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从车内按战术指挥我们比赛。他通过一个非常先进的对讲机告诉我们比赛进度，车手的排位状况，并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发力。邮政车队的每名车手都有一个耳机，衣领上有一个黑色的小无线电绳，身上还连着一个以及检测器，以便让约翰随时知道我们的身体在各种压力情况下的表现。
我的队友们每天都骑在我的前面，保护我不受到风、撞车、其他竞争对手和其他危险的干扰。我们还得时刻躲避那些过于热情的观众和摄影师，以及他们各种各样的随身物品；婴儿车、冷饮，什么东西都有。
在第二赛段，我们来到了一条被称作“巷道”的4公里大堤上，这里的景色简直像超现实主义绘画作品一样怪异。“巷道”是一条狭窄、黑黝黝的长堤坝，越过一片潮汐造成的沼泽。但是，略带咸味的潮水正处在涨潮中，而且漫过了堤坝，让人根本无法通过。即使在它能够通过时，它也非常滑，而且充满了危险。堤坝两边到处都是藤壶和海草。
主车群仍然挤做一团，仍然充满了明争暗斗，因此通过那条堤坝也就成了非常微妙的事。第一支通过的车队显然会最安全，因此邮政车队大多数车手都骑在我左右，我们冲到了前面。在这过程中，有几个队友与我们分散，结果落到了第二集团中。弗兰基和乔治顺利地保护我骑了过去，没有发生意外，但那一幕非常可怕：车轮下的堤坝非常滑，我们根本不敢摆动车轮，而且还得顶住来自侧面的强风，尽量让自行车保持直线。
但我们身后的车手就没有那么走运了。他们接二连三地撞成了一堆。
有人突然一刹车，转眼间堤坝的沥青路面上到处都躺着车手。自行车飞到了空中，车轮在疯狂地转动。车手连锁反应滚到了地上。车手们俯卧在沥青路面上，而主车群其他车手又撞到了他们身上，造成更多的车手摔了下来。我们损失了乔纳森?沃特斯，因为他脑袋着地，下巴划开了一条很宽的口子，只好退出比赛。乔纳森刚刚在前一天另一场撞车事件中躲过了灾难：他当时从车把手上来了个前空翻，结果双脚先落地。他因此在主车群中赢得了一个绰号，“猫”，但是他现在却退出了比赛。泰勒?汉米尔顿虽然骑了过来，却两膝疼痛。
事后证明，“巷道”是整个比赛中最关键的时刻。由于最早通过堤坝，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而在我身后躺在地上的那些人当中就包括了环法赛的夺标热门人物。迈克尔?博格德和亚里克斯?祖尔落后了六分多钟――这一差距在后面的赛段中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比赛的前10天中，我们只有一个目标――留在最前面，避开麻烦事。我在竭力寻找一个平衡：我一方面要继续保持优势，另一方面还要尽可能为即将到来的更加关键的赛段保持体力，也就是梅斯的计时赛。我暂时放弃了黄色领骑衫。
我们进入了环法赛最漫长赛段，比赛的道路和周围的景色一模一样。我们从南特到拉瓦勒再到亚眠，但那感觉就像我们在一直往前骑，却没有任何目的地。意大利的马里奥?奇波里尼连续赢得了4个赛段峡了环法赛纪录。我们没有与他们去争。奇波里尼是位不错的车手，但他的爬坡能力很差，我们都知道他不会对我们获得总积分冠军构成威胁。
我们每天晚上的活动完全相同：按摩我们那酸痛的大腿，吃晚饭，然后搜索旅馆可以收到的6个法国电视频道。约翰不准我带电脑，因为我喜欢上网与人聊到很晚。
我们终于通过了平原，驶向梅斯。
我骑在后面，保留体力。
环法赛也被称作“试金石之赛”。如果说它前面的赛段只是将强车手与弱车手分开的话，那么那些弱车手现在就会被彻底排除在外。我们赶到了梅勘探。这里将有另一场计时赛，而且这场计时赛与简短的预赛不同，车手们有机会赢得或失去很多时间。赛段长56公里，也就是说得全力以赴地骑上一个多小时，而那些无法追回一些时间的车手就会退出比赛。因此它被人们称作“试金石之赛”。
基克从尼斯赶了过来。她第一个星期基本上都在家中看电视，但她在环法赛剩余的赛程中将陪她父母在欧洲旅游，暂时将无聊和紧张放到一边，但她会定期与我联系，了解一下进展。环法赛显然不是家人来访的理想场合，因为我必须与车队住在一起，但能有一天的时间看到她总比没有要强，而且我还想看看她的怀孕情况。此外，有她在梅斯，我也能意识到自己为这一刻训练得多么刻苦，研究得多么透彻。
计时赛举行的那天，我一早就出去看了一下赛道。我对它早已了如指掌，因为我们在训练营时专门侦察过这一赛段。整个赛段包括两条很长的坡道，一条长1.5公里，另一条长4公里。首先是一些弯道，然后便是那两条坡道，而最后的平地将会遇到强烈的迎头风。这种赛道对力量型车手有利，也就是说对那些能够使劲迎风向前的车手比较有利。光是速度快还不够，我必须在一个多小时里始终保持高速。
正当我在一辆固定自行车上热身时，其他车手的结果传来了。车手们分批分批地出发，间隔2分钟，在“巷道”不幸从车上摔下来的瑞士夺标热门亚里克斯?祖尔是先出发的车手之一，他的成绩为1小时9分钟多一点。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祖尔是位身材魁梧、金发碧眼的大汉，决不会向任何人低头认输，我在整个环法赛期间将对此有更多的了解。
赛前的夺标热门亚伯拉罕?奥兰诺就在我前面出发，但正当我在出发区等待时，我听到消息，说奥兰诺在一个小弯道中摔下了车，失去了30秒。他虽然继续上车比赛，但他的节奏已经完全被打乱。
轮到我了。我使劲踩着踏板冲了出去，也许太使劲了。约翰像往常一样不停地通过对讲机给我进行战术指导，给我通报情况。在前两个计时点，他报告说，我的成绩最好。
在第三个计时点：我领先祖尔1分40秒。
我看到奥兰诺就在我前面。
奥兰诺从来没有在计时赛中被人追上过，因此他现在开始不停地回头张望着。我奋力踩着踏板。
我超过了他。奥兰诺脸上的表情又是难以置信，又是惊恐。我追上了他，而且超过了他。他渐渐消失在我的车轮后。
这时，耳机里传来了的声音。我的节奏为每分钟100圈。“太高了，”约翰提醒我。我踩踏板太用力了。我放缓了一些。
我拐进了一个宽阔的下山弯道，道路两旁是大捆大捆的牧草。我现在看到前面出现了另一个身影。路旁正躺着一位车手，受了伤，在等待医护人员。我认出了科菲蒂斯车队的队服颜色。
是鲍比?朱利奇。
我一下子失去控制，车轮在弯道上滑了一下。我后来得知，他胸口和肋骨严重受伤，只好退出了比赛。
我立刻集中注意力。
一个孩子从人群中跑到了公路上。
我绕过了他，但我的心在怦怦直跳。
我飞快地重新恢复姿势，再也不打乱自己的节奏。我看到前面有另一位车手。我眯起眼睛，想看看那是谁，结果看到了一丝绿色。那是比利时车手汤姆?斯蒂尔斯的骑行服。斯蒂尔斯是位非常出色的冲刺型车手，在前面平原赛段中赢得进两站胜利，而且视作赢得总冠军的热门人物。
但是斯蒂尔斯比我早6分钟出发。我真骑得有那么快吗？
约翰通常比较镇定自若，但他看了一下时间后，冲着对讲机嚷了起来。
“你要打破环法赛纪录了！”他吼道。“你要打破环法赛纪录了！”
我超过了斯蒂尔斯。
我能够感觉到乳酸正渐渐渗透过我的双腿。我脸上一副痛苦的表情。我刚才太发力了，现在正为此付出代价。我骑进了比赛的最后一程，顶头风迎面吹来，我感觉到自己似乎根本无法向前。车轮每转动一圈，我就输给祖尔一点时间。在我使出全身力气向终点冲去时，时间就这么一秒一秒地过去了。
我终于冲过了终点线。
我看了一下钟：1小时8分36秒。我赢了，而且赢了祖尔58秒。
我从车上跌落到地上，累得双目都成了斗鸡眼。我从来没有这第疲惫过。但是我又一次成了环法赛的领骑者。当我将黄色领骑衫套过头上，两次感觉到那柔软的布料垂下我的后背时，我决定不再把领骑衫让给任何人。
我走下领奖台，把鲜花递给基克，然后紧紧拥抱她，亲吻她。我那天晚上告诉她，“我想我会赢得这个比赛。”
回到车队所住的旅馆时，我们邮政车队一起喝了一杯香槟。我们每个人都只啜了一小口，因为那一天的比赛已经完全消耗掉了我们的精力，一杯酒就相当于一整瓶。我们大家祝酒完毕后，约翰站了起来。
“好了，香槟就喝到这里，”他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喝香槟，因为我们将赢得更多赛段的胜利，要把酒留到巴黎去喝。”
整个车队欢呼了起来。
我们进入了山区。
从现在起，整个赛段都将是上坡，甚至包括。阿尔卑斯山区的第一个赛段为132.7公里，终点是位于法国和意大利边境上布满瑞士农舍的小镇塞斯特里尔。我很清楚主车群都在想什么：我完蛋了。他们根本不把我身上的黄色领骑衫当回事。
我当时领先2分20秒，但是你在山区一天当中就有可能落后到无可奈何的地步。大家都知道我不是出色的爬坡高手，而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环法赛最艰苦、最传奇的赛段，穿过那些将车手们累垮的山峰。我肯定会遇到对手们的挑战，但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专门为这一赛段进行过多么艰苦的训练。现在该给他们露一手了。
这些赛段不仅需要体力，而且需要战术。我将非常需要我的两位爬坡高手队友：凯文?利文斯顿和泰勒?汉米尔顿。尾随另一辆车在山地赛段上非常重要：凯文和泰勒会在爬坡时骑在我前面，让我保存体力来对付进入塞斯特里尔的最后一个大坡；其他车手一定会试图在那里从我手中夺过黄色领骑衫。
“攻击”战术的过程是这样的：有些车手比其他车手更具有威胁性，如瑞士的亚里克斯?祖尔和西班牙的费南多?埃斯卡廷。这些车手在整个赛程中一直紧跟在我的后面。如果他们当中有人，比方说祖尔，想摆脱，邮政车队的一名车手，比方说凯文，就会立刻去追赶他。像祖尔这样的车手会突然摆脱主车群，然后在我们还没有回过神来之前就已经领先了两分句。这将会极大地影响我在总积分上的领先优势。
凯文的任务就是尾随祖尔，紧跟其后，使祖尔爬坡时更累。这被称作“压车”。当凯文“压”在祖尔的车轮上时，邮政车队的其他队友则助我上坡。他们会骑在我的前面，让我尾随其后，跟上他们。如果我们一天下来没有让人超过太多，这就叫“管理主车群”或“控制主车群”。
并不是每个突出主车群的人我们都去追赶。有些车手对总积分冠军并不构成威胁，我们不想在他们身上浪费精力。在那种情况下，我的队友们只是保护我。他们围在我四周，确保不让我处在会受到伤害的位置。如果我需要换瓶水，其中一人便会去队车，替我拿一瓶过来。
塞斯特里尔赛段上有3座大山峰，第一座叫电报峰，然后是整个环法赛中最高的山峰――特别难骑的加里比尔峰，最后是日内瓦山。再过去便是一段上坡，一直通向塞斯特里尔的终点。
在那天150英里的大多数时候，邮政车队简直完美得像台机器，无论是过渡还是控制局面都完美无缺。
西班牙人从一开始便想超过我们。埃斯卡廷在电报峰上摆出一副要突出重围的加工，但我们不为所动，坚决不过早浪费太多体力。凯文在加里比尔峰上有非常出色的表现，他让我一直尾随他到达冰雹扑打、狂风呼啸的峰顶。我跟在凯文身后时，不停地鼓励着他。“你真是太棒了，伙计，”我说，“我们后面那些家伙已经累得半死了。”
我们下了加里比尔山，弯道两旁都是松树。我在这里可以向大家描述一下下山的感觉。你弯腰伏在车把上，靠两个半英寸宽的小轮胎以每小时70英里的速度下山，浑身冷得发抖。另外，你还得加上弯道、急转弯、U字形大转弯和大雾。山坡上下来的泉水从我的车轮下流过。在我身后。凯文摔倒了。他想穿上一件雨衣，结果衣袖卷进了车轮。他从地上爬了起来，但他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会一直。腰酸背痛。
我们来到了日内瓦山前。这是我们6小时中要征服的第三座山峰。雨越下越大，雾越来越浓。常常是一阵雨刚过，紧接着又是一阵大雨。山顶上寒风刺骨，冰冷的雨水粘着我的衣服。下山的时候，天下了冰雹。我现在与车队其他队友散开了，那些想超越我的车手不停地冲上来，他们似乎认为我随时会垮下来。这让我一下子来了火。那些弱一些的车手已经落到了后面，无法跟上来。我发现自己独自面对的都是世界上一些最出色的爬坡高手。我打算要让他们尝点苦头，让他们累得连气都喘不上来。
惟一陪伴我的只有耳机里传来的约翰的声音。他就坐在后面的队车里，坐在他旁边是我们的老板汤姆?威瑟尔。
从日内瓦山下来时，伊凡?戈蒂和费南多?埃斯卡廷冒险在大雾中在那些急转弯上发力，一下子领先了25秒。我和另外5名车手组成了第二梯队，紧跟在他们后面。
我们进入了最后一个上坡，也就是通向塞斯特里尔城内的30公里漫长而艰巨的坡道。我们已经一连骑了5个半小时，每个人都在拼命挣扎。从这里开始，谁会垮掉、谁不会将会见一个分晓。
还剩8公里时，我落后于骑在最前面的两位车手32秒，而且与另外5名车手形成第地梯队，奋力向前骑着。其他车手都是来自不同国家的爬坡高手，其中最出色的是瑞士的祖尔，高大魁梧，不知疲倦，时刻让我提心吊胆。
该我出马了。
在一个小拐弯处，我骑到第二集团的里面，站起身，开始加速。我的自行车似乎猛地跳到了前面。我差一点冲到护卫摩托车上。
后面汽车中的约翰吃了一惊。他说，“兰斯，你已经拉开了距离。”然后他又说，“10英尺。”
