕失去我的家，而且正试图节省一些开支。我已经慢慢开始减少了一些支出，试着为未来设计另一条没有自行车的道路。斯蒂夫知道我喜欢吹嘘，但我现在说话完全是一副可怜像。我已经没有了他所熟悉的那份不服输的气势。
我的个人生活也同样捉摸不定。我和丽莎需要为我们将来共同的生活做一些决定。我曾经非常严肃地考虑过结婚。在我与癌症抗争的过程中，她始终陪伴着我，伴我度过了每一个艰难的时刻，这其中的含义是很深的。她送给我一只小猫，我们给它起名叫“化疗”。
　　“我觉得她很合适，”我告诉斯蒂夫，“她陪我度过了这艰难的时刻，所以她会永远陪伴我。”

　　但是，当斯蒂夫两个月后再来看我时，丽莎和我已经分手了。这足以说明我当时的感情是多么混乱。癌症给恋爱关系只可能带来两种结果：要么使你们更加亲密，要么将你们拆散。在我们的情况中，癌症将我们拆散了。随着我慢慢康复，我们发现共同的话题越来越少。这也许是因为我们俩都已筋疲力尽；与癌症抗争以及熬过所有那些艰难的时刻占去了我们太多的精力，结果我们俩到最后都麻木了。3月的一天，丽莎说，“我们都找其他人散散心吧。”

　　“好吧，”我说。

　　但是，没过多久，我们便开始很少见到对方。丽莎当然明白我还在病中，但她很难理解为什么我没有任何激情。我们偶尔也会见上一面――任何关系都不会像一刀两断那么简单。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一样。

　　我当时拿不定主意该如何安排自己的未来，于是有天下午我和比尔一起去骑车（在平常我是绝对不会和比尔这样的新手一起骑车的）。我们慢慢地在我家附近骑着，我说，“我打算上大学，将来当个肿瘤大夫。或者去念个管理学位。”

　　比尔只是摇了摇头。他拥有一个企业管理硕士学位，还有德州大学的一个法律学位。“听我说，我在大学里读了11年书，”比尔说，“吃尽千辛万苦才熬到毕业，结果还得辛苦一辈子。你根本不需要这样做。既然你还没有到万不得已的地步，干吗想每天早晨4点半就去某个交易所上班呢？”

　　“你不明白，比尔，”我说，“我不是一直在告诉你吗？我现在已经不是赛车手了。”

　　 基克有一阵子不再给我回电话；我想尽一切办法都无法联系上她。她对我不太放心，因为她听人说我喜欢与女孩调情，而她不想成为我的一个牺牲品。我不习惯一下子就与某个人彻底中断联系，所以当时我几乎要疯了。我在她的录音电话上一遍又一遍地留言，“你究竟给不给我回电话？”

　　最后，基克心软了。我当时不知道，她的生活也正在发生变化。她在短短的几个星期之内就与她的恋人分了手，而且还换了个工作。终于，我有天下午给她打电话时，她接了电话。

　　我说，“出什么事了？”

　　“出了很多事。我刚开始这份新工作，而且我很忙。”

　　“哦，”我说，然后我深呼吸一下，“我还以为你会告诉我你是单身一人呢。”

　　“真有意思，你现在居然会提到这一点。我现在确实是单身一人，两天前刚刚分手。”

　　“直的吗？”我说，尽量显得不以为然。“你现在是单身一人？”

　　“是啊。”

　　“那么你今晚干什么？”我问。

　　“和你在一起呀，”她说。

　　我们从此再也没有分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