约翰查看了一下电脑里显示的我的心率，以便知道我用了多少力气，我的身体还能承受多少。我的心率为180，还没有到崩溃的地步。我的感觉就像骑在平地上一样舒服。
他说，“兰斯，差距越来越大了。”
我奋力向前骑去。
在短短的1公里路程上，我就追回来了21秒。我现在落后领先的两位车手只有11秒。真是奇怪，但我仍然不觉得累。那种感觉就像……不费吹灰之力。
领先的两位车手，埃斯卡廷和戈蒂，不停地回头张望。我继续飞快地缩小与他们之间的距离。
我赶上了埃斯卡廷的后车轮。他回头看了我一眼，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戈蒂想加速，但我加速超过了他，与埃斯卡廷并排骑在了一起。
我再次发力，将节奏再加快了一点。我是在试探，看看他们的状态以及心理活动，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
奇怪的是，我与他们拉开了距离。他们累了吗？
没有反应。
“领先1个车身，”约翰说。
我继续加速。
“3个车身，4个车身，5个车身。”
约翰停了一下，然后几乎是随意地说道，“你干吗不再加快一点速度？”
我又加快了一点速度。
“领先40英尺，”他说。
如果你领先了一段距离，而你的对手没有作出反应，那么你就明白其中一定有问题。他们顶不住了。当他们顶不住时，你就战胜了他们。
我们离终点还有4英里。我用力踩着踏板。
“你领先了30秒！”约翰越来越激动。
约翰不停地通过我和耳机给我报告我的进程。他现在告诉我，祖尔在竭力追赶。又是祖尔。
“听着，我不管那么多了，”我冲着对讲机说，“我要结束这比赛。”
在意大利一家旅馆的房间里，基克一动不动地坐在电视机前。当我离座骑行，开始冲刺时，兴奋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真棒！”她大声嚷道。
那天晚些时候，我母亲会在德克萨斯的帕拉诺录相转播。由于时差的缘故，她不知道赛场发生的事。
“看哪！”她大声叫道，“他在发力！他赢了！”
我在奋力踏蹬时，脚下的自行车开始摇摆，我的双肩也开始因疲劳而上下抖动。我感到越来越精疲力竭，我的身体已经完全伏在了自行车上。我的鼻孔发烫，我在竭力多吸入一点空气。我张开嘴，露出牙齿，像是要对着谁咆哮。
离终点还有一段距离，我担心祖尔会追上我，因为我继续保持我的节奏。
我回头看了一眼，以为会看到祖尔就在我身后。
后面连个人影也没有。
我将目光重新转向前言。我现在可以看到终点线了――剩下的一段路全是上坡。我向山顶骑去。
我在骑过最后那几百码时是不是想到了癌症？不是。如果我那么说的话，我就是在说假话。但是，我认为我前两年所遭遇的一切直接或间接地在我身上产生了作用。我所经历过的一切，与癌症的较量，自行车界对我重返赛场所持的怀疑态度――所有这一切都压在我的心头，存在我的脑海中。它不是让我加快了速度就是让他们放慢了速度，我也不知道是哪一种情况。
我继续爬坡。我的身体感觉到了疼痛，但我也为这身体所创造的奇迹而欣喜。参加比赛并体验痛苦是很难，但这种苦远比不上躺在病床上，胸前插着一根导管，任由白金在你的静脉里燃烧，每星期5天、每天24小时呕吐。
那么我当时在想什么呢？我在想一件滑稽的事。我想起了《骄阳似我》中的一个镜头。马特?达蒙在那部电影中扮演一位不为人们所理解的年轻的数学天才，一位从南波士顿来的一位仇视社会的孩子，有点像我。他试图在一家酒吧中与几个出生豪门的哈佛大学学生套近乎，结果不仅在与一位不可一世的学者的智力较量中获胜，而且还赢得了一位姑娘的芳心。
事后，达蒙心满意足地看着他的那位手下败将说，“嗨，你喜欢苹果吗？”
“喜欢，”那家伙说。
“她已经把电话号码给了我，”达蒙得意地说，“你觉得这苹果的滋味如何？”
我骑在那最后几百米公路上，一面呼吸着山中稀薄的空气，一面想着那部电影，然后咧嘴笑了起来。
快到终点时，我冲着对讲机对着坐在队车里的两位朋友――约翰和汤姆?威瑟尔――说，“嗨，汤姆，约翰，你们喜欢苹果吗？”
我的耳机里传来了他们困惑的回答。
“我们都喜欢苹果。怎么啦？”
我冲着话筒大声叫道。“你觉得这苹果的滋味如何！”
我冲过了终点线，双手高举，两眼望着天空。
然后，我双手捂着脸，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在意大利那家旅馆的房间里，我妻子坐在电视机前，泪流满面。
那天晚些时候，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拉?特蕾丝?哈内、医疗中心的医护人员以及病房里所有的病人都停下了手中的事，观看着录相转播。当我骑上山坡，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时，他们都紧紧地盯着电视机。“他做到了！”拉?特蕾丝说。“他成功了！他战胜了癌症！”
塞斯特里尔赛段结束后，我在环法赛中领先了6分03秒。
当你骑车穿过那些高山时，你的眼中并没有它们。你没有时间去留意周围的景色，不会去欣赏耸立在左右两边那些壮丽的悬崖峭壁，隐约出现的冰川，高耸入云的山峰，绿茵茵的草地。你真正注意到的是你前面的道路以及你身后的车手，因为在山道上领先根本算不了什么。
塞斯特里尔赛段后的次日早晨，我早早起来和队友们一起用早餐。我们每星期要吃掉25盒麦片，外加几十个鸡蛋。我先吃下一些穆兹利，然后是一盘三四个鸡蛋，最后再将一些意大利面片塞进肚子。等待我的又是一天漫长而艰难的爬坡，因此我需要我能找到的每一盎司碳水化合物能量。我们将要征服的是上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赛段。这一赛段像环法赛任何一个赛段一样充满了神秘气氛，其中包括一段海拔1,000米、长14公里的坡道，坡度达到了9度。上山的道路包括 21个让人提心吊胆的急转弯，一系列显得没完没了的之字形坡道，最后才到达山顶。上山时酷暑难当，下山时寒风刺骨，有些地方的道路只有我的车把那么宽。早在1900年，当环法赛第一次加入爬坡赛段时，有位车手着他那笨重的老式自行车完成了整个赛段。然后，他转身冲到路旁的大赛组织者，对着他们骂道，“你们都是刽子手。”
我想在这一赛段中避免激烈竞争。我不需要像我在塞斯特里尔赛段中那样超越其他车手，只需控制住我的主要对手就行了。亚伯拉罕?奥兰诺落后于我6分03秒；亚里克斯?祖尔现在排名第四，落后于我7分47秒；费南多?埃斯卡廷名列第八，落后于我9分钟。这一天比赛的目标是保持稳定，不能牺牲我在塞斯特里尔赛段中赢得的时间。
我们来到了上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赛段的大本营。我想让其他队员知道我的状态很好，因为在这些艰苦的爬坡赛段中，士气至关重要。车队每个人都有耳机连着对讲机，因此我知道他们能听到我的声音。
“嗨，约翰，”我说。
“什么事，兰斯？”他像平常一样毫无表情地说。
“我骑辆三轮车都能赢。没问题。”
我可以听到耳机里传来了大家的笑声。
我们一出发速度就比较快，一方面是为了尽量减少其他车手超越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减少向我们挑战的车手。首先，泰勒?汉米尔顿一路领骑，带我上了山。我借着他的力，一直和他聊天，话语直接传到他的耳机里。我们超过了奥兰诺。约翰通过耳机告诉我们，“奥兰诺落到了后面，干得漂亮。”接着，我们见到了祖尔的队友曼努尔?贝尔特兰。我大声对着泰勒说，“你准备让贝尔特兰替你出力吗？”
我们只剩下了10公里，大约还需要30分钟，但全是爬坡。突然，埃斯卡廷和他的队友卡洛斯?康特雷拉斯加速进入了坡道。接着，汤姆?斯蒂尔斯的一位队友帕威尔?托恩可夫也开始发力。泰勒已经精疲力竭，现再也没有任何力气，因此我只好亲自出马去追托恩可夫。祖尔尾随着贝尔特兰也赶了上来，而法国爬坡高手理查德?维伦克则赶上来尾随在我身后。他们都想把我赶尽杀绝。
但是我一点也不累。他们这些小动作对我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只要我不被他们甩开，他们谁也别想从我这里抢回去多少时间。我继续保持第四的位置，时刻注意周围的一切动静。到达山顶还有4公里，也就是说再被他们束缚6分半钟左右。这时，意大利车手朱塞佩?古厄利尼开始冲刺。古厄利尼曾两次这环意大利赛的第三名，但他在环法赛中的总积分落后于我15分钟，所以根本不需要向他发起反攻。我让他冲到前面去。就在这时，祖尔顶不住了，他跟不上节奏。
古厄利尼领先了我们大约20秒――突然，他不可思议地撞到了一位观众身上。比赛开始以来，观众一直是个大麻烦。他们往往会突然在主车群前横穿公路，而现在一位狂热的车迷居然举着他的“快立拍”相机冲到路中央，站在那里拍照。古厄利尼左躲右闪，想避开他，最后车把撞到了那位观众身上，他自己也摔了出去。这是环法赛中司空见惯的情况，足以证明领先并不一定就能获胜。古厄利尼没有受伤，立刻跳到车上继续比赛，但托恩可夫现在赶了上来。幸运的是古厄利尼率先冲过终点，获得了这个赛段的胜利。
获得了这一赛段的第四名，但我的总成绩领先奥兰诺7分42秒。祖尔尽管使出了全身解数，只追回来几秒钟，仍落后于我7分47秒。
这是环法赛比较典型的一天。
我在穿越阿尔卑斯上时遇到了另一个敌人。我新近获得的爬坡能力引起了法国新闻界的怀疑，而法国新闻界在前一年夏天报道了违禁药品的丑闻后急于想再制造出一个轰动事件。一场悄然无声的活动开始了：“阿姆斯特朗一定服用了某种东西。”《队报》和《世界报》含沙射影地暗示：我重返赛场太像是个奇迹。
我知道赢得塞斯特里尔赛段的胜利肯定会引起一些猜测――任何身穿黄色领骑衫的车手都会被人怀疑使用了违禁药品，这几乎已经成了一种惯例。但是法国新闻界那种无中生有的指控让我大吃一惊：有些记者甚至认为化疗给我和自行车生涯带来了好处。他们猜测我在治疗过程中服用了某种神秘的提高运动成绩的药物。世界上任何肿瘤大夫，无论他属于哪个国家，都一定会为这种愚蠢的看法笑掉牙。
我实在不明白，怎么会有人认为癌症治疗居然对我有益？也许只有癌症病人才能理解治疗过程难受到什么程度。一连3个半月，大夫给我的都是人类已知毒性最大的药物，那些毒药每天蹂躏着我的身体。我仍然感到自己中过毒――即使是现在，化疗已经过去了3年，我觉得我的身体仍然没有完全清除掉那些毒药。
我绝对没有任何东西要隐瞒，而且药检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环法赛官员每次随意从我们车队选一个人去接受药检时所挑中的总是我，这绝不是巧合。药检是环法赛最有辱人格的方面：我刚完成一个赛段就被立刻带到一个露天帐篷，坐在椅子上，看着大夫用橡皮管勒住我的胳膊，用针所了我后抽血。我躺在那里时，一群摄影记者对着我咔嚓咔嚓拍照。我们把那些大夫称作“吸血鬼”。“吸血鬼来了，”我们会说。但是药检却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因为药检能证明我的清白。我接受了一次又一次药检，一次又一次验血。
在面对媒体时，我说，“我的生活、我的疾病、我的运动生涯没有任何秘密。”就我而言，这应该能结束一切谣言。我在塞斯特里尔赛段中的表现没有任何神秘的地方：我为此进行过艰苦的训练。我现在体重轻了很多，有获胜的动力，而且做了充分准备。塞斯特里尔的坡道对我来说比较容易，因为它的坡度比较适合我，而且比赛那天的条件也非常适合我――冷，潮湿，有雨。如果说我那天的表现有什么非同寻常的地方，那就是我骑车时那种超出身体以外的轻松感觉――我把那种感觉归咎于能够活下来而且参加爬坡赛所带来的兴奋。但是新闻界并没有就此罢休，于是我决定几天内不再接受他们的采访。
与此同时，美国邮政车队成了蓝色快车。我们进入了阿尔卑斯山与比利牛斯山之间的过渡赛段，前进在一个名叫中央高原的地方。这里的地形非常奇特，既不是山区，也不是平地，而是起伏不平的丘陵地带，结果你的双腿永远也得不到休息。我们往南向比利牛斯山驶去时，道路两旁都是波浪般起伏的向日葵田。
这个赛段对车手的折磨几近残酷；我们不停地上坡下坡，时刻面临其他对手的超越。整个赛段上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放慢速度恢复一下体力，其他车手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冲来。不过，我们还是控制住了大多数车手以及主车群，但那些日子不仅天气炎热，而且比赛队伍中充满了火药味。天气热得有些路面的柏油都已经熔化。
弗兰基、乔治、克里斯蒂安、凯文和彼德最累。弗兰基首先副食我们骑上那些起伏不平的山坡，给我们定下一个很高的速度，并且将一些车手甩到后面。弗兰基累了之后，乔治会顶上去领骑，这时又会有一些车手因跟不上我们的速度再落到后面。然后顶上去的便是泰勒，他会继续加速，将更多的对手甩到后面。最后，凯文会助我骑上那些较陡的山坡。我们就这样将对手一个个抛出赛场。
每天都有车手要超越我们。其他车手仍然认为我们比较容易对付，下定决心要把我们拖垮。我们来到了一个名叫“死者坡道”的赛段，这里有一连几英里的坡地。时刻有人突出主车群，而我们的车队却在瓦解：彼德?迈内特－内尔森膝盖疼痛，凯文由于阿尔卑斯山上气温的剧烈变化而病得毫无力气，弗兰基和乔治则因为替我领骑而耗尽了力气。每个人的脚都疼痛难熬，穿在骑行鞋里的脚因气温过高而肿胀了起来。
突然，30名车手冲到了前面，我们只好去追赶他们。以前的我又复苏了――我发力追了上去。我没有等泰勒或弗兰基或任何人。我就这么冲了上去。我追上了他们，骑在了最前面，而且没有其他队友。这时，对讲机响了起来，我听到凯文在冲着我嚷嚷，“你在干什么？”我又恢复了我原来的坏习惯，盲目地发力，白白浪费力气。“快回来，”凯文提醒我，“你不需要那样做。”
我重新坐到车凳上，说，“好吧。”然后我放慢速度，保存体力，让邮政车队其他车手去追赶。
我骑在车上六七个小时都在想什么？常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而我的回答也总是让人失望。我在想着如何比赛。我不能分心，不能胡思乱想。我只想着不同赛段所采用的不同技术。我反复告诫自己，如果我想在这种比赛中永远保持领先，那么我就必须时刻用心。我为自己的领先地位而担心。我时刻留意对手们的情况，以防他们当中某个人试图超越。我还密切注意周围的动静，提防撞车。
整整单调乏味的5天5夜，我们穿过了法国中部，从圣艾蒂安到圣加米尔到圣弗卢尔到阿尔比到卡斯特尔再到圣戈当，骑向比利牛斯山。第十三赛段是环法赛最长、最热的一段，一连7个坡道，没有平地。弗兰基说整个线路从侧面看很像锯齿，而且骑在上面的感觉也一样。彼德?迈内特－内尔森终于因习惯的伤势而退出了比赛。有些旅馆的房间太小，弗兰基抱怨说，当他坐在抽水马桶上时，他的膝盖都撞到了卫生间的门上。与弗兰基同屋的乔治则说，房间小得他们根本无法同时打开衣箱。
我们骑在车上时总是感到口干舌燥、饥饿难当。饼干、馅饼、杏仁蛋糕、带葡萄干的燕麦饼干、营养棒或任何简单的碳水化合物都成了我们充饥的点心。我们在白天大口大口地喝着含糖的消渴型饮料，晚上则喝“代谢水”。
晚上，我们坐在餐桌旁，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不是念叨一些陈年旧事便是吹嘘自己在赢得姑娘芳心方面的骄人战线，而其中99%都为不实之词。我们的厨师威利?巴尔梅是位65岁的瑞士人，也是我的一位好朋友，无论我到哪支车队都一直跟着我。他讲的故事总让我们笑得前仰后合。威利看上去要年轻得多，能说6种语言（大概就差斯瓦西里语了）。厨房是他的天地，在我认识他的这么多年中，我还一次也没有见到他被旅馆的厨房拒绝过。他会先赶到旅馆，让旅馆的服务人员感觉自己也成了我们车队的一部分。他总是亲自为我们准备意大利面片，别人谁也休想插手。
我继续向前骑行，而基克则在欧洲各地为我点上蜡烛祈祷。无论是在小村庄还是在大都市，她都会找一个教堂，点燃一支蜡烛。她在罗马时甚至去梵蒂冈为我点燃了一根蜡烛。 重返艳阳下～阿姆斯特朗自传（09下） 我们终于来到了比利牛斯山脉。
我们穿过梵高作品中经常出现的那种乡间，骑进了为大山阴影所笼罩的圣戈当。比利牛斯山脉是那些爬坡高手们有望战胜我的最后一个机会：在那些大山中，只要一天发挥不好，我就会输掉整个比赛。只要还没有冲出那些大山，我就不敢说自己一定能在环法赛中获得冠军。
压力越来越大。我体验过以第五十五名的成绩与大家骑完环法赛全程的滋味，但黄色领骑衫却是一种全新的感觉，一种不同的压力。如果你穿着黄色领骑衫，像我一样领骑，你真有一点树大招风的感觉。其他车手每天都在自行车上考验我，而下了车后我还要接受新的考验，因为我所接受的药检越来越严。
我决定正面回击那些对我的指控，便在圣戈当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尽管我曾经奄奄一息，但我并不蠢，”我说。大家都知道，健康人使用EPO和类固醇会造成血相紊乱、中风。我告诉新闻界，我赢得塞斯特里尔赛段的胜利并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因为我毕竟是前世界冠军。
“我可以再强调一遍，我没有使用违禁药品，”我说，“我原来以为有着我这样的背景和我这样的身体状况的车手不会使人们感到意外。我不是新手。我知道有人在紧紧盯着我，或者在窥视我，或者在挖我的材料，但你们什么也查不出来，因为根本就没有任何东西可查……他们只要稍微动动脑筋，明白自己需要敬业，而不是登载一些子虚乌有的垃圾，那么他们将意识到自己所选择的对象多么清白。”
我惟一能做的只有继续比赛，继续接受药检，继续应付那些问题。我们开始了比利牛斯山区第一赛段的比赛，也就是从圣戈当到皮乌因加利，沿途将穿过7座山。我曾在寒冷的天气中骑过这些道路，可当我们现在骑过一座又一座山峰时，却是尘土飞扬、酷热难当，车手们个个都向别人要水喝。下坡又陡又险，路的一侧尽是万丈悬崖。
这一赛段的终点离西班牙边境不远，因此所有西班牙车手都决心赢得这一赛段的胜利，尤其是那位处处紧随着我的身材修筑、面目清瘦的埃斯卡廷。在一片混乱当中，我们邮政车队分散了，我一个人在追赶埃斯卡廷。他奋力骑车。我惟一的希望就是尽量减少他追赶上来的时间。
当两分开座大山分开，露出当天倒数第二个山坡时，我高潮摆脱掉了祖尔，骑到了第二的位置。但是我根本无法追上埃斯卡廷，因为他领先了我有大约两分钟的距离。在最后一个坡道上，我精疲力竭，顶不住了。我早餐后就没有吃任何填肚子的东西。我落到了后面，只获得了第四名。埃斯卡廷获得了这一赛段的胜利，并且排到了总积分第二的位置，落后于我6分19秒。祖尔则落后于我7分26秒。
我刚冲过终点线，一位法国电视记者拦住了我：有报道说我的药检中有一样违禁药品呈阳性。那些报道当然是不实之词。我回到了车队所住的旅馆，推开一大群互相拥挤的媒体记者，举行了新的记者招待会。每次报纸上出现新一轮对我的猜测时，我惟一能做的只有强调我的清白――而报纸上每隔三四天便会对我来一轮新的妄加。
《世界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说药检结果显示我的尿样中含有微量皮质类固醇。我用过一种可的松软膏来治疗座凳擦伤，而且我在比赛开始前就向环法赛组委会说明了情况。组委会立刻发表了一项声明，证明我的清白。“《世界报》挖空心思要搞一篇违禁药品报道，他们找到了一种治疗皮肤的软膏。”我说。
新闻界这种没完没了的攻击让我深受伤害，也严重影响了我的士气。我为重新回到赛场做出了那么多努力，付出了那么高的代价，而现在这一切努力的价值在降低。我试图真诚、直截了当地对待那些报道，但这似乎根本不起作用。
我开始注意到一些奇特的地方。正是那些散布谣言、报道我使用违禁药物的人，当初在我躺在病床上时曾说我“他已经完了。他永远不会再回到赛场上”，在我想重返赛场时又说“不，我们不想给他任何机会。他永远不会有什么出色表现。”
眼看我在环法赛中牌领先地位，身穿着黄色领骑衫，越来越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些人便又发出了相同的信息。“这不可能，”他们说。“完全不可能。他不可能做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其中一定有什么内幕，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东西。”这些攻击我的人在这一点上可谓异口同声。
幸亏我当初在病中没有听他们的话。
法国记者尤其怀疑我，这让我很伤心。我住在法国，我热爱这个国家。前一年环法赛出现了那么多问题后，许多顶尖车手拒绝参加1999年的环法赛，而我却参加了。其他车手担心会受到警察的为难和政府官员的调查，我却每天都在训练。法国对使用违禁药品的处罚最为严厉，但我却参加了春天在法国举行的所有比赛，而且在法国进行了环法赛的全部准备工作。按照法国法律，当地警察可以随时进我搜查。他们不必得到允许，不必敲门。他们完全可以在没有搜查证、没有任何告示的情况下在我家德智体，搜身或搜查我的汽车。
我告诉新闻界，“我住在法国。整个月和6月都是在法国度过的，不是参加比赛就是在训练。如果我想隐瞒什么，那至少应该另的一个国家。”
但是他们没有把这写进去，也没有将这番话刊登出来。
次日，我们来到了环法赛最著名的山峰――图马勒峰。通向山顶的公路超过10英里，高耸入云。这是我要征服的最后一个大坡，也是对我的最后一次考验。我们明白，其他车手会再次毫不留情地对我们发起冲击。我们现在已经厌倦了骑在前面，总是顶着风，总是被人追赶。但是如果我们多一天控制山区的比赛情况，那么巴黎最高领奖台上就一定会出现我们的身影。
我们刚到达20公里长的图马勒赛段的出发地，其他车手就开始找我们的岔子。我们一开始就骑出了很快的速度，目的就是削弱那些试图超越我们的车手。剩下8公里时，我们开始加速。法国爬坡好手维伦克追上凯文后怒气冲冲地说，“你有毛病啊？”凯文说他没有毛病。维伦克问凯文是否在使出全身的力气，凯文说，“不是，你是不是使出了全身力气呢？”凯文说着猛一发力，将他甩到了后面。在那天剩下的比赛中，维伦克两眼冒火地紧紧追赶着我们。
在艰难的爬坡过程中，我和埃斯卡廷互相咬紧对方。我密切注视着他的动静。在最陡的一段坡道上，他开始发力。我立刻跟了上去，祖尔紧随在后。我们3个人一起到达了山顶，展开了一场私下里的较量。我们从山顶低头看着脚下那厚厚的云层。我们开始下山时，雾越来越浓，我们几乎看不到10英尺以外的东西。在那种迷雾中飞速角逐简直是太可怕了，因为道路的另一边就是悬崖峭壁，而且路旁还没有护栏。
我现在惟一关心的是让我的主要对手要么与我并驾齐驱，要么落在我的后面。我们的前面又出现了第二山坡，也就是苏勒峰。埃斯卡廷再次发力，我再次紧追上去。我们又登上了一座浓雾笼罩的山峰，整个环法赛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个坡道：奥比斯克峰，长7.5公里。然后，山区的赛段就会全部结束，剩下的便是以70英里的时事下山到达终点。
现在骑在前面的有3位车手，个个都想获得这一赛段的胜利；跟在他们后面的是第二集团，一共有9名车手，其中包括我、埃斯卡廷和祖尔。我不在乎获得一个赛段的胜利。由于还剩下4公里，我决定还是骑稳妥一些，让其他人互相去发力争斗，而我自己则尽量避免撞车。我只有一个目标：保住我的黄色领骑衫。
我骑过赛段终点，下了车，尽管已经累得精疲力竭，却仍然为自己保持住了优势而高兴。但是，在车上骑了5个小时后，我现在还得面对两小时的记者招待会。我开始觉得新闻界想在精神上搞垮我，因为其他车手没有能在体力上搞垮我。媒体已经像坡道一样变成了一种障碍。
国际自行车联盟在那天公布了我所有的药检结果，事实证明我非常清白。而且环法赛的组织者让－玛丽?勒布朗给我投了信任的一票。他说，“阿姆斯特朗能战胜疾病，这标志着环法赛也能战胜自身的毛病。”
我就这样抵挡住了车上和车下的攻击，将黄色领骑衫留在了自己身上。我们已经成功地征服了山区，在经过3个星期，长达2200英里的比赛后，我现在的总时间为86小时46分20秒，列第二名的是埃斯卡廷，比我慢了6分15秒。亚里克斯?祖尔排第三，落后于我7分28秒。
我仍然穿着黄色领骑衫。
奇怪的是，随着巴黎越来越近，我也越来越感到紧张。我每天晚上都会突然惊醒，一身冷汗，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病了。盗汗的程度甚至比我当时生病时还要严重。我试图安慰自己，为自己的生命拼搏要比为赢得环法赛去拼搏重要得多，但这两者现在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了同一件事。
我们车队中感到紧张不安的不止我一个人。我们车队的机械师紧张得晚上睡觉非要将我的自行车放在他的房间里，根本不敢把它留在汽车上，因为留在汽车里就有可能变成人们破坏的对象。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疯狂的事情来阻止我获得胜利呢？第17赛段是漫长的平地，一直进入波尔多。比赛过程中，有个疯子对着主车群喷洒胡椒气，结果造成几名车手只好停到路边，呕吐起来。
还有一个货真价实的威胁会阻止我获得环法赛的胜利：撞车。我还剩下最后一个难关：在主题公园小镇“未来城”举行的35.4英里的个人计时赛。计时赛中有可能会发生非常糟糕的事。我有可能会摔到车下，折断一根锁骨或一根腿骨。
我想赢得这项计时赛。我想用我的自行车来发表最后一项声明，让新闻界和自行车界那些造谣惑众的人看看，我根本不在乎他们说我什么。我已经不再出席任何记者招待会（但是我仍然无法躲避药检；第十七赛段结束时，我又一次被抽中接受了药检）。但是，要想赢得这场计时赛就必须冒一定的风险，因为一位车手如果想创造新的最快速度，他就有可能冒一点愚蠢的风险，结果伤着自己――也许伤势会严重到他无法重新骑到车上。
这种情况比比皆是。看看鲍比?朱利奇在梅斯的遭遇吧，他撞车时的速度为每小时55英里，结果造成胸部血肿。我自己在那场计时赛中也差一点摔倒：我骑到一个小拐弯处时，有个孩子突然冲到了我前面。在上普罗旺斯阿尔卑斯山上，观众跳到古厄利尼前，结果造成他从车上摔了下来。祖尔如果没有在“巷道”堤坝上撞车的话，现在可能只落后于我1分钟。
比尔?斯泰普顿在计时赛的前一天晚上来旅馆看我。“兰斯，我不是教练，但我认为你应该放松一点，”他说，“你已经领先了那么多，只要骑完它就行了。千万别干傻事。”
聪明的骑法是避免出任何差错，不要摔倒，不要伤着自己，不要因为撞车而落后10分钟。
我不在乎。
“比尔，你以为在对谁说话呢？”我说。
“什么？”
“我明天一定要全力以赴。我要把所有的宝都押在上面。我要在环法赛上留下我的签名。
“好吧，”比尔无可奈何地说。“我看这个问题不用再谈了。”
我从梅斯赛段结束后就一直穿着黄色领骑衫，因此我不想把它让给任何人。作为一支车队，我们几乎到了完美的地步，但是作为个人，我现在也想赢得比赛的胜利。历史上只有3位车手曾在环法赛中赢得过所有计时赛的胜利，而这3位都是最伟大的车手：伯纳德?黑诺特，埃迪?墨克斯，米盖尔?安杜兰。我想跻身于他们之中。我想证明我是赛场上最有实力的车手。
我睡不着觉。耐克车队的斯科特?麦克伊臣来我的房间看我，斯泰普顿也来了。约翰将头探进我的房门，看到斯科特正躺在我的床上，而我仍然没有睡觉。约翰看了一下手表：晚上11点30分。“让这些人离开，赶快睡觉，”他说。
我母亲也飞到了“未来城”，我安排她坐在我们的一辆队车中。她想观看计时赛，因为她又有了原来那种想保护我的感觉；只要有她和我在一起，我就不会受伤。但是，计时赛也让她胆战心惊，因为她非常了解自行车运动，知道摔车的事多么容易发生。她知道这一天――也就是整个比赛的倒数第二天――对我来说要么成功要么失败，一锤子买卖。为了这一点，她必须到场。
计时赛是一个人与时钟的较量，就这么简单。整个赛段长57公里，大约需要1小时15分钟。赛段绕着法国中西部兜一个大圈，道路两旁是红瓦建筑和金黄色的田野，观众们则坐在躺椅或休闲椅上。不过，我无暇去欣赏那美丽的景色，因为我大多数时候都会处在紧张的比赛中。
车手们这次按颠倒顺序出发，也就是说我将最后一个出发。我将自行车架在一个固定滚轴上，开始进行准备活动，依次检查我在赛道上将要使用的不同的变速档。
就在我做着准备活动时，泰勒?汉米尔顿在远处已经出发了。他的任务是不管风险多大，尽可能快地向前骑，然后把技术数据传回来，给我提供一些帮助。泰勒不仅速度很快，而且那天大多数时候都在领骑。直到最后，祖尔才冲上来，以1小时8分26秒的成绩将泰勒挤到了第二名。
轮到我了。我立刻冲出了出发区，穿过那些弯弯曲曲的街道。我的前面是埃斯卡廷，比我早3分钟出发。
我低下头，从他身边嗖的一声超了过去。道路两旁是树林和很高的杂草，但我一心想着自己的比赛，甚至都没有回头朝他看一眼。
在前两个计时点，我骑出了最快的速度，快到坐在后面汽车里的我母亲在弯道处加速时都往后一仰。
到了第三个计时点，我的成绩为50分55秒，仍然列第一。问题是我能不能将这种速度一直保持到最后一段路程。
骑到最后6公里时，我比祖尔快了20秒。但我现在开始为刚才的发力付出代价。我在山区付出过代价，在起伏的丘陵地区付出过代价，在平原地区付出过代价。我在失去时间，我能够感觉到。我即使能战胜祖尔，那也只会是几秒钟。在最后两个弯道上，我开始离座骑行。我在拐弯处加速，尽量小心不摔倒，而且说可能快地骑过去――结果差一点撞到路肩、摔到人行道上。
我沿着公路开始最后的冲刺。我咬紧牙关，数着数字，使出全身的力气。我冲过了终点。我看了一下计时器：1小时8分17秒。
我赢了祖尔9秒。
我骑到一个围起来的区域，刹住车，摔到地上，弓着身子。
我不仅获得了这个赛段的胜利，而且获得了环法赛的胜利。我现在可以肯定这一点。成绩与我最接近的对手祖尔落后于我7分37秒，这样的差距在进入巴黎的最后一赛段中是追不回来的。
我的比赛历程快要结束了。但对我来说，所经历的实际上有两段历程：参加环法赛的历程，然后才是环法赛本身的比赛历程。最初是预赛，情绪高昂；第一个星期风平浪静，但很安全。然后便是梅斯和塞斯特里尔惊心动魄的经历，以及随之而来的媒体那种让人意志消沉的攻击。现在，胜利地结束比赛又带给我一咱洗清冤屈的甜美感觉。我将穿着黄色领骑衫进入巴黎。
当我走上领奖台时，我母亲拍手欢呼。我边挥舞着一面小旗，边擦拭着眼角的泪花。我在这场计时赛前一直没有见到她，但颁奖仪式一结束，我就给了一个拥抱，然后带她去吃午餐。她说，“你都不敢相信国内的人怎么看待你。我知道你现在很难明白，也很难想象出来，不过我可以告诉你，美国人现在都快要疯了。我以前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
后来，我们一起回到了旅馆，旅馆大厅里挤满了记者。我们挤过人群向我的房间走去，一位法国记者想采访我母亲。“我们能谈谈吗？”他问。
我转过身来说，“她不会接受法国媒体的采访。”但是那家伙继续问她问题。
“别烦她，”我说。我用胳膊搂着她，拨开人群，回到我的房间。
当天晚上，我开始明白美国国内反应是怎么回事。《人物》杂志的一位记者赶到了法国，要采访我。赞助商们一批一批地走进我们车队所住的旅馆，来看我们，和我们握手。朋友们也开始到来；他们都是坐飞机连夜赶来的。?比尔斯泰普顿请我出去吃饭，告诉我美国各大电视台的早间节目和晚上的谈话节目都想请我去做嘉宾。他认为我应该在环法赛一结束就飞回美国一天，接受电视采访。
但是，按照环法赛的传统，冠军要出席欧洲各地的一系列比赛来展示黄色领骑衫，我也想遵守这一传统。“我们现在不谈这个，”我说，“我要呆在这里去参加那些赛事。”
“好，”比尔说，“真是太好了！”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你这样做很蠢。”
“为什么？”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国内现在的情况，不知道这有多么重要。不过你很快就会知道的。整个比赛一结束，你就再也躲不了了。美国每个人都在关注着。”
耐克公司希望我在他们位于纽约的总店举行一个记者招待会，纽约市长会亲临现场，唐纳德?特朗普也会去。奥斯丁的市民想举行一个庆祝游行。而克公司提出用他们的私人飞机在一天之内将我接到美国再送回到欧洲，好让我参加那些赛事。我惊呆了。我这么多年来赢得过那么多比赛，可美国没有一个人关心。
现在每个人都关心了起来。
但是，我身上仍然有一部分不完全相信我会获胜这一事实。我告诉自己，还有一天的比赛。晚饭后，我将自己隔绝开来，在浴缸里泡了一会儿，使劲地擦身，然后便上床睡觉。
最后一个赛段从阿巴让到巴黎，全长89.2英里，基本上是一种象征性的比赛。按照传统，主车群将以比较悠闲的速度慢慢前进，直到我们看到埃菲尔铁塔并且到达凯旋门。这时，美国邮政车队将会骑到最前面，进入香榭丽舍大街。然后我们便会开始冲刺，绕着市中心骑上10圈。大家最后会列队前进，共同骑过象征着胜利的最后一圈。
我们向巴黎骑去。我一路上骑着车接受采访，与主车群中的队友和朋友聊天，甚至还吃了一个冰淇淋筒。邮政像往常一样呈完美编队前进。
“我什么都不用干，”我告诉一位电视记者，“全是我的队友们在发挥作用。”
过了一会儿，另一支电视采访队赶到了我身旁。“我要向德克萨斯沃斯要塞镇的凯丽?戴维森问一声好，”我说，“这是给你的礼物。”凯丽是位癌症小病人，我在“玫瑰自行车赛”上认识了她，之后她和她家人便成了我的好朋友。
最后，我们进入了市区。当我们骑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时，我感到热血沸腾。整条街道都为我们实行了交通管制，那场面简直让人感到目瞪口呆。卵石和砖块铺就的大街两旁排列着数以万计的观众，空中飘着号角声，五彩纸屑到处飞舞，临街挂满了彩旗。人群中挥舞的美国国旗之多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人群中有人举起了一块用硬纸板做成的巨大的牌子，上面写着“德克萨斯”。
我们沿着香榭丽舍大街继续往前骑。我渐渐发现并非所有那些都是美国的星条旗，我高兴地发现其中有一些飘舞的三角彩旗居然是德克萨斯州的孤星州旗。
说来也怪，比赛结束前的最后10圈冲刺居然毫无刺激，没有任何高潮，我只是尽量避免在这种时刻撞车。接着，我冲过了终点线。一切终于变成了现实。我终于成了冠军。
我下了车，迎接我的是一片混乱。到处都是摄影记者、保安人员、大赛官员和朋友，个个都在为我鼓掌。奥斯丁大约来了五十多个人，其中包括巴特?奈格斯，我的好朋友杰夫?加威，还有谁也没有料到的吉姆?霍伊特――故乡的朋友们说服他来到了现场。
我被带到领奖台上接受颁奖仪式。我接过奖杯，将它高高举过头顶。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我跳下领奖台，跑到观众席上，紧紧拥抱我妻子。摄影记者将我团团围住，我说，“我母亲在哪里？”人群立刻分开，我看到了她，将她紧紧拥抱。媒体也围住了她，有人问她是否认为我的获胜经历非常困难。
“兰斯的一生都充满了困难，”我母亲说。
接着便是整个比赛中最美好的时刻――我的车队再骑最后一圈来庆祝我们的胜利。我们独自骑行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我们一起度过了3个星期，所以我们现在慢慢地骑着，心情享受这一时刻。一个陌生人跑到大街上，递给我一面挂在旗杆上的巨大的美国国旗。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跑到我面前的――他只是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将那面旗帜塞到我手中。我举起国旗，激动得视线都模糊了。
最后，我回到终点区，面对媒体，忍住了泪水。“我真是太激动了，太激动了，太激动了，”我说，“我只想说一点。如果你得到第二次生命去为某件事奋斗，你一定要全力以赴。”
我们整个车队被迅速带走，为晚上的庆祝宴会做准备。那将是250人出席的盛宴，地点在奥赛博物馆，里面收藏着世界上一些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品。经过3个星期的苦难历程，我们无一例外地感到筋疲力尽，但我们个个都期盼着举起酒杯的那一刻。
我们赶到博物馆时，发现所有餐桌都布置得非常雅致，只是桌子中央的摆设有些古怪，而这是汤姆?威瑟尔建议的。
每张桌子的中央都摆着苹果。
我们举起了离开梅斯后的第一杯酒，我站起来给我的队友们敬酒。“我一直穿着黄色领骑衫，”我说，“但我觉得黄色领骑衫上惟一属于我的是拉链，是很小的一部分。黄色领骑衫的其余部分，无论是衣袖、前胸还是后背，都属于我的队友们。”
我的队友们举起了酒杯。
每个人的手中都紧紧握着一样东西。
一个苹果。我的周围都是闪亮的红苹果。
当天晚上，我和克里丝汀住进了里兹饭店一个昂贵的大套间。我们换上饭店赠送的浴袍，打开了一瓶香槟，共度属于两个人的时光，举行我们两个人的庆祝。我们终于单独两个人在一起了，我们为套间的规模之大而傻笑。我们让饭店把晚餐送到套房来，然后我们俩就进入了梦乡。
我第二天早晨醒来后，将脑袋埋在枕头下，想适应一下这陌生的环境。睡在我旁边的基克睁开了眼睛，我们俩渐渐清醒了过来。她久久地望着我，我们都明白对方在想什么。
“哦，我的上帝，”我说，“我获得了环法赛的冠军。”
“不可能，”她说。
我们放声大笑。 (10) 麦片盒 THE CEREAL BOX
实际上，如果你要我在征服环法赛和征服癌症之间做一个选择，我一定会选择癌症。这听上去有些古怪，我居然更愿意戴着癌症幸存者的头衔，而不是环法自行车赛的冠军称号，这是因为癌症影响了我做一个人、一个男人、一个丈夫、一个儿子和一个父亲。
在巴黎冲过终点线后的最初几天里，我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当我平静下来正确地看待这一切时，我问我自己，为什么我的胜利会对人们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也许是因为疾病无所不在――我们都生过病，没有人百病不侵――而我在环法赛中的胜利是一种象征，证明你不仅可以战胜癌症，而且可以在癌症之后继续辉煌。也许正像我朋友菲尔?耐特所说，我是一外希望。
比尔?斯泰普顿终于说服我同意飞到纽约一天。耐克给我提供了他们的私人飞机，基克与我同行。在纽约，我们终于明白了这场胜利所带来的广泛影响。我在耐克专卖店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纽约市长来了，唐纳德?特朗普也来了。》我参加了电视节目《今日》和大卫?雷特曼的谈话节目。华尔街请我去敲响证券交易所的钟声。当我走进交易所时，所有的股票经纪人爆发出持久的掌声，让我感到非常意外。我们离开交易所时，我看到人行道上聚集了一大群人。我对比尔说，“不知道这些人在这里干什么？”
“他们都是为你而来的，”比尔说，“你现在开始明白了吧？”
后来，我和基克走进了儿童用品商店。店里的人个个顺着货架走过来和我握手，请我签名。我非常惊讶，但基克一点也不慌张。她只是开心地说，“我看我们得买一些一次性尿布和装脏尿布的桶子。”
对于我们来说，战胜癌症后还有一件更为平常的事：做父亲。
我起初很担心。我与自己的父亲一直关系不好，所以我担心我与自己孩子的关系也不会太好。
我试着练习做一个父亲。我买了一个抱孩子用的背带，将它套在自己身上，在家里走动。我去厨房做饭时也将它系在身上，坐在办公室里回电子邮件或打电话时也系着，甚至在后院散步时也系着它，心中想象着里面睡着一个小家伙。
我和基克去医院看了看那里的设备，一位护士简单介绍了基克临产的经过。
“孩子出生后将被放在克里丝汀的胸前，”她说，“然后我们会剪断脐带。”
“脐带由我来剪吧，”我说。
“可以，”护士笑着说，“然后，会有一位护士给孩子洗澡……”
“我来给孩子洗澡。”
“可以，”护士说，“然后，我们会抱着孩子去……”
“我来抱，”我说，“那是我的孩子。”
怀孕后期的一天下午，我和基克开着各自的汽车在办自己的事，结果发现自己跟在她的车后面往家开。我觉得她车开得太快，于是我拨通了她的车载电话。
“开慢点，”我说，“你怀着我的孩子呢。”
在临产前的最后几个星期里，基克喜欢告诉别人，“我就要有第二个孩子了。”
10月初，预产期前两星期，比尔?斯泰普顿和我去了拉斯维加斯。我要在那里发表一个演说，并且出席几个商务会谈。我给家里打电话时，基克说她浑身出虚汗，有种奇怪的感觉，但我起初并没有把这当回事，而是继续忙自己的事。事情忙完后，我和比尔急忙去赶下午回达拉斯的飞机，然后可以在傍晚转机回到奥斯丁。
我从达拉斯机场一个单间休息室给基克打了个电话，她说她还在出虚汗，而且已经开始子宫收缩。
“得了吧，”我说，“现在离孩子出生还早着呢。这很可能是虚惊一场。”
基克在电话另一头说，“兰斯，我不是在和你说笑话。”
这时，她的子宫又收缩了一次。
“好吧，好吧，”我说，“我马上就到家了。”
我们登上了去奥斯丁的飞机，坐到座位上时，斯泰普顿说，“我给你一个婚后的小建议。我不知道你妻子是不是今天晚上会生孩子，但我们飞到空中后应该再给她打个电话。”
飞机开始滑行，可我无法耐心地等待飞机起飞，于是我从飞机跑道上用手机拨通了她的电话。
“究竟怎么样了？”我说。
“我现在的宫缩每次持续1分钟，间隔5分钟，而且宫缩时间越来越长。”她说。
“基克，你觉得孩子今晚会来到世上吗？”
“是的，我觉得孩子今晚就会生下来。”
“飞机一着陆我就给你打电话。”
我挂上了电话，向空姐要了两瓶啤酒。比尔和我碰了一下酒瓶，共同为孩子干杯。从达拉斯飞到奥斯丁只需要40分钟，但我的腿一路上都在颤抖。飞机一着陆，我就再次拨通了她的电话。基克通常在接电话时会用非常热情的声音说一声“你好”，但这次她的那声“你好”却非常麻木。
“宝贝，你感觉怎么样？”我尽量平静地问。
“感觉不好。”
“情况怎么样？‘
“等一下，”她说。
又是一次宫缩。1分钟后，她重新拿起了电话。
“你给大夫打电话了吗？”我问。
“打了。”
“大夫怎么说？”
“他说你一到家我们就去医院。”
“好的，”我说，“我就回家。”
我踩足了油门，在限速35英里的地方以105英里的时事飞驰。汽车发出刺耳的尖叫声驶进我们家的车道。我扶着基克上了车，然后小心翼翼地将车开到圣大卫医院――也就是我接爱癌症手术的那家医院。
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孩子的降生是个奇迹，是你经历过的最伟大的时刻，那你千万不要相信他，因为那个过程不仅恐怖，而且让你提心吊胆。那可以说是我一生当中最可怕的一夜，因为我为基克担心，为孩子担心，为我们全家担心。
我们后来得知，基克已经开始分娩3个小时了。产房的医护人员看了她一眼就告诉我她虚脱得非常厉害。我告诉基克，“你真是匹种马。”更糟的是，孩子“面朝上”，也就是说他的脸朝着尾椎骨，因此她后背疼得厉害。
由于孩子粗大的一头先出来，基克的分娩因而非常艰难。她用劲，她流血。大夫最后说，“我们得用真空吸出器。”他们拿来一个看上去几乎与浴室通管器一模一样的玩意儿，将它接到了我妻子身上。他们采用了真空吸出术，孩子立刻冒了出来。是个男孩。路克?大卫?阿姆斯特朗正式来到了人世。
医护人员将他拉出来时，他非常小，皮肤发青，身上到处都是羊水。医生将他放到基克的胸口，我们搂在一起。但是他没有哭，只是发出几声微弱的像猫一样的叫声。产房的医护人员似乎很为他没有发出更多的响声而焦急。哭呀，我心中想。又过了一会儿，但路克仍然没有哭。快点哭呀。我可以感觉到周围的气氛越来越紧张。
“他需要一点帮助，”有人说。
他们把他抱走了。
一位护士从基克手臂中抱过孩子，走进了隔壁的房间，里面到处都是非常复杂的设备。
突然，有人在奔跑。
“出了什么事了？”基克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我说。
医护人员跑进跑出，好像出现了紧急情况。我一面握着基克的手，一面探出头去，想看看隔壁房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看不到孩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儿子在那里面，但我又不想丢下基克，因为她完全吓坏了。她不停地问我，“究竟怎么回事？他们在对他做什么？”最后，我放开她的手，偷偷朝隔壁房间看了一眼。
他们给他带上了一个很小的氧气面罩，在给他输氧。
求求你了，快点哭呀！求求你了，快哭呀！
我惊呆了。在那一刻，只要能听到他的哭声，我什么都愿意做。我对恐惧的记忆在那产房里全都退到了次要的位置。被诊断出患有癌症时，我害怕过；接受治疗时，我害怕过；但与他们将孩子抱走后我的感觉相比，那些恐惧根本算不了什么。在那一刻，我感到自己完全束手无策，因为这次生病的不是我，而是别人。是我的儿子。
他们取下了氧气罩。他张开嘴，皱起脸，突然，他发出了一声响亮的“哇――！”他的哭声完全是一流水平，冠军级别。随着他的哭声，他的脸色开始改变，大家似乎都松了口气。他们把他抱回来，还给我们。我抱着他，亲吻着他。
我给他洗了澡，护士告诉我怎样给他打包。然后，我、基克和路克一起来到了一间病房，大得几乎像饭店里的套房。病房里有变通病床和医疗设备，但也有供来看望的人使用的沙发和茶几。我们挤在一起睡了几个小时，然后大伙便开始纷纷到来。我母亲来了，基克的父母来了，比尔和劳拉?斯泰普顿来了。我们第一天晚上搞了个匹萨饼宴会。来客们将头伸进房门，看到基克正坐在床上，一边慢慢啜着德州黑啤酒，一边慢慢吃着一块匹萨饼。
我和我母亲在医院走廊里一起散了一次步，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路克让我所经历的那种感觉。我现在完全能明白我母亲当初那种白发人要送黑发人的感觉。
我们经过了我当初住过的病房。“你还记得那病房吗？”我问。
我们相视而笑。
时刻萦绕在我心头的一个问题是：我幸运地活了下来，其中有多少是我个人的因素，有多少是科学的成就，有多少是奇迹？
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知道其他人希望从我这里找到答案，但如果我真能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不仅找到了治疗癌症的途径，而且更不重要的是，我们就能探测出生存的真正意义。我可以给人以动机、灵感、希望、勇气和建议，但我无法回答那些不可知的问题。就我个人而言，我也不需要去做那种浓度。只要能活着，能从这谜团中得到乐趣就让我心满意足了。
曾经有这么一个笑话：
某人身陷洪水中。水位上升时，他爬到了屋顶上，等待救援。有人开着摩托艇过来，对他说，“跳进来，我来救你。”
“不用了，谢谢，”屋顶上的人说，“上帝会救我的。”
但是洪水在继续上涨。几分钟后，一架救援飞机飞到了他的头顶上，飞行员抛下一根绳子。
“不用了，谢谢，”屋顶上的人说。“上帝会救我的。”但是，洪水越来越高，最后终于淹没了屋顶，也淹死了屋顶上这个人。
他来到天堂时，见到了上帝。
“主啊，你为什么不救我？”他哀诉道。
“你这蠢货，”上帝说，“我给你派去了一艘船，又派去了一架飞机。”
我想我们多少都有点像屋顶上的这个人。种种事情都会发生，种种事件和特殊的环境都会汇集在一起，我们无法每次都能弄明白它们的含义，也无法明白其中究竟是否有含义。但是我们能够为我们自己负责，能够勇敢。
我们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来对待死亡带给我们的恐惧。有些人不愿意承认 它，有些人祈祷，有些人用酒使自己麻木。我当初也曾想用这些方法，但我认为我们应该尽量直接面对它，靠勇气来武装自己。什么是勇气？勇气是让人能够坚定而毫不畏惧地面对危险的精神。
儿童癌症患者治愈的比例要高于成人癌症患者，我不知道这其中的原因是否就是他们天生不假思索地勇敢。有时候，孩子们似乎比成人更能对付癌症。他们都是意志非常坚定的棒小子，你根本不需要讲大道理来鼓励他们。成人对失败的含义知道得太多；他们比孩子更悲观、更容易屈从、更容易害怕。孩子们会说， “我想出去玩。快把我治好。”
当“惠蒂”早餐麦片公司在环法赛后决定将我印在麦片盒上时，我问他们能否在我儿子出生的同一家医院的儿童癌症病房里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就在我看望那些孩子，给他们签名时，有个很小的男孩抓住一盒早餐麦片，站在我的膝盖帝，紧紧地将盒子抱在胸前。
“这可以给我吗？”他问。
“当然可以，”我说，“给你了。”
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那盒子，然后又回头看看我。我估计这一定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他突然问道，“是什么形状的？”
“你说什么？”我问。
“它们是什么形状的？”
“呃，”我说，“这是早餐麦片，什么形状的都有。”
“哦，”他说，“好吧。”
看到了吗，对他来说，这一切不是为了癌症，而是为了早餐麦片。
如果说孩子们有能力根本不去理会那些治愈的概率和百分点，那我们也许都应该向他们学习。大家终于想到这一点，心中就会自然充满希望。对于疾病，无论是在医学上还是在感情上，我们都有两种选择：要么放弃，要么坚决抗争到底。
我康复后曾经问过尼克斯大夫，我当时治愈的概率究竟有多大。
“你当时的情况非常糟糕，”他说。他告诉我，我是他见过的最严重的病人之一。
我问他，“究竟严重到了什么地步？最严重的50%？”他摇摇头。
“最严重的20%？”他又摇了摇头。
“最严重的10%？”他仍然摇摇头。
当我说到3%时，他点了点头。
任何奇迹都有可能出现。大夫们可能会说你治愈的把握为90%，或50%，或只有1%，但你得有信心，你得抗争。我说的抗争是指用各种能找到的信息来武装自己，多听听不同专家的意见，弄明白究竟是什么侵入了你的体内，有什么办法可以治疗它。癌症的另一个事实是：病人对癌症懂得越多，准备得越充分，他战胜癌症的机会也就越大。
如果我没有能战胜癌症会怎么样？如果疾病复发，我又得了癌症怎么办？我仍然相信自己在这场抗争中有所收获，因为我在剩下的日子里会尽量做一个更加完整、更富有同情心、更加智慧因而也更加有活力的人。这场疾病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的表现过胜于我们的想象。这是我运动生涯中的任何经历都没有能教会我的。我们拥有许多还没有意识到的潜能，而这些潜能只有在危急时刻才会显露出来。
因此，如果说癌症让人受苦有什么目的的话，我想一定是这样的：它的目的是让人们变得更好。
我坚信癌症不是死亡的一种形式。我给它的新定义是：它是生活的一部分。有天下午，处在缓解期中的我，边等待着看看癌症是否会回来，便给了癌症一个新的定义：勇气，态度，永不放弃，可以治愈，启迪，记住你的病友。
有次聊天时，我问尼克斯大夫为什么选择当个肿瘤医生，因为这是一个非常艰难、而且常常令人伤心的领域。“也许是出于和你选择自行车一样的原因，”他说。他说，癌症可以说就是疾病中的环法赛。
“癌症带来的负担是巨大的，可你还会遇到什么比它更大的挑战呢？”他说。“当然，这个职业常常让人感到心酸、难过，但即使你无法治好病人，你也总能给他们一些帮助吧。如果你无法成功地将他们治好，你至少可以帮助他们控制病情。你在与人交流。肿瘤科的人情味要比任何其他我能想象到的领域更浓。你永远不会习惯，但你会渐渐钦佩人们与它抗争的过程――他们是多么坚强。”
“你还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幸运儿，”我的一位病友写到。
我将终身牢记癌症教会我的一切，永远觉得我是癌症群体的一员。我相信我有责任让我的人生比以前更辉煌，有义务去帮助其他与癌症抗争的我的同类。这是一个具有相同经历的群体。任何一个人只要听到过“你得了癌症”，并且想到，“啊，我的上帝，我要死了”，那他就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你一旦属于这个群体，就永远不会离开它。
因此，每当这世界显得毫无渺茫、灰暗一片时，每当人的本性显得卑鄙狭隘时，我便会掏出我的驾照，盯着上面的照片，想起拉?特蕾丝?哈内、斯科特?夏皮罗、克雷格?尼克斯、劳伦斯?爱因霍恩，以及因为形状而喜欢早餐麦片的那个小男孩。我会想到我的儿子――我第二次生命的象征――是他给了我新的生活目的，不再以我自己为中心。
我有时会在半夜突然醒来，相信他。我把他从摇篮中抱起来，抱着他回到我的床上，将他放在我的胸口。他的每一声哭喊都会给我带来喜悦。他会将小脑袋往后一仰，下巴抖动，小手在空中乱抓，然后放声大哭。那在我听来就像是生命在哭喊。“这就对了，”我鼓励他说，“接着哭。”
他哭得越响，我笑得越开心。 (11) 再创奇迹 ENCORE
痛苦是暂时的。它可能持续一分钟、一个小时、一天或一年，但它最终会渐渐淡去，被别的不同的感觉取而代之。但是，如果我现在就急流勇退，那么这种痛苦将会伴随我的一生。这种低头认输的举动，即使是自甘放弃的最小的举措，都会一辈子陪伴着我。于是，当我产生告别赛场的念头时，我问我自己：我更希望有什么陪伴我度过一生？勇敢地面对这个问题，找到坚持下去的办法，这才是真正的回报，而且这种回报远甚于任何奖杯。我在2000年赛季将重新学会这些。
你现在应该已经猜到我陷入了痛苦之中。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内心感情的自然流露。在每一场比赛中，车手都会在某个时刻遇到真正的对手，并且明白这个对手就是他自己。我骑在车上最痛苦的时刻也是感到最好奇的时刻，我每次都想知道自己会如何反应。我会发现自己内心最深处的弱点呢，还是会发现内心深处的力量？至于我是否能骑到终点，则是一个永远没有定数的问题。你也许可以说痛苦是我选择来探索人类心灵的途径。
我并非常胜冠军，有时候我甚至只能竭尽全力骑到终点。但是，每参加一次比赛，我就感觉到对自己的生活能力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因此，我要继续骑下去，我要竭尽全力地骑下去，即使在没有这个必要时也一样。我不想长生不老，走到生命尽头时我也会死去，但在那一刻到来之前，我要一直骑着我的自行车 ――我大概会骑在车上倒下。
当我每年重新骑到车上，重新试图在环法赛中夺冠时，我便又一年摆脱了疾病的阴影。也许这就是第二次赢得环法赛冠军对我来说如此重要的原因 ――因为对我来说，骑车就是生存。我打算再次赢得环法赛的冠军，其中的原因是谁都不相信我能做到。人们认为我1999年重返赛场已经是个奇迹，但我自己却已不再将我和自行车生涯视作是重返赛场，而是将它视作一种证明，视作我作为一名战胜癌症的病人所做的一切的一个继续。
如果不在环法赛上再次获胜，任何其他的努力对我来说都像是自动认输。再创奇迹不是件容易的事，但这也正是我最喜欢朝这目标努力的原因。自从我获得1999年环法赛的冠军之后，我妻子比以前忙多了，杂事也多了起来，不过心情很愉快；我又刚刚做了父亲，而且在与抗癌斗争中更加积极，广告和公司方面的事情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对那些曾经坚定地支持过我的赞助商们。我想那些对我持怀疑态度的人一定认为让我分心的事太多，或者认为我缺乏连续两次赢得世界上最艰苦的赛事所需的体能。但是，如果说这世界上有什么话我最不愿意听，那就是说我无法做到什么事。说我无法做到某件事其实就是确保我去做它的最佳办法。
在2000年环法赛开始前所有的议论中，人们仍然认为我不可能获得冠军，仍然认为我只是环法赛历史上的过客，只是一个让人感动的癌症幸存者，只是第一位骑着美国造的自行车且代表美国车队赢得环法赛冠军的美国人。
人们议论其他每位车手，议论1999年环法赛缺席的那些伟大的车手：因伤病而没有参加比赛的德国人扬?乌尔里希，因违禁药品事件而暂时告别赛场的意大利人马科?潘塔尼。他们议论在山区赛段给对手带来威胁的法国爬坡高手理查德?维伦克。他们议论亚伯拉罕?奥兰诺，议论亚力山大?祖尔。如果他们提到我的名字，那也是在议论潘塔尼和乌尔里希时，以及议论我没有能证明在他们参赛的情况下也赢得环法赛的胜利。但是我们都将出现在2000年的环法赛上，无病无恙而且体能充沛，这将使这一年的环法赛变成10年来竞争最激烈的一场比赛。这一次，我所有的最强劲的对手都将出现在出发线上。
惟一真正相信我能获胜的只有我那些美国邮政车队的队友们，可在我春天遭受到我运动生涯中最惨烈的撞车事件之后，就连他们也不免怀疑我是否能成功卫冕。我们又一次采用了训练营模式，在4月和5月份花了两个星期一起骑车穿越法国那些山峰，研究我们比赛时要经过的线路。5月5日，我们在比利牛斯山中刻苦地训练着。我们在欧特卡姆山上练习，因为那将是2000年环法赛最艰难的爬坡赛段。天很热，于是我在爬坡时摘掉了头盔，将它递给随行汽车中的一位车队助理。当我们开始以高速下坡时，我忘记了将头盔要回来。
突然，我的前轮撞到了一块石头上，轮胎“啪”的一声爆了。车把从我的双手飞了出去。那条道路很窄，我的自行车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向土墙撞去。我头朝前撞了上去。日光似乎炸了开来，然后便是一片漆黑。
墙的旁边有块草地，上面摆了张野餐桌，桌旁坐着两位法国裔加拿大游客。幸运的是，这对加拿大恰好都是医生。我在离他们不到10码远的地方撞到了墙上。
我蜷作一团躺在那里，飞快地瞥了一眼自己的胳膊和大腿，看看是不是断了。我意识到除了脑袋外，哪里都疼得不是太厉害。我的耳朵在嗡嗡作响，不过我可以听到那两位医生在吩咐我不要起身。我的整个右脸已经肿了起来。就在我躺在那里时，约翰掏出他的手机，呼叫了救护车，而那两位医生则将冰敷在我的头上。约翰打完电话后，那位法裔加拿大先生告诉约翰，说我是多么幸运。
“当我听到他的头撞到墙上的声音时，我百分之百地相信我来到这里时一定会见到一位死人。”他说。
我听到他这么说时，我感到有点想吐。救护人员终于赶来了。他们给我全身检查了一下，认为我应该去卢尔德市的医院进行观察。我坐着救护车去了那家医院，并且在那里过了一夜，然后回到尼斯的家中，休整两个星期。我躺在沙发上，眼眶青肿，等待着我的脑袋恢复到正常大小。基克虽然对我充满了同情，但她一想到我居然会忘记戴头盔就高兴不起来。
“我是一只猫，”我说，“现在已经少了两条命。”
1个月后，我独自一人在约翰的陪伴下回到了欧特卡姆，去完成我的训练计划。这个赛段将人非常关键，而我也想摆脱掉在摔车地点可能会感受到的任何阴影。那是一个大雨瓢泼的寒冷日子，我费劲骑了4个小时才到达山顶。约翰将随行车停在山顶，递给我一件外套和一些热巧克力。
“太棒了――现在要保持身体暖和，”他说。可我感到不对劲。
“我好像还没有弄懂这段坡道，”我说。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感到自己仍然没有完全掌握它；我并不因为自己能够征服如此艰难的赛段就感到高兴。那是一条起伏的坡道，有些地方比其他地方陡得多。要想完全明白一个爬坡赛段，你就得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感觉最困难，需要全力以赴；什么地方可以稍稍休息一下；什么地方可以冲刺。
“你想怎么办？”约翰问。
“我要再骑一遍，”我说。
结果，我真的又骑了一遍。我们开车回到山脚下，然后我重新开始爬坡，又是4个小时的上山路程。我可以肯定我是惟一愿意在那种天气里骑上那个山坡的人，更不用说骑两遍了。但这正是关键所在。
总而言之，这次受伤还不是可能会发生在我身上的最糟糕的事。几天后，我恢复了训练，而且很快便感觉到自己的状况好得出奇，我甚至担心最佳状态可能来得太早，结果没有足够的体能去在环法赛上取得好成绩。
2000年的环法赛将逆时针环绕法国，并将包括一些我们从来没有骑过的最艰难的赛段。我们将从“未来城”出发，而且首先是10公里计时赛，然后便是一些对那些冲刺型车手非常有利的平地赛段。接下来，就我个人而言，真正的比赛从我们在第十赛段进入比利牛斯山区才真正开始。
抵达“未来城”的感觉非常奇特，就仿佛我几天前刚刚离开那里，而实际事件已经过了整整一年。我的时间概念似乎已经完全错乱，而下榻在前一年住过的同一家旅店则更加深了我的似曾经历过的幻觉。这从某种意义上说算是在给我打气：让我感觉自己似乎知道如何赢得环法赛的胜利。 我的队友们也有同样的感觉；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已经是加盟邮政车队的第四个看着。我们从两辆摇摇欲坠的野营车开始，现在已经变成了一支由各种设施齐全的卡车和大客车组成的汽车队。
对于环法赛来说，有一点必然会出现，那就是出乎意料的事。在它长达3个星期的赛程中，一定会有突如其来的发力、令人瞠目结舌的撞车、以及意想不到的领骑者。“未来城”立刻就证明了这一点。我的好朋友，苏格兰的大卫?米拉从我手中夺走了黄色领骑衫。
对于所有180名参赛车手来说，这一天开始时做的第一件事情完全相同：验血。我在出发区听说有3位车手因为血细胞比容过高而被取消了比赛资格。比赛刚开始就已经有了使用违禁药品的例子――对于这个话题我早已听厌了。
但是真正成为人们议论焦点的是米拉。米拉23岁，四肢修长，为人懒散，爱说爱笑，潜力巨大。他喜欢心情享受，习惯于每年除夕都在不同的国家度过。他虽然是第一次参加环法赛，但你从那场计时赛中根本看不出来，因为他像浑身是劲的大力士一样骑完了整个赛段，只用了19分03秒。我原来打算重演我一年前在计时赛上取得的辉煌胜利，但当我看到大卫的成绩时，我突然意识到这要比我预料得难得多。
轮到我了。当我骑上第一个山坡时，我比米拉和乌尔里希的成绩快了4秒多。但是，赛道拐进了葡萄园和向日葵田，我遇到了强劲的迎面风，当我到达半路计时点时，我已经比米拉慢了3秒。我加快了节奏，在离终点还剩下4公里处时，我又比米拉的用时快了1秒。但这时的我已经筋疲力尽，最后1公里的感觉已经说不清是炎热还是疼痛了。我骑过终点线时看到终点区巨大的屏幕上打出了我的成绩。我久久地盯着我的成绩，然后又盯着米拉的成绩。他坚持到了最后，比我快了1秒钟。当大卫看到自己获胜时，激动得放声大哭。当天晚上，他穿着黄色领骑衫睡到了床上。知道获胜的是大卫多少减轻了一点我的失望之情，而知道我们邮政车队至少不必捍卫黄色领骑衫则多少让我感到松了口气。我们都很高兴让科菲蒂斯车队去操心捍卫黄色领骑衫的事。
环法赛开始时要兜一个大圈子，将我们带到利摩日。第一天从车上摔下来的有泰勒?汉密尔顿。不知为什么，主车群中产生了连锁反应，每个人都刹住了车。泰勒从时速60英里猛地一刹车，从车上摔了下来了。我们心跳只有一个念头：避免灾难。最可怕的威胁可能要算来自一支法国摄影小组，他们的汽车差一点在我们骑车训练时从侧面撞上我们。
我们成功地在毫发无损的情况下完成了最初的赛段，车队谁也没有因为撞车而失去时间。不过，在第一个星期中期，我们有一次差一点遇到灾难。那是从南特到圣拉扎尔赛段穿过卢瓦尔河时微妙的车队计时赛中。在车队计时赛中，每个车队的赛段计时是由车队第五名队员通过终点线的用时而决定的。然后，这个成绩被加到每位车手的总成绩上。我们5个人必须作为一个整体通过终点线，否则我就会失去大量时间，而这甚至可能对环法赛的总成绩产生影响。
圣拉扎尔城外有一座巨大的桥梁，桥拱相当于一个艰难的爬坡。当我们骑到桥面时，遇到了一股劲风，风力达到了每小时50英里。情况更为糟糕的是，风从侧面吹来，呼啸声大得我们根本听不到其他队员在说什么。 当弗兰基?安德鲁大声喊叫“慢一点！”时，我们――包括骑到前面的我――什么也没有听到。我们车队正在全速通过大桥，弗兰基和泰勒最后能追上我们并和我们一起通过终点线真是个奇迹。我们获得了第二名，但我们有可能会付出这样沉重的代价：由于他们车队表现欠佳，祖尔在那一天丢了4分钟，埃斯卡廷丢了两分钟。对于他们来说，整个比赛才刚刚开始就差不多已经结束了。
从利摩日再到达克斯，接二连三的冲刺赛段，令人精疲力竭的49公里的时速。这些赛段全靠泰勒和我们速度型的新队友维亚切斯拉夫?埃基莫夫。有时候大雨如注，我们戴着风镜几乎什么也看不见，而且在比赛刚开始的这些日子里，主车群中仍然是常见的玩心眼和勾心斗角。昂斯车队指责我们故意挡住他们的领军车手劳伦特?加拉伯特，目的是确保我的领先地位。过了一天，加拉伯特骑在主车群前面时突然将车停在路边去“给花浇水”。环法赛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你不能在领骑车手方便时突然发力，但有人却不吃这一套，结果整个主车群勃然大怒，将他赶到了后面，似乎要教训他一下。
在第九赛段中，泰勒又一次碰到了连环撞车情况，结果又一次从车上摔了下来，而且因为摔在某位车手的车把上胸口严重擦伤。但平地赛段终于结束了，而且我们如愿以偿：既没有人严重受伤，也没有失去时间。我自己也如愿以偿，排名第十六，领先于其他竞争总成绩冠军的车手：领先乌尔里希45秒、祖尔4 分05秒、潘塔尼5分12秒、维伦克5分32秒。
现在进入了山区。前面就是山雾袅绕的比利牛斯山，气温不到10度，春天撞车以及脑震荡的经历仍然记忆犹新。第十赛段的终点是山顶小镇欧特卡姆，最后13公里全是上坡。我那天早晨在达克斯醒来时，天又下起了雨。我认为那是发力的最佳天气，因为我知道其他车手不喜欢这种天气。 头10个赛段已经有9个赛段的比赛是在雨中进行的，因此我根本不在乎这雨会不会停。我又一次，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能承受痛苦。“这对我来说是个好日子，”我心中暗想。
但我的如意算盘没有把一个人考虑进来，这便是一位名叫雅维尔?奥特肖亚的巴斯克车手。他神话般地一整天都在发力。比赛开始1小时后，奥特肖亚和另两位车手在山脚下突然冲出，领先了主车群其他车手将近17分钟。我们骑到山上时，人人都开始在雨水中发拦。等我们接近欧特卡姆时，我仍然落后于奥特肖亚10分钟，而且没有任何队友助我一臂之力，因为恶劣的天气以及一整天漫长的你追我赶已经让他们疲惫不堪。
当欧特卡姆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告诉自己这段坡道不是一个障碍，而是一个机会。这个赛段一路领先的奥特肖亚最终一定会在这里感到疲倦，而我则希望能在这里超过他。其他车手的想法也完全一样，尤其是潘塔尼和乌尔里希，因为他们准备证明我前一年只是侥幸获胜，根本无法再创奇迹。现在正是我和他们在山区一决高低的时候。
潘塔尼在进入山坡1公里处首先发力，祖尔跟了上真壮观。我飞快地站起身，冲到了潘塔尼的后车轮处。我以稳定的节奏向前骑着，超过了祖尔，并且在离终点还剩10公里处超过了潘塔尼。我在车凳上坐了1分钟，然后重新站起身，追上了骑在前面的7位车手，其中包括维伦克。我冲到了他们的前面，领着他们骑了一会儿，然后再次使劲踩起了车蹬。现在，我和奥特肖亚之间已经没有了其他车手，只剩下我和他以及坡道。我开始发力。
约翰通过耳机不断地轻声向我通报着时间和距离：还剩下5公里，奥特肖亚还领先于我4分58秒；还剩下3公里，奥特肖亚领先于我3分21秒；还剩下2公里，他仍然领先于我2分14秒。
我想赢得这个赛段的胜利，但是在我的前面，奥特肖亚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向前骑着。他现在已经领骑了这个赛段150公里，而且我们已经在欧特卡姆之前的陡坡上骑行了半个小时，可他仍然拒绝认输，尽管他现在基本上是疲惫不堪地在机械地踩着车蹬。追上他已经不可能。
他领先我41秒通过终点线。我已经竭尽全力在追赶他：他在进入最后一个坡道时领先于我10分30秒，我赶回来了将近10分钟，可仍然不够。我没有心情――也没有精力――去感到失望；我只能向奥特肖亚的这一英雄壮举表示敬意。我实现了我的愿望，作为总成绩领先的黄衫穿到了我的身上，而且我从其他竞争对手那里赢得了许多时间：赢了埃斯卡廷1分20秒，祖尔3分05秒，乌尔里希3分19秒，潘塔尼5分10秒。我已经在其他环法赛冠军参赛的情况下证明了我自己，而且是在重要的欧特卡姆爬坡赛段上。虽然我没有赢得这个赛段的胜利，但我在这个赛段的表现最终将会变得像我前一年在塞斯特里尔爬坡赛段的表现一样意义重大。
但是接踵而来的是世界上最艰难的爬坡赛段，要一直骑到海拔6263英尺的旺图山山顶，而且那里空气稀薄得几乎没有空气可呼吸。旺图山山顶就像布满环形山的月球景色，寸草不生，狂风肆虐。这里几乎没有空气，没有绿树。每位车手都害怕这地方。我那传奇般的朋友埃迪?墨克斯在1970年获得了旺图山赛段的胜利，但他在冲过终点线后不久就昏了过去，只好进行输氧并立刻被送到了急救车上。赛车界的每个人都知道英国车手汤米?辛普森的悲剧，他于1967年在这个赛段的爬坡过程中离开了人世。辛普森在接近山顶时倒了下去，虽然死因是酒精和安非他明再加上中暑，但这座山峰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这个赛段相对较短，只有149公里，但赛段的最后却是寻要命的21公里爬坡。我后来听说有三十多万人出来看我们征服旺图山。当我们进入第一个坡段时，我和其他6位车手骑在一起，其中包括乌尔里希、维伦克和潘塔尼――可能是当年环法赛最有实力的车手。距离山顶还有大约5公里时，潘塔尼开始发力。我站起身追了上去，并且在剩下3公里时终于和他并驾齐驱。我用蹩脚的意大利语对潘塔尼说，“Vince！”，意思是“你可以赢。它归你了。”
但是潘塔尼误解了我的意思。他以为我说的是“Vitesse”，即法语中的“快点”这个词。他觉得我是在和他叫板。
我们以相同的节奏一起骑着，与呼啸的狂风以及身体的疲惫相抗争，直到最后1公里的冲刺开始。这时，我做了一件无意之中让他更加生气的事。当终点线出现在眼前时，我们拼着劲向它冲去，我决定不去和他争夺这一站的胜利。我认为潘塔尼是位了不起的车手，因为违禁药品的争议，过去的一年非常不顺。他正在努力重新赢回自己的信心和心态。他无疑具有自行车车手的身材，粉红色的赛车手的皮肤，光秃秃的脑袋上裹着扎花印染头巾，耳朵上戴着耳环，而且给自己起了一个绰号：海盗。他那天骑得非常勇敢，因此我认为他应该获得一赛段的胜利。我放慢了速度，把这一赛段的胜利让给了他，自己则在2000年赛季中第三次名列第二。
这是一个让我后悔不迭的决定。
事后不断有人问我是否在最后阶段竭尽全力，我回答“是”。我那天非要坐在车凳上吗？你应该明白，无论是从战术上还是从与他人的关系上来说，在环法赛上赢得太多赛段的胜利都是个错误。主车群中有条不成文的规定，极其反感个人贪欲，而且我非常尊重这条规定。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帮助其他车手，不一定需要的赛段胜利可以让给别人。对于美国人来说，那听上去可能像自动弃权，但这却是很高的荣誉。我已经穿上了黄衫，如果再去争夺一个赛段的胜利就会显得贪心不足。
在我看来，作为总积分的领先者，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去赢得赛段的胜利是对其他车手的侮辱，可能还会危及到他们的运动生涯。赛段冠军也是了不起的胜利，能够让赞助商们高兴。主车群内有着一致的看法，即我们都是以此为生的职业车手，都有自己要承担的责任，都有自己要养活的家人。在暂时已经确保总积分的情况下，我认为我不再需要新的赛段胜利，因为那可能只会使我树敌太多，使更多的人试图在后面阻挠我夺冠。 重返艳阳下～阿姆斯特朗自传（11下）
我以为潘塔尼是位绅士，可他却不是。他对我不但不领情，而且公开说我那天不是最有实力的车手。我非常生气，在潘塔尼退出比赛前的各个赛段中与他展开了殊死较量。“很遗憾他终于原形毕露，”我对报界说。 然后，我以他的另一个绰号“大象”称呼他；这是他最不喜欢听到的绰号，因为这个绰号在影射他的大耳朵。他更喜欢人们叫他“海盗”。潘塔尼则回击说：“如果阿姆斯特朗以为他和我之间的较量已经结束，那他大错特错了。”当潘塔尼两天后赢得了另一山地赛段――滑雪胜地库尔什瓦尔――的胜利时，他说他要向我报仇，“因此便有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结果”。
第十六赛段是从库尔什瓦尔到莫尔当真。比赛是在悲伤的气氛中开始的，因为比赛开始前首先为一位被大赛汽车压死的12岁少年举行了一个仪式。以这种令人心碎的方式开始比赛，车手们后来在体力上透支也就显得非常正常了。
包括我和潘塔尼在内的每个人都猜到我们俩一定会在这个赛段进行你死我活的争斗，我们本来应该会的，但潘塔尼在当天第一个坡段上就毫无理智地开始发力。他后来说，他想搅乱环法赛，根本不在乎会有什么后果。他差一点达到目的，因为他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们每个人都吃尽了苦头。他以疯狂的节奏向前骑着，领先了其他人1分40秒，迫使主车群、尤其是我的队友们不停地追赶他。他们在这过程中都耗尽了精力。最后，经过两个半小时后，潘塔尼终于顶不住了。他落到了后面，最终比我们慢了13分钟。这是潘塔尼参加的最后一个赛段，第二天就因为胃疼而退出了比赛。但是我们都为此付出了代价。
与此同时，我也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当我们抵达当天最后一个坡段时，我的队友们因为要跟上潘塔尼的节奏都已精疲力竭地落到了后面。我在孤军奋战――而且饥肠辘辘。我意识到自己没有为这漫长而艰苦的一天吃下足够的代谢物，而现在又没有队友上来助我一臂之力。开始发力的车手接二连三地追了上来。我独自一人，而且没有了我平常惯有的爬坡体力。我尽量不惊惶失措，但我确实感到非常焦急。如果我的身体顶不住，那可能就会使我失去很多时间。赢得胜利，我是指赢得任何比赛的胜利，哪怕是5分钱套圈游戏（更不用说环法赛了），难就难在你的身心并非总能保持统一协调。大多数时候我们的身体和内心都牌互相矛盾的状态，而且对于公路自行车手来说，这一点尤其明显：当你的身体感到疲倦时，是你的意志在超越你想停下来的冲动。要么，当你的内心希望取得超出你能力的结果时，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它在干任何事情之前都需要代谢物和水。这两者偶尔也会和谐统一，这时的结果便是你身轻如燕地登上欧特卡姆；可当这两者互相对立时，结果便会是你艰难地挣扎着到达莫尔津。
离山顶还有6公里时，我开始落到了后面。我跟不上乌尔里希或维伦克。我的双腿无法按我的意愿那么飞快地用力，而且我张大嘴巴喘着气。埃斯卡廷超过了我，接着又有一位车手超了过去，然后又是一位。我只能在那山坡上苦苦挣扎。终于，我进入了通向终点线的下坡道，而维伦克早已获得了这个赛段的胜利。
我还算幸运，没有在那个山坡上完全失去我在总成绩上仍然领先优势。我最终只输给乌尔里希1分37秒，因此在总成绩上仍然领先于他约5分钟。不过，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没有输得超过3分钟，而事实上，我看到有些车手输了10分钟。那是我赛车生涯中最糟糕的一天。
再次获得环法赛的冠军开始显得不再是个梦想，但是有人说我那天疲惫不堪的神情证明我的状态在严重下降，说我在最后几个赛段中可能不堪一击。我知道其他车手会把目标瞄准我，会试探着看看我是否能够被战胜，尤其是在总积分上排第二名的乌尔里希。
我仍然没有在某个赛段中大获全胜。现在还剩下一个机会：最后一个计时赛，也就是从弗里斯堡到德国的米卢斯。乌尔里希出生于沿途将经过的梅丁根，因此一定会受到观众狂热的欢迎。那也是他战胜我并站到巴黎领奖台上的最后一个机会。我们将以最高速骑行1小时，完成58.5公里的路程。除此以外，你还不能将出现意外事故的可能完全排除在外。“只需一个人就能做出可怕的事情来，”我对新闻界说。尽管我非常想赢得一个赛段的胜利，但我最需要的还是平安抵达终点，以此来保住我在总积分上的领先地位。乌尔里希比我早3分钟出发。他刚一出发，人群就开始欢呼，而且我觉得那欢呼声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没有片刻停顿。当我离开出发区时，那噪音几乎总是挥之不去。跟在后面的随行汽车里坐着美国邮政车队的总裁比尔?亨德森。
我起初边骑边看着我的心率监测仪，以确保没有超出我的体力极限，而且没有太过头。接着，约翰报告说我和乌尔里希在前11公里的用时相同。约翰给我亮了一下绿灯，示意我全力以赴去赢得胜利。
我加快了节奏，逐渐开始从乌尔里希手中赢得时间。约翰不停地通过耳机给我报告着情况：15公里过后，我比乌尔里希快了2秒，20公里过后比他快了5秒，33公里过后比他快了15秒。当我骑到52公里路标处时，我已经领先了他29秒。乌尔里希想反击回来，但我的速度太快，只比格里格?勒芒 1989年创造的时速54公里的纪录慢了一点点。
我领先乌尔里希25秒通过了终点线，而且骑出了环法赛历史上计时赛第二个最好成绩。勒芒的纪录仍然没有人打破。但是，在2000年这艰苦的环法赛中，我第一次终于感觉到自己有了一次完胜。尽管我不愿意承认，便如果我没有取得任何一个赛段的胜利就站在环法赛最后的领奖台上，我会觉得缺了点什么。
环法赛最漫长的赛段还在前面，但邮政车队平安地过来了。当天晚上，我们终于欢庆了一番。晚餐桌上多了啤酒和冰淇淋。那冰淇淋的味道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好了，结果我们让厨房把整个一桶冰淇淋都给了我们，然后心情地享受着。同一天晚上，基克和她父母以及路克赶到了巴黎。他们终于感到有把握可以开始庆祝了。他们一起聚集在乔治五世饭店一个包厢里，为我那些开始从奥斯丁赶来的朋友们举行晚餐。第二天早晨，车队登上了开往巴黎的东方快车，去参加象征性的最后一站比赛。
我冲过了终点线，四周又是一片美国国旗和德州州旗。我们是惟一一支所有9位车手都骑车进入巴黎的车队，这对于充满艰辛的环法赛来说真是一个巨大的成就。现在再也不会有人怀疑了。当我站在颁奖台上时，基克给了我一个惊喜：她给路克穿上了一件黄衫。她把路克递给我，我则让他骑在我的肩膀上。当天晚上，我们又在奥赛博物馆举行了一个盛宴，250位客人一起坐在一间屋顶画有壁画的包间里。当太阳渐渐从巴黎的地平线落下时，我又一次举起杯来向我的队友们祝酒。“我们已经学会了怎么做，”我对他们说，“我们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但最出色的祝酒词来自赏罗宾?威廉姆斯。罗宾是位狂热的自行车迷，专程赶到巴黎来看我们冲过终点线，并且想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一喜悦。他对我们车队队员说，“你们打动了我的心。”这句话让我们深受感动。
该如何将2000年的胜利与1999年的胜利做一个比较呢？从体力上说，2000年环法赛更难取胜。当我那天晚上坐在那里时，我更像个精疲力竭的运动员。我想每位参赛者都为比赛终于结束而如释重负。对于一项体育赛事来说，3个星期就像房屋那样漫长，因此当比赛结束时，无论你获得的是第一名还是第一百零一名，那都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感受。那种成就感会永远改变一位车手。
另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是我的癌症经历不再是人人议论的话题――它变成了一个附带的话题。我不喜欢那样；我希望它能时刻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因为让人们意识到癌症的存在实在是太重要了。
自从这本书问世以来，人们不断问我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也就是“如果我能在癌症和赢得环法赛冠军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话，我会选择癌症”。我的意思是，如果我没有经历过与癌症的较量，我不会学到所有那一切。如果没有与癌症抗争过，我可能一次环法赛的冠军也赢不了，因为癌症教给了我一切。我绝对相信这一点。我有一种深深的有病在身的感觉，但我不仅不为此感到羞耻，而且把它看得高于一切。
比方说，我以前也刻苦地训练，从来不偷懒，但我现在则更加刻苦。我以前喜欢喝德国黑啤酒，喜欢吃墨西哥餐，但我面在严格限制我的饮食，几乎瘦到了憔悴的地步。我起初注意饮食是因为疾病的缘故，因为我要确保进入我体内的一切都能对我的身体有利，但我现在也明白，作为运动员，营养非常重要。
在得了癌症之后，我需要不同的感情补充，不仅仅只是愤怒。癌症迫使我对生活有了计划，而这个计划又教会我如何去为每一个更小的目标去制定计划，就像对待环法赛的每个赛段一样。
癌症也教会了我如何去对付失败。它教会我一点：人有时候会失去一些东西，如健康、一个家或过去的自我，但这些在人生的轨迹中有自己的价值。
我那年夏天还有一个目标――在悉尼奥运会上赢得金牌。虽然我没有如愿以偿，但那次经历也有着其自身的价值。我为参加夏季奥运会整整等待了4 年，因为我在前一届亚特兰大奥运会上由于不知道自己生病而成绩差强人意。我在公路赛和计时赛中分别名列第十二名和第六名，这样的成绩当时很让人失望。我只是后来才知道自己是在和十几个肺部肿瘤较量。
可是我现在已经康复，我希望悉尼奥运会能成为一个欢庆胜利的场合，而且悉尼奥运会恰好在10月2号结束，那正是我被诊断出患有癌症的纪念日。
关键是找到一个办法在环法赛结束后相对较短的时间里为奥运会调整到最佳状态。我决定不是去试图保持我的体力，而是要消耗我的体力，然后再为去悉尼奥运会重新恢复体力。我和基克回到了尼斯的家中，在那里呆了几天，然后走马灯似的去了纽约、洛杉矶和奥斯丁，为我的赞助商们出席一些赛后的见面会。等我最后终于回到尼斯时，重新恢复训练的感觉几乎就像是休息。
每天早晨，泰勒?汉米尔顿、弗兰基?安德鲁和我都会去尼斯城外的山中，找一些人迹罕至的道路来训练。我们可能一天骑上3个10英里或15英里的坡道，耗时6个小时。尼斯城外有许多很好的坡道，而我对它们非常了解，其中一些简直就像我家的车道一样了如指掌。
8月的一个下午，我们骑行在一条蜿蜒狭窄的道路上，这里从来没有任何汽车。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那些山中生活，在那些山中训练。我知道哪些道路车流较多，哪些道路没有车辆、适合骑车。我以前从来没有在那条道路上见到任何车辆――直到那一天。
我骑到了一个急转弯处，泰勒紧跟在我后面。我坚信那个拐弯处绝对不会有汽车出现，因为我以前在那里骑过几百次，柏油路面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车辆。我猛地冲进了那个弯道，一辆汽车向我迎面驶来。我根本来不及停车，也来不及躲闪。汽车迎面撞上了我，我飞到了空中。
泰勒先听到了撞击声，然后再看到我出了事。“那声音太可怕了，”他说，“我以为你死定了。”他听到了金属的撞击声，以及什么东西破裂的声音，然后他看到我头朝前飞过了汽车的发动机罩。我摔到了公路上，而且是头先着地。开车的人猛地一个急刹车，然后跳下车，跑到我跟前，惊恐未定、语无伦次地问我是否被撞伤。我起初以为自己没什么大事。我当时很清醒，身上好像也没有什么地方骨折。我那自行车的状态似乎要比我差得多。车倒在地上，成了一堆废铁和烂橡胶。车身断成了3截。我设法让车主平静了下来，然后说我们没事，我也不需要帮助。我用手机给基克打了个电话，让她开车上来接我们。我简直不敢相信会碰到迎面撞上那辆汽车的恶运。我可以告诉你那是什么样的长镜头：泰勒、弗兰基和我在那条公路旁坐了1个小时，等待着我妻子来接我们。下一辆经过这里的汽车是基克的，整个那段时间里没有一辆汽车经过那里。
第二天早晨，我预料自己会浑身疼痛，结果果然如此，而且颈部和肩膀更是疼痛难熬。我无法转动脑袋，每动一下都像刀扎一样疼痛。我们开车去了医院，与我的老朋友核磁共振仪一起度过了一点时间，结果发现第7颈椎骨骨折，也就是说，我的脖子断了。尝试了这么多年后，我终于做到了。
我在床上躺了几天。消息传出后，各家体育报纸开始推测我究竟还能不能去悉尼参加比赛。我对个说这完全取决于我的医生们怎么说，但真实的情况是，除非医生们说这次受伤危及到生命，否则我一定会去悉尼。我到过世界各地，但是没有去过澳大利亚，而且这辈子没有比参加奥运会更好的理由去那里。
稍微好一点后，我立刻回到了自行车上。我的头还不能转动得太厉害，因此我很难看到两侧的动静。不过我能够靠骑车来恢复体力。颈部慢慢好了起来，等到我生日那天我们登上去悉尼的飞机时，我已经康复了80%，而且还可以在澳大利亚继续训练一个星期，继续康复。奥运会有两个自行车项目：历时一天的公路赛和时间较短的计时赛。我感到自己在公路赛中获胜的机会并不大，因为比赛线路在平地，对那些冲刺型车手有利，但我有望在计时赛中获得金牌。
悉尼与我们想象中的一样美丽。碧绿的海湾似乎在拍打着摩天大楼的底座，红树丛掩映着那些古老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大桥。这届奥运会惟一令我失望的就是我的表现。我在公路赛中名列第十三，冠军是扬?乌尔里希。我倒是没有感到太难受就接受了这一结果，因为平地赛道不是我的强项。我只能比较现实地将夺得奖牌的希望寄托在计时赛上。
但我在计时赛中也遇到了强劲对手，结果只获得了铜牌。
当我独自出发时，从悉尼板球场一直蜿蜒到海滩再回来，而且要骑3圈，我已经知道我在邮政车队的队友维亚切斯拉夫?埃基莫夫创造了惊人的成绩。我开始时表现不错，第一圈结束时只落后于他1秒钟。但一圈半过后，我比他落后了3秒钟。我似乎无法使自己的身体运动得再快一点。
我已经在全力以赴―― 我的心率监测器已经告诉了我――可我与他的差距却越来越大。第二圈过后，我比他慢了6秒钟；到了第三圈也就是最后一圈时，我能够感觉到差距越来越大，结束时也没有有缩小差距。我在奥运会上没有创造出奇迹。我通过终点时的成绩是58分14秒，比埃基慢了34秒，比乌尔里希慢了26秒，只获得了铜牌。
我已经竭尽全力。如果你为一项赛事做了准备，而且竭尽全力，但你仍然没有能够获得冠军，那么你只能说，“这个冠军不属于我”。它也确实不属于我。埃基是名副其实的冠军。尽管失利让我很伤心，但我也为他高兴，因为他在环法赛上曾经不遗余力地协助过我。
颁奖仪式结束后，我从我的自行车旁走过，高兴地亲吻了我妻子。基克为我感到骄傲，她后来说她真希望路克能够看到我们希望他在面对失败时能够成为的那种人。这让我感到非常骄傲，就像我在她面前做过的任何事情一样。
我有时候觉得癌症所做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推倒了我心中的一堵墙。在患上癌症之前，我完全用“胜利者”和“失败者”来界定自己，但我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那种僵硬的虚荣感。这有点像我的头发。我以前非常在乎自己的外表，时刻担心自己的形象，而且出门前一定要将头发梳整齐。我现在却将头发全部剃光。我妻子用一把理发推子替我修剪，结果这种发型非常容易料理，我将一辈子留这种发型。
自从生病以来，我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在乎别人是否喜欢我。我虽然仍然有点在乎，但随着我儿子的降生，这种在乎日趋减少。我妻子喜欢我，我希望我儿子也喜欢我。我现在希望得到他们的好评。我们要参加一个聚会。那是10月1日，第二天就是10月2日，标志着我被诊断出癌症已经整整4年。在癌症病人的世界里，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日子，而对我个人而言，它是我生命中最后重要的日子，比任何生日或者节日都更重要。任何成功与失败都无法与其相比。
基克将我的这个纪念日称作“抓紧时机”日，以提醒我们要时刻抓紧时机。我们每年都用这一天来庆祝我们的生存。我们提醒自己，大家所说的我战胜癌症是没有道理的。战胜癌症的是药物，是医生们。我只是幸存了下来。我们提醒自己，根据最新的癌症幸存比例，我根本活不了。
我将用我的余生来思考我的幸存。癌症不再耗费我的生命、我的思想或我的行为，但它所带来的变化已经扎根在我身上，永远无法改变。我已经明白，急剧运动是我生活中所必需的，就像呼吸一样重要和简单。我不相信自己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去骑车或生活。而且我已经学会了多一份思考，学会了不再口无遮拦地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尤其重要的是，我已经明白，如果某个星期非常艰难，我所要做的就是靠在沙发上思考一下。说出“这些事已经不再令我烦恼了”这句话已不再那么困难。
于是，在我没有能获得金牌、只得到了铜牌的那个晚上，我和基克请我们一些最好的朋友一起在悉尼港的一艘游轮上吃晚饭，而且为世界上还有其他自行车赛事这一事实而欢庆。我们为我的健康而欢庆，然后我们一家人幸福地回到了奥斯丁的家中。
我仍然将自行车骑进奥斯丁城外那些丘陵乡间，卡车也仍然鸣着喇叭从我身旁驶过，但现在有许多卡车司机能够通过我身上美国邮政车队的队服认出我。有些司机朝我挥手，有些想把我仔细地看清楚，当然有些也仍然想把我撞下公路。我仍然在骑车，骑进那些时隐时现的高山中，骑上那些陡峭的山坡――那里的绿色树叶在寒冷的阳光中颤抖。
后记-生命就象环法自行车赛
生命就象环法自行车赛，你知道终点在哪里，但你要一段一段地去骑过；
生命就象环法自行车赛，你知道会有很多难关，但你要一个一个去征服；
生命就象环法自行车赛，你可能不会穿上黄色领骑衫，但你同样会把沿途的美景尽收眼底；
生命就象环法自行车赛，你可能半路就会退出，但你同样能赢得掌声和鲜花；
生命就象环法自行车赛，有时上坡，有时下坡，有时风雨交加，有时艳阳高照，有时的道路狭窄崎岖，有时你的面前又会一马平川；
生命就象环法自行车赛，有时你要单打独斗，有时你需要队友的帮助；
生命就象环法自行车赛，有时你要勇往直前，当仁不让，有时你又要韬光养晦，蓄势待发。
生命就象是环法自行车赛，在你的路上，总会有风雨和坎坷，沉浸在过去的辉煌或痛苦中都无助于你取得胜利。你只有关注脚下的路，盯紧前面的目标，一站接着一站，一年接着一年，不断向前，向前，再向前…… 好，顶起来慢慢看！ 深深地被感动着。
生老病死其实对每一个人都不太遥远。我们要向他那样，面对现实，笑对人生。
阿坶斯特郎永远活在我们每一个骑车人的心中。
[ 本帖最后由 王老师 于 2008-3-26 16:39 编辑 ] 在心的震撼中阅读，受益匪浅。 生命就像环法自行车赛，不管酸甜苦辣，你要学会乐观的去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